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我们不难在隐晦沉寂的典籍之中触摸到文明被戕害的隐痛。泱泱大国，从九曲黄河回肠浊重的摇篮里步履踉跄地出发，历经先秦富丽精工的散文，历经大汉铺排纵横的辞赋，历经建安慷慨悲凉的诗歌，历经才情摇曳的唐诗宋词元曲……然而，在每一个历史仓促的拐弯处，在每一个绿林好汉入主中原的激流中，文学这代表文明与进步的火种，却被那些曾经改写过历史的风流人物所湮灭。反思事件的本身，我们不禁诘问，文学，真的是一种无法舍弃的悲哀吗？

当我们越过人性芬芳的《诗经》，横穿过充满愤懑与失落的草香依旧的《离骚》，将脚步停驻于战国的疆土，在金戈铁马扬起的滚滚狼烟之后，我们寻觅到的，除却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主流思想而外，还有法家的“儒以文乱法”之说。而到了潼关之外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小肚鸡肠的赢政，居然在江山未稳之时，就荒唐可笑地拿读书人小试牛刀，制造了震古烁今的“焚书坑儒”，开创了中国文字狱恶劣的先河。然而秦始皇做梦也没有想到，焚书的烟雾还未散尽，自己的尸骨还未寒冷，从不读书的陈胜吴广便在瓢泼的大雨中一声呐喊揭杆而起，从大泽乡的莽林中直捣咸阳，动摇了他苦心经营的万世家国。而在陈胜吴广旌旗凋敝之后，“乃公以马上得天下，安用诗书”的地痞刘邦和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项羽，又势如破竹地挺进关内，一举颠覆了暴虐的强秦，让“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成为天下苍生的笑柄。至于致死不忘虞姬的项羽，他无聊地投进阿房宫的那一把烈火，我想除了莽夫愚汉为之，读书人恐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下此毒手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于伤透了读书人心性的秦始皇，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么？

在秦始皇之后，对文学嫉恨最深的恐怕就是满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了，其文字狱之惨烈，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满脑子“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也忍不住低声叹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　封建统治者鉴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戕杀文学，虽然残暴愚昧，但似乎尚可理喻，而那些原本是读书人的，历经数年寒窗之苦，却因不获功名而视文学为耻辱，这就让人揣摩不透了。汉朝有个叫傅介子的读书人，读书经年，居然弃瓢而叹“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为散儒”，于是投笔从戎。此后，班超也把笨重的简书往地上恼怒地一扔，扬言“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好象天下的读书人都是一副小女子的脸嘴似的。当然，班超投笔从戎之后封了定远侯，这一事例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最后就成了读书人心目中成功的典型。而班超这一成功典型的塑造，致使其后的读书人，在仕途无望之余，便纷纷另起炉灶，或者于金戈铁马中建功立业，或者于杀富济贫里呈英豪之气，或者于官府中谋取一个幕僚之职……就是那个号称诗鬼的李贺，也曾急功近利地声称“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虽然李贺最终没有弃文他顾，但由于陷进书堆太深，结果进士不第，寿命不保，二十七岁便命归黄泉。而流放夜郎的诗仙李白也是想仗剑天涯、行走官场的，可是放浪形骸的他只适合纸上谈兵，一旦打仗或者应对官场游戏，除了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哪里还谈得上功名。不过回头反思，也幸得李白只是个瞎吹牛的读书人，否则，中国的文学史将会因为没有李白而黯然失色。宋朝的柳永，也曾向皇帝主动请缨，渴望能够为虚弱不堪的大宋出一分力，但皇帝不领其情，反倒为其词采倾倒，遣其回归寻常巷陌，安心创作，于不得意间流连青楼，接触底层生活才成就了他辉煌千载的慢词。事实上，比较文人武将在历史上存在的价值空间，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经得起时间淘洗而永恒流传的，是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穿破时空的魅力。

凡俗的生活中我们仰视历代灿若星辰的文学大家，在故纸堆中总会聆听到那一声声冤屈的叹息，元好问的“一钱不值是儒冠！”“书生只合在家贫！”黄景仁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至于几起几落的苏东坡，他因乌台诗案遭贬之后返观人生，也无奈地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粗记姓名可以休。”并且教育儿子“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一切，就真正是文学的悲哀了。冷静地审视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读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入仕”，而一旦入不了仕途，或者因此而惹出祸端，他们就极端地否认了读书的诸多好处，弃之如敝履。难怪清朝诗人吴梅村会说：“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从功利世俗的读书泥淖中解放出来，那么文学于我们而言将不再是一种负担和悲哀，而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载体。如此这般，我们既可以在文学中让浮躁的灵魂有所皈依，也可以让空乏的精神得到充实；既可以在众生膨胀的物欲里寻求一份宁静，也可以在时间的缝隙里觅得生活的意义，活着的真谛。谁，还会认为读书是一种悲哀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