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最具特色的中国人》的文章，文中提到：“当代最失落的中国人是作家。二十年前,如果有幸戴上一顶作家的帽子,就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和艺术家革命家之类可以相提并论，可以名利兼收。但现在不行了，谁要是还敢说自己是个作家，一定要有点勇气。”对此，我是深有感触。

二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黄金时代。整个社会对作家怀着崇敬的目光，人们热衷看文学书籍，把当作家捧为神圣的理想。尤其是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学生，几乎个个是文学迷。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做作家梦。课堂上，喜欢的是语文课。课外时间，看的是文学书籍。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我整整一个月足不出户，写成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那种狂热，那种冲劲，如今想来都惊讶。而现在呢？上次初中同学聚会，一位搞房产开发的同学听说我业余还在弄文学，用打量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这个年头，文学能值几个钱？”有意思的是，这个腰缠百万的老同学，当年是最崇拜我的一个。记得前年我和一帮文友去岳麓山，几个人掏出省作协会员证自我介绍说是省里的作家，想免门票，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我拿出湖南日报的新闻采访证，立马放行。还有一次坐火车，购票的时候因为人多，我就拿省作协会员证去“申请”优先权，售票员一看证件，说：“作协会员算啥子，排队去。”我赶紧又陶出工作证，说是公安局的，她马上让我优先买票。

作家的失落、文学的冷落，固然与时代观念的变迁有关，与这个一切以金钱论英雄的市场经济社会有关，却不是主要的。因为，在任何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存在的，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处在物质积累的社会转型时期，这对文学来说，既是不幸，又是幸运。不幸，是因为穷怕了的国人一旦物质富足了，就会把价值观念转向唯金钱至上，把物质享受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作为精神价值的文学被边缘化便不足为奇，文学创作者被遗忘、甚至成为多余者便不足为怪；幸运，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经历心灵的荒芜、灵魂的缺失、价值的失落等等阵痛，物质只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真正的核心是终极价值，是精神的富有，这就给作家们提供了重归辉煌的机遇。问题是，现在不是文学被时代冷落，而是文学冷落了时代，不是读者抛弃了作家，而是作家抛弃了读者。有位学者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有三个方面的缺失：一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二是现代法学的常识；三是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他提出的三个缺少都用了“基本”的层次，可见，当代作家所缺少的，不仅是精英的要求，作为文化领域的许多基本常识都难以做到。

谁都知道，作家靠作品说话。二十年前之所以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就是因为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当时许多优秀的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无不跳动新思想的火花，在民众中间争相传阅，影响不仅局限的文学圈里，而且轰动全社会，带动全社会的思想震动，是建国以来文学在知识界、在民众中，最辉煌的时期。再看看现在，无论是报刊还是网络，脱离现实、脱离大众的垃圾文字比比皆是，不是闲暇的娱乐材料就是哗众取宠的笑料，不是风花雪月的矫情，就是不痛不痒的议论。就说诗歌吧，要么越写越晦涩难懂，还美其名曰技巧高明，要么明白如白开水，还美其名曰口语诗派。真正体现国民性的反思，触及到社会中枢神经的优秀作品很少，更不用说产生像《平凡的世界》、《芙蓉镇》那样震撼人心的经典作品了。文学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已经感受不到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了，作家群体的失落自然在所难免。文学把时代冷落了，时代能不冷落文学吗？作家把读者抛弃了，读者能不抛弃作家吗？

作家群体的失落，也与过去一段时间把作家捧得太高或自视太高有关。自古以来，作家本不是什么高贵的“职业”，好多作家一生穷困潦倒，“举家食粥”饿着肚子写作，死后才出名。何况文人历来清高，视金钱为粪土，淡泊名利，升官发财可以说是为稻粱谋，而写作主要是“舒愤懑”，你看屈原写《离骚》，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费那么大的心血，生前连一个子儿都没赚着。可是，文学一旦为政治服务，作家的光环就耀眼起来。斯大林同志把作家抬到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高度，而人民作家几乎就是神圣荣誉，文学功能被无限夸大了，作家职业被人为捧高了。巴金说：“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但很不幸，加入作协就是一种“资格”，做了理事什么的就获得了一种“地位”，当选为主[xi]副主[xi]之类的，当然就是一种“官衔”了。作协本来是个群众组织，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有权、利、名可争的“行政部门”，甚至供养着一些专职作家，表面上国家给发的工资，其实是拿了纳税人的钱，然后为纳税人———人民群众创作奉献精神食粮，至于他出产的产品有多少、质量有多高，基本是没有什么人管的。而作协的其他会员们，除了个别因特殊原因被开除之外，不管是否继续写东西，反正没人把你赶出去，头上这顶作家的桂冠一辈子不会丢。去年，上海民间出版人叶觉林的调查表明，在1000余名某省作协会员中，仅有20％常有文章发表，10％常有著作出版。该数据意味着八成作协会员很少从事写作，抑或根本与写作无关。不写文字了，还能算作家吗？也难怪不少所谓的作家为社会不屑了！

当然，作家的身价的贬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加入作协的门槛太低，造成作家群体的整体素质下降。二十年前，作家被人敬重和羡慕，受到全社会的宠爱，正是因为那时加入作协的门槛很高，不是随便就能成为作家的。以加入省作家协会为例，你必须要在权威文学期刊上发表一两部长篇小说，或者你必须有一部在全省有影响的作品。后来这个条件放松了，改为出版一本书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五十篇文学作品。而现在呢，据说只要出一本书就能加入省作协。如今出书圈内人都知道的，很容易，只要有钱，就能弄到书号，一个从来没有在报刊发表过作品的人都能出版文集，从而拿到加入作协的敲门砖。正因为入会门槛放低，让那些追逐名利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有的省作协会员数多两三千人，而中国作协会员才三千多。如果按照二十年前的标准，在如今的省作协会员中，起码有一半达不到。也因此，便有了2003年两位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主动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的惊世举动。两人退会的主要原因是对作协的很多问题不满，其中包括入会门槛太低影响整体素质的弊端，“退出是为了尊严。”遗憾的是，他们的举动并没有促动省作协太多的反省，至少在入会门槛低的问题上，反而更加严重。听说如今只要有关系，在省市报刊发表五篇文章就能入会。　

文学的冷落，作家的失落，是谁的悲哀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