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如梦

一

男儿母相，福禄天降；女儿父相，幸福有望。

当母亲看到我越长越像她时，对我的未来便充满了饱含母爱的向往。

可是，到了恋爱时节，有位女朋友看到我的父亲和母亲后，说我要是长得像父亲样子的话，那更帅、更可爱。我听了这话，信心便暗自一落千丈。但想来想去，还是母亲给我讲的我来到人间之前的那个梦，支撑着我面对人生的希望和勇气。

二

母亲清楚地记得，在我尚未用我微弱的哭声向人间报道的前五天，她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身着蓝色长衫，足蹬青布圆口千层底布鞋的高大而清瘦的老人，手提一根闪着金黄光泽的长竹烟斗，走到端坐屋中的母亲面前，说是让母亲千万记住，丙子月（冬月）丙午日（20）酉时面朝东方，届时必须准备三两六钱冥钱纸，一对红蜡烛，三炷香，一个八两重的刀头（方形带皮肥肉），以便喜迎贵子。并嘱咐母亲反复记牢后，转身出门，飘然而去。母亲醒来后，赶紧将这梦告诉太太（奶奶）。太太听后，喜出望外。太太说，这位梦中老人就是我的老祖公（曾祖父），说是母亲从来没有见过老祖公，看来老人真是在天有灵。由于第二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太太就张罗着准备。

果然，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如期来到了人间。一家人都惊奇梦中老人所说的时间那样准确！本来，按推算，我是早该来人间的。然而，迟迟没感到动静的母亲反而焦虑起来。正在这时，梦中老人送信而来，让母亲在太太的侍候下，平心静气地等待着我的降生。父亲为此请族中老秀才，我的二老祖公给我取了个名字：福平。希望我一生幸福平安。

我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然而，才半岁的我，便遇到父亲患白内障，到镇宁手续。母亲随去照管，将我丢给年近半百的太太。吃惯了母乳的我，总爱拒绝太太用蒸熟的饭晒干后磨成粉做好的奶汤。以至于渐渐消瘦。太太对着懵懂无知的我，发出了对无限的祈祷，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据说那时的我，脚干与成人的母指相比，粗细基本没两样。所以太太担心我能不能活下来。好在母亲的梦或多或少也在支撑着太太的信心。好几天之后，我饿慌了，含着泪饥不择食地吃了起来，这才让太太的心回到肚里，多日的愁绪也云开雾散。

三

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又有了身孕。可偏巧就在这时候，太太又患了严重的眼疾，不得不住院动手续。父亲将太太送到镇宁专科医院后，母亲地个人在家。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个人在家总是想着做这做那的。因为在补朗读过小学三年级，多少有点知识，加上也爱学，比比划划后，裁剪的衣服大都很合身。晚上常帮人家裁裁、剪剪。也许因为过于劳碌，母亲后来流产了。太太为此觉得像欠了母亲一大笔债似的，对母亲更加呵护备至。而善良的母亲，不但深感太太慈爱的温暖，而且更加知恩图报，以至婆媳之间关系亲密日固。而我在这个家里，更加得到两辈人的关爱、呵护。那时老房前有一棵花红树，新房后也有一可花红树。花红果熟的时候，当阳处，缀满枝头的果实，像无数张差红的脸，闪着天真的情。父母外出干活后，太太为了让我安静下来她好做家务，便会用竹干绑根短棍做成勾，勾些花红果放在我的身边让我吃。而我不会吃，小口、小口地咬在嘴巴里，咂咂甜味又吐出来。吐得口水兜上净是果肉。然而，看着我这副不懂得爱惜食物的无忧与天真，太太还是无奈地笑骂：“这小背时的，简直硬是无法！”

