从孔子的“义”“利”观说起

说到义与利，《吕氏春秋》的《察微》篇里记载过孔子对两件事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孔老夫子对义与利的理解是何等的睿智深邃，可令人拨迷启蒙，其洞悉与预知力让人深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故事说的是当时鲁国有一个规定，就是只要鲁国人在其他国家看到鲁国人在当奴隶，如果鲁国人愿意用钱把他赎了回国，国家可以给你报销赎金。这主要是体现鲁国国君爱护国人的亲民爱民政策，并鼓励国人爱护国人。结果子贡在其他国家做生意时赎回了一个人。他回国后不愿意报销赎金。一是觉得赎人是一件义举，二是因为子贡是中国有名大商人（端木赐），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可孔子说：“你采取是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赎沦为奴隶的同胞了。你如果收国家还你的赎金，并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的赎金，鲁国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孔子这么说是因为当时鲁国大多数人生活艰难，根本没有子贡这么有财力，所以会十分重视这笔赎金，要是鲁国人都像子贡的一般赎人不要赎金，那么他们的生活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以后鲁国的赎人者，会生怕被别人认为是为利而不是为义，反而不敢赎人了。所以子贡的“义”眼前看是好事，但长远看，却对鲁国的国策、对鲁国的人民非常不利，所以孔子教我们做事不是你喜欢怎么做就做，你认为利就是利，你认为义就是义，千万不能以个人价值取向为标准，你要洞察整个层面，从把握整个事物的全局去考虑义与利。

同样一个道理，一次，子路救起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非常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便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了很高兴，说：“鲁国的人以后必定都会勇于救落水者了”。的确，如果人们将以利的形式表彰和嘉奖义的行为视为利，被人推辞，那么义行为也就可能成了利代词，以后鲁国人谁还愿意赎人救人呢？这正是孔子批评子贡而表扬子路的深层次原因吧。

说到一个“利”字，我等饮食男女，皆是同食人间烟火之俗辈，万不可轻视讥嘲这个“利”字，无利世界焉存？人生焉存，连最让人感到自由的禽鸟类也为食而亡，况我等俗人。

仓颉的“利”字实在造得高明，“利”字是从“禾”从“刂”。“利”的由来和中国在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有关。水稻在古代称“禾”，作为农耕社会为发端的古代中国，水稻的种植在我国已有5000千年以上历史，河姆渡遗址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的遗存；而“利”的另一半“刂”，便是收割水稻的工具。古人清楚地认识到收割水稻便是利的到来，“禾”在田中，还未到成熟收割期，会在气候、长生、病虫害上还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未到收获期，尚无利可获，待到把“禾”收割了，“利”就体现了。在南方地区，水稻可以说是人糊口生存的必需，多余的口粮，便可喂养牲畜，去商肆易物，生活才会过得有滋味。

由此得出结论，人都是在于忙着收获“禾”，要是不为收获“禾”所驱，　那必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有喜怒哀乐悲恐惊的七情，也有食色财名睡五欲，这些情感和欲望，仔细想来，其实都与利有关。而人又须臾离不开一个利字。整日无利而不往，无欲而不行，便如云行苍穹而为风所左右一样不得自由。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割禾”的大家，战国时有名的策士苏秦，他获“禾”的手段是以献策为“刂”。他整日废寝忘食钻研金点子以贩卖，于是，他本来劝秦惠王用兵征服各国，使秦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但秦惠王不信从他的“连横”之计，由于他谋略得不到信用，即使长年在外，也便无“禾”可获，弄得家中一贫如洗。当他垂头丧气回到家后，妻子不下织机迎接他，嫂子不煮饭给他食，连父母也不同他讲话。他很是郁抑，幸而未成病症。于是他为利又发奋钻研，后他改用联合六国共同抗秦的“合纵”之计，终于取得了六国的信任，得到了六国的相印，地位很是显赫。“连横”与“合纵”是极端相反的两种策略，竟出于同一人之口，可见“利”字对世人而言是何等强劲的催生。

还有部分人被“利”字驱动得更是惊人。战国时的赵国大将廉颇，当他被免去长平军职后，手下宾客全数走散，等到后来廉老又被任用为将军后，这些客人又面无赧色地回来了。廉老脑子一下子也没转过弯来，便问他们怎么又来了。他们回答得脆：“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理也，有何怨乎？”他们竟振振有词地说廉老见识迟钝，并说天下的人与人交往，本来就象做买卖一样打交道，还责怪廉老有什么可怨恨的。

可见想像中的纯朴古人，其实也整日为利所趋，只是他们将今人难于启齿的“利”字勇敢地说出了口而已。因为早在2700多年，孔子的“君子固穷”便把君子与贫穷等同，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君子必定穷困。而后孟子在他的学说中，更深刻地阐述“义”的含义，尤其他的“舍生取义”，将“义”与“利”对立，作为一种衡量人道德的标准。大概上述故事发事在孔孟老先生生活的时代不远，两位老先生的“义利”观还未让绝大多数古人认同，所以人们言“利”不需要遮掩。只是越往后，这“义”“利”两字，将国人的精神已经束缚了，使人不敢轻言一个“利”字，生怕被扣上一个“小人”的帽子。可以这样妄测，中国后来长时间地落后于西方，也许“得益”于孔孟老先生的教诲吧。

幸好，30年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他老人家洞幽察微，意识到了我们这个贫穷古老的东方大国的严重弊病，喊出了一句　“时间就是金钱”的振聋发聩的著名格言，打破了压在国人精神上近3000年桎梏。使国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国为已言利割“禾”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他老人家的格言，其实是利中藏义，老人家的初衷只是希望当时的国人不要在纠缠在各种讨论“义”的理论中，要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只争朝夕，发展我们国家、振兴我们这个民族的大义上，其利大矣，其义广矣。

其实利义之辩已经延继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利与义实质是对立的统一体，无法从根本上分割对立，义可以生利，利也可生义，利可以克义，义也可克利，一如阴阳学说中的相生相克一样。三国时代，刘关张以一个“义”字结为兄弟开始，发展到后来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同是三国时代，一次曹操出征，而各自为夺取皇位的曹丕和曹植在送父亲出征前夕，在各自的知囊袋策划下，便开始了以“义”对父亲进行送别的表现。曹植发挥了他横溢的才华，满怀情感赋诗送父亲，以此来博得父亲的感动和赏识；而自知文采才华比不过曹植的曹丕，却只是一言不发，默默地一旁垂泪。谁知曹丕满含“情义”的泪远胜曹植瑰丽诗赋，深深地打动了曹操，为此，曹丕还真的得了他最大的“利”——皇位。

然而，对于整日忙于收割正当的“禾”无可非议，不过要是手执利刃，“见利忘义”地去收割别人的“禾”，甚至还要去收割集体的“禾”，收割国家的“禾”；不仅如此，在不正当地收割了物质的“禾”后，还要不正当地去收割精神的“禾”、名誉的“禾”，这就是大不义了。

联想到近来我国发生的毒奶事件，他们为自已的利，而损害别人的生命健康，此举大不义，无疑是谋财害命，必将要受到正义审判，如此谋利，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还有什么利可言。所以，古人言，君子生财，取之有道。其实“义”字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产物，同样作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的韩非子也反对以义为价值导向，坚持法制治理国家，以法制作为统一人们思想的准绳。纵观西方思想史，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义”字。说到底，只要坚持守法谋利，就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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