三岁多点那年，我开始有了私心。清明给老祖公上坟，长辈商量好，每家拿出三斤腊肉凑在一起，做来去坟山上贡祖。在我家与黄存柏大伯家打伙建的长五间新房堂屋里，过称的腊肉都放在铺着牛皮纸的磨上。我趁大人们不备，认准我家的那块腊肉，提着就往老房的家里走。那时，存柏大伯家家境好得多，他家先装好房子搬了家，我家的新房还是空架子，人还住在老房。大伯家搬走后，将那半间老房借给我家作厨。在之前，我家的煤火，就烟在仅有的半间房子里头。以至于后来，我的父亲和太太（祖母）都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闲话少叙。当大人们发现没了一块腊肉时，还以认是大伯家那条精灵过人的狗做的好事。可一唤那狗，它便摇尾摆尾地到来，根本没有犯事的痕迹。四奶奶车处看了一下，不见我的身影，便怀疑我。当她返回老家，在老房背后见到我正在费力地攀登一块石磴。她哐我说帮我提回家，系着抱裙（光屁股小孩遮后的围裙）的我高低不放手，还哭着闹着，将身上擦得又油又黑，赃兮兮的。后来还是太太哄我说让她拿到楼上搁好我才放手。而且是在我母亲给给洗手、换衣服的时候，才将那块肉哄走的。

这件事一直深刻在大人们心中，说这是我开始懂事的标志。

这些都是我长大后太太亲口告诉我的。要不，我是无法写下这样的文字的。

四

五岁的时候，我迎来了我的二妹福琴。这时的我，面对着包着头巾的母亲，我想，母亲不知为什么，好像因为二妹的到来生了一场大病。因为二妹是晚上到来的，而我正睡得香。在那低矮的楼上，裹着被子，睡得梦口水直淌。第二天听说添了一个妹子，就想看看是咋样。当我看到那团团的、红红的、皱巴巴的小脸，我便嘟着嘴，表现出不喜欢的样子。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哐我说妹子以后会长好看来的，我这才似信非信地挤出一点笑来。

但是，面对小妹那些赃片、赃衣裤，我还有些厌烦。母亲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于是我才接受这饿了、湿了、赃了就哭，吃饱了就睡的妹子。而且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会听从吩咐，帮着清扫妹子的赃物。

不过，这时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伙伴，会寻找自己的乐趣了。从补郎搬来邻居方玉龙便是我最好的玩伴。他比我小，但个头却和我差不多。而且很结实。他家与我家是一排房子，中间隔着一栋三间石板房。只不过他家住的是他爷爷留下的五个头的茅草房。堂屋在外间。我家老房后面的路经他家背后。据说，他父亲是下地时因屙了泡高尿，说是八字大，克父克母、克兄克弟的，所以才通过关系，过继到没有儿子的方家为子的。因为方家解放前是大户，还是他父亲在解放初，凭自身的地方势力，保住了跑到他家躲的五个解放军，才没有遭改朝换代的大灾。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被斗得实在伤心，才想到回到自己的衣胞之地避难。这样，我才有了玉龙这个幼年的伙伴。

在路边的两个岩石缝隙里，有两窝蚂蚁。我们便把它们分成两家，各管各的。有时玩到兴头，互相捉来交换。可这小小的精灵高低不听我们摆布！看着一只从属于我的蚂蚁洞出来的蚂蚁，捉住后，将它的头强放进玉龙那边的洞，你一放手，它就急急地退出来，朝着它的洞跑去，或者就远远地逃开去。玉龙说各家是各家，我们还是不要这样。

玩得晚了，看到蚂蚁们都进洞了，我们会用一小坨泥巴堵住洞口，说是帮它们“关”好门，免得晚上它们冷。可第二天，起得比我们还要早的蚂蚁，居然自己把“门”开开。而且还把“门”推得远远的。

有一天，我们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拖一条伤势很重的蛐蟮，你帮我、我帮你的，很吃力。于是便帮它们扯成两节，分别放到两个洞口。那一群失去了集结的目标，便张惶地四处探头探脑。很快就散开去。而我们的那两个蚁洞，出出进进的蚂蚁，对送到洞口的美食，居然只是嗅了嗅便悄然离开。仿佛那上面留下什么印记似的，它们似乎懂得这不是它们应该拥有的。过了好长时间，便有几只蚂蚁找到了这分成两节的蛐蟮。试了几下，拖不动，有的围着转来转去，有的便回身远去。见到同伴，用触角斗一下，像是传递着什么。很快来了一群蚂蚁，将蛐蟮往回拖。着到这些，我和玉龙都很奇怪，一个看一个的不明不白地笑。

又一天晚上，我们的蚂蚁都进洞了。侧边青蛙的叫声叫得让人心烦。我们认为它的叫，影响了蚂蚁的安宁。两人便静静地、仔细地听来听去，找准那个岩缝，便用小木棍对着，用石块一下、一下地敲打。居然把那只母指头大的静蛙打死后，用倒勾刺勾出来。

五

我进五岁半的那年三月发蒙读书了。太太给我做了一全红市布的书包。包两边底下还有两三寸长的红须须，正好放得下那几本书本。太太拿着这书包问我读不读书？如读，这书包便是我的。我爽快地笑着答道：“读！”。因为那书包的式样做得让我心动。

父亲说找个地方管管我要好点，学得多少是另一回事。否则的话我有点淘气了，管不了多少。大冬天的，都不挨家，无论如何冷，只明得在外面玩。还会跟着大一点的娃娃去田野里捉鱼摸虾，逮蚂蚱，追蜻蜓，扑蝴蝶之类。特别人大人们不放心的是村前的大塘。虽然千叮万嘱，总担心玩野了的我忘了。所以觉得将我送到学校，有个管束，那还是好得多。

学校就在村前。中间隔着个球场，南北各一栋四间的石板房。北有一高台，那就开斗争大会的时候用的站台。在未上学前我就已经熟悉了这个地方。那时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台上站在前排低着头挂着方纸牌的那些老辈子，身上穿得赃巴兮兮的，都是些做农活的人，为什么要拿来斗争？隐约记得打倒的口号，紧跟着台上举拳带喊的声音，整整齐齐地响地山村的上空。父说说我家差点也是站在台上被斗争的命。好在后来还只是被定为小土地出租，算上中农，才避免折磨。

我上学后不久，便不想再上学。我扭头孽怪地把我的想法告诉太太与父母。太太问我为什么？我居然说教我们的张老师不好玩，爱纠人的耳朵得很。正在讲着，张如熙老师就到我家家访。远远地看到他进朝门后，我便像老鼠见猫一样，撒开腿就往后跑！弄得家里人一时间不知是怎么回事。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是怕回家。于是大人们便到处喊着找我。其实，我已摸到我家牛圈头的马槽下。虽然有一大股蓄粪味，但马槽下却是些干苞谷叶和谷草。我睡在那里，听着太太一双小脚由近而远，边走边喊，喊得心慈泪流。我真想走出牛圈，投进太太的怀抱。可是我又听到在家门口大声武气地喊了几声后的父亲，边骂边说：“不要管他，饿了他会来！”然而母亲却有些心急地说：“他好大点人？有哪样好好地跟他讲，他还不是怕挨打才跑躲的？只要你保证不打他，那就好找！”父亲说：“好嘛，那我就不管。”这时候，太太找累了，回到院坝头。我想了想，从牛圈里钻了出来，抱着太太的腿哭着说：“我怕，我怕爸爸打我！”太太勾下腰，抹着我的泪说：“天，我喊你要答应嘛，害得我找够完！不要怕，你爸爸打你有我！”听了太太的话，我才在她的牵引下回家吃饭。父亲在一旁阴着脸，让我还斜着眼睛远远地防着他。

第二天，性格倔强的我还是不愿去上学。于是，太太不声不响讨来小种火麻，一手拿炎麻，一手捏着我的手，做出一副凶叉叉的样子，逼我上学。我又哭又喊地犟着不去，结果我的手被火麻掺了一下，麻痛地我，又犟着说：“除非张老师不再纠我的耳朵差不多！”太太无法，哐我说她会给张老师讲，保证以后不再纠我的耳朵。于是我才答应去上学。

从此，张老者经真的不再纠我的耳朵了。但是，当我们上课不认真听讲，或说小话的时候，他会用粉笔头远远地投来提醒。有时候投在脑袋上，还真有点痛。他一投打哪个，哪个的脸就会一下子飞红。因为被他投打的人，会引来全班的目光盯上一下。

六

上小学后，我开始学放牛了。早上，大的那些村兄会来喊我。我翻身起来，脸都不洗就打开牛圈门，吆牛上山。然后回到家里，吃了太太为我热好的饭，随便抹个脸，便早早地上学。到了学校，便和早到的同学打三角板、斗鸡、打长长跪，或背着弹弓打鸟。冬天不再放牛的时候，便睡起懒觉。听到张老师吹预备哨笛的时候，才急忙翻身下床。太太催起来吃饭都不想起，除非闻到油炒饭的香味，或者炒鸡蛋的香味，才会一跟头翻起来。嘿哩呼噜地吃了，装模作样地看看书，以让大人们高兴、高兴。等预备哨笛一吹，便上学。那时我们的学校就一个老师，住在乡政府的楼底。那楼又是解放前村里大户黄伟生家1948年建的三屋青石合缝的长五间大楼。到了时间，张老师就会从后面，走过那个四周瓦房的四合院，到三进三重的朝门外，使劲地吹上一声长长的哨笛，我们便知道预备铃声响了，该上学了。张老师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课。轮到上另一个班的课，他会布置些作业给我们做。反之亦然。而报酬是每个学生每学年十斤米、十斤苞谷，好几块钱。我们的书还是统一由老师去买。本子和笔却是家里买的。好在那时村里设有供销社，买起来也方便。更何况，供销员姓杨，和母亲一个姓，母亲便教我称他大舅。后来我知道，母亲认这个大舅，好处就在于买煤油、盐巴之类，保有斤足两。家里有啥好吃的，父母也总忘不了大舅。在那个年代认下的亲戚，直到去年大舅去逝，都还往来不断。以至于后来我到白岩重读初中，都是住他家的房子，而且是单独一格。周末还要表哥约我到他家改善生活。这是后话。

上学后，老师先教数数、拼音。开始那段时间，跟着念到是可以，离开老师就不知道那书上是什么了。玉龙能从1数到100，而却数着、数着就会跳干。写阿拉伯数字的话，总是写不好。只知道8字是两个0相挨着，无论如何，8字写出来都是横睡着的。于是，太太看到后说8字像我一样懒，总爱睡懒觉。太太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多少有点文化。反反复复地给我示范，我好不容易才让8字站成个样。第二个学期，我终于能把1到100的数数完，而且还会写1到10的数字。模模糊糊地懂得点拼音。

上学后的第一个冬天，太太从楼顶上翻下一个灰扑老耗的烘笼，一洗一抹，红亮红亮的，很好看。圆圆的提手是一片母指宽的竹子悠成的。底下镶嵌着一个沙锅。把柴烧志炭后，放在里面，再盖上糠壳或锯木面，就能保持火气。可是，上课的时候，熏眼睛得很。于是就把赛马场提放得远远的。下课的时候在手中甩转起圈来，会看到不高的火焰冒出来。然而放下来，一小帮伙伴便围拢来争着烤火。如果平时和自己有矛盾的，我会撵人家走开。人家就会闷闷不乐。于是，被撵的人，以后有啥好吃的，会分我一点。到时候我会让他挨得近一点烤火。

玉龙和我放牛上山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用棒棒轻轻地夺我的屁股。我就气了他。因为我的裤子屁股是破的，他一夺我就差红了脸。我感到他是焦不起我。他父亲会劁猪骟鸡，会杀猪宰鸭，多少找得到些钱。冬天下下课时，我就不要他烤我的火。可他偏要烤。我打不赢他，也拿他没得办法。自从被他差了后，我就泼母亲一定要帮我把裤子补好。母亲叫我给她拣红豆碴儿，她才有时间给我补。从此，我不再穿屁股破的裤子。

父亲知道这事后，觉得同样年龄的娃娃，好像这样被人家羞了一下，就对不起我似的。于是就约村里曾经打过铁器的黄存万伯伯一起，在我家搬新房后，利用老房打伙打铁器卖，赚点零花钱。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结束。但在我的记忆里，救济粮来的时候，母亲还是去大家管救济粮的民兵连长那里要。不知路了多少次，要职得一麻袋苜蓿片。也许是后来弟妹增多的原故，家里的生活还是挺紧的。哪怕吃苞谷米饭，都要造些红萝卜丁和在一起蒸来吃。只有过年过节或生病有时候，才能吃到大米饭。所以那时父亲的愿望是有将来有一天，一家人一年到头都能吃到大米饭，那多好？那时觉得，要实现这个愿望，不是十年、二十年就能达到的。而我叫呢，因为和假期太太到过安顺城的大姨太太家做客，看到那些老表做作业的时候电灯亮亮的，就很羡慕。就觉得他们有哪样的学习环境是一种幸福。和那些老表到他们学校去玩，看到那宽敞的校园，明净的教室、苍翠挺拔的树，小小的心灵里便愁绪满布。我想，我这一生怕与这样的环境无缘了。特别是回到家乡，夜晚坐在煤油灯下的时候，心里的落差是那样的令人魂不守舍。我于是总盼着假期快点到来，能在假期里与太书面语一起去大姨太太家。因为那里，表伯家也好，桃娘家也好，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老表，有装满箱的很多的小画书。读到三四年级，能让识不少字的我，便很快迷上那些里边的故事情节。而且看了之后，回来还可以在老家摆给我的同学、朋友听，并且会因此而倍感自豪。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对请杀猪饭的事反感起来。因为那时，每年都能杀头猪过年的人家也并不多。父亲一生最自豪的就是不管平时生活如何的苦，但至少每年都能杀一头猪，都能请顿杀猪饭，都能有个猪脑壳敬菩萨。虽然人家请我吃杀猪饭的时候我也愿意，也会馋涎欲滴。但是，八九岁时，我已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平等。因此，父亲叫我去请人吃杀猪饭的时候，对于杀不起猪的人家小娃娃，一喊就来的话，半路上我会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说他们不害羞，一喊就来，贪嘴。好几次，我这样的话真的把他们给气了回去。后来他们长大后，虽然不能再继续读书，但大多讨猪菜很勤快。好多家过年都能杀得起猪。而且会极力阻止大人们卖猪。只希望大人们留着过年杀来后，拿些肉卖，请请杀猪饭，把曾经失去的面子挽回来。被我气过的人家娃娃，后来他们家过年杀得起猪的时候，反而按大人的安排，极力地邀请我去吃杀猪饭。可是，随他们怎样说，我都不去。父亲也劝我去，并说我越大越不会听话，人家真心实意地请，为哪样不去？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就是闷着头说不去就是不想不去。其实就是自己心里明白，怕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丢了面子，伤了自尊心。于是我便在大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内向、脾气怪的印象。

七

文化大革命结束，大概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双坑成了公社所在地，并赶起了以买牛卖马为主的乡场。我家离双坑不过五里路程。我常跟着大人去赶场。赶熟了之后，我也会独自一人偷偷地跑去玩玩。有一年除夕，父亲给了我两角钱的押岁钱。我一直留到开学。看到高年级的一位学生，用竹片悠成弓状，中间有一个硬纸壳剪的用线穿成的猴儿似的人，像握拳状的两手，翻单杠似地吊在中间，用手一捏弓形竹片，它就会翻转。我觉得好玩，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个。回家来被父亲责骂，说是这个东西，自己动手就会做的，为啥要花钱卖？

父亲这样一说，我还真的动手做了起来。从我家后园砍来竹子，试着劈好竹片，一节一节地准备好后，就开努剪纸人的头身与手脚。一切准备好后，再给母亲要了针线，做好二十多个跳猴竹绷。然后找了个小竹篮子提着到双坑去卖。上场后，我手中拿着一个示范着玩给人家看，有跟着大人赶场的小孩看到后会停下步来，要大人给他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五分。反正也不贵，大人就掏钱来卖。

村里熟悉的大人叫我喊起卖，说这样要好卖点。我于是壮起胆子喊：“买跳跳猴喽！买跳跳猴喽！”我的叫卖志引来不少熟悉或不熟悉的目光，我一下子脸红地您下了头。

快要散场时，我数了数，整整卖了十个，共五角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挣到的钱，我一路兴奋地往家赶。而且走着、走着就要拿出来看看。路上有熟悉的大人笑话我，说我是没得钱看过，数半天还不是这么多？我想也是，于是就不再数了，而是放进裤兜里，跟着赶场的大人们快步回家。

可是到了家里一摸，这钱没了。翻遍全身都找不到。想往回找，天已刷黑。为这我哭得伤透了心。因为我辛辛苦苦好几天才赚来的，实在不干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见我实在伤心得劝不了，母亲只好从她身上摸出两角钱给我。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伍角钱的份量，比这两角钱不知要重多少倍。手里虽然拿着母亲给的钱，心里还是想着那丢失的五角钱。好像过了好几天，我到田坝头去玩的时候，在一丛火麻林中，隐约见到我丢失的哪五角钱。我不顾火麻的厉害，跳到沟里，伸手就往火麻里去，突然之间，一阵火辣辣的痛让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我在睡梦中无意将手放到了床头上太太用来吓妹子的火麻上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