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其人
黄洋
锁得住君子,锁不住小人。谈到锁,很多人都爱说这句话。据了解,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能打开的方式方法不少。蛮法就是用器具撬、砸、敲。高妙点的方法就是用“万能钥匙”开。所谓“万能钥匙”嘛,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了。
我有位堂兄恒斌,人们称他的锁叫重重锁。而且至今还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他的锁!他虽有四弟兄,在老家住的只有他。长五间的三板房,他家与他的三叔成塔家各住一头院。坝、堂屋共用他三叔家的两个儿子恒远、恒东,跟着他们的姐夫办蜡染厂。几年后各自独立办厂、做生意。凭着他们的勤谨与机智,在安顺东郊基本站稳了脚跟。赚了些钱后,就想把老家的院坝、堂屋平整、硬化。与恒斌商量,他说:“他整你们整,要我拿钱我是没有的,这么多年不打成水泥的还不是过来了!”无奈之下,他在外工作的三弟拿了三百块钱。四弟出了些义务工。其余全是恒远、恒东他们负责。后来他建厢地,把大院门的位置挤往成塔家这边,砌了过转角,将院坝占得车不开身。好在才开始,就遭到邻居反对,矛盾纷纷的。不得己才作了些让步。但原来的院坝还是窄了不少。他说他占的是他家的份。他不管留下的院坝还是两边共用的问题。成塔老人说他这样不应该,他说,1954打伙共建这房子时,成塔老人去当兵,只寄了六十块钱来家打伙建。他父亲出的钱和力都多,所以他现在打院坝、堂屋不出钱是应该的,要想多占哪点也是应该的。
为了赌气,恒斌在成塔家厢一侧调了块地基,紧贴其墙建了一独间两层楼的平房,将人家的窗户堵得死死的。恒远鬼火冒,花了十多万块钱,又在他这独间房一侧紧贴其墙建了三大间两层琉璃瓦洋房,把他那间记熟了夹得死死的。
因为他的抠门和狭隘,以至两家关系搞得乌烟瘴气。这仅是其一。
马大家穷,生活上长期难见点油水。马大的娃娃就趁夜晚去偷他家关在院坝头的鹅。也不知用的是什么方法,居然狗不吠、鹅不叫。后来,他在没有喂鹅的马大家后园发现鸡刨出的鹅毛后追查出来。他就把马大家一块大秧田长期占为己有。村里领导说,马大家娃娃错了,在如何穷,帮人卖气都可以叫马大家赔!但把人家口粮田都霸占,让人家一年到头种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可怜得很!恒斌说:“哪个叫他家不管教好,手爪爪痒!这种人可怜不得,就要这样教训他!是他家讨得的!”
别看他领着工资,苦磨苦奔,还要处处精打强算,但不论对老、对小、对自己都对不起。
他父亲在时,单独分开过。年纪大了,做不了农活了,叶子烟也种不了了。没烟抽时,用烟杆骨头在堂屋门口的三墩上捶来过过瘾,也是特意做给他看,他居然不管不问。他父亲不得不开口:“要不是当年我当大队支书,你有哪样工作?现在你工资领取,老子烟都没有抽了,你这样看得下去?”谁他父亲怎么讲,他还是不说。其实,他在内心深处打着他的小九九。这是几弟兄的事,怎能叫他一个人负责呢。有人给他说,父母份中,弟兄之间,不要分得太清,各尽各的心意。哪个条件好点,哪个多孝敬父母一点并没有啥。可他振振有词:亲弟兄,明算账。
他虽然是老师,两全娃娃读书根本没拿当回事。而且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有点放任自由。有老师向他提出,对娃娃要用点心思教育一下。他说:“要咋教育,有点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让他们长大就算尽到责任了。祖祖辈辈,哪家不是这样?”
而他两老呢,儿子娶媳妇的那天,他还一身灰扑扑,像个刚打田回来的人一样。而且头发蓬乱,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他的妻子,穿一件皱巴巴的白底绿花衬衣,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衣。穿的裤子,屁股上还补了一个大疤。
六点过钟了,迎亲的人终于集齐,要起身了,连菜都还没准备。村里做厨手脚最麻利的恒远,虽然恒斌还没与他和好,但念在亲叔伯弟兄的份上,还是来吃酒的。可来了之后,恒斌视而不见,不张不理。我知道,恒远这人,只要恒斌和他打个招呼,什么也不会计较,就会主动地站出来帮忙。只要恒远站出来,振臂一呼,帮忙的就会多起来。那么,这帮菜做饭的事,早就有了眉目了。也不会因此而引起去帮忙接亲的人的怨气了。然而,恒斌就是死个舅子也不和恒远打个招呼。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似乎还在赌气:“事情总会过去的,怕缺了你地球不转?”
四弟兄之中,他排行老二。大哥是拨一拨动一动的人。三弟搞政法工作,算是一家人的面子。四弟在县城打工,后来成家在县城,住其三弟煤棚改建的房子。四弟兄中,除了三弟家是双职工,两口子大小都任点职,有房有车,生活比较宽裕外,就算他好过了。他是“文革”中,因父亲任大队支书而推荐上师范,后来字排工作的。而且工作一直都是在我们的村校。在农村嘛,有份能顾家又能混得过去的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更何况,当年在农村工作的人,计划生育上也没强调独生子女。一对夫妻允许要两个孩子。他家也就是一男一女。俗话说,一男一女一枝花,多男多女大冤家。男孩女孩都有了,父母兄弟又不要他操心,负担也不算重。但是,他却没有一刻放松过自己。
任何人看到他,不会想到他是一位教书先生!从他的脸色,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黑旋风李逵来。光光的额头,蓬乱的头发上常常是灰蒙蒙的,甚至还“拈花惹草”。你会想到他像一个“夜猫子”。衣服裤子,多是泥郎糊带。有人对他提意见,说是教书要像个教书的样子!他嘿嘿一笑,说这才叫不忘本。人家又说他,最起码要穿干净点、伸展点,看上去振作点。他说,在农村上课,他这种情况,早晚要顾点农活,哪有时间来穷讲究!栽种与收获的农忙季节,他更是忙得起五更、睡半夜的。有时候,学生在一边悄悄地笑着对他指指点点,他全然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的裤门没有关上!当他意识到了之后,无所谓地当着老师、学生的面扣上扣子。有位老师直言批评他,要他背着点去扣,这样实在不雅观。他却争辩说,当着也好,背着也好,哪个不晓得是这么回事?
不过,对于他来说也有另外。如果上级要来学校检查,他就会换上他平时舍不得穿的蓝的卡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光光的。见了上级来的人,总是微微地笑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备不备课,要求并不严格。所以,有的教师说,教书是份良心工作,要上好点也可以,要混也混得过去。
懒散惯了的他,好多家长对他都有意见。教办准备将他和另一位与他差不多的教师调离家乡,并因此而想到加强教学考核。可这一来,他们怀疑这个整他们,那个整他们的,到上级主管部门申冤告状。趁尚未开学之际,成天尾随着领导不放,弄得上级领导因此而头痛,不得不满足他们留任家乡村校教师的要求。
文革末期,二哥先任民办老师。年轻力壮的他,除了春节后十几天。用独轮车到补朗那边去推一年的用煤外,其他时间,他基本不做什么重活。要找媳妇的人嘛,穿着上也算讲究。虽然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多余的,但还是经常看到他穿得整整洁洁的,像个教书先生的模样。后来,按亲挨亲、戚挨戚的关系,由老人请媒人牵线,在陈家寨提了门亲后,很快结了婚,成了家,又单独分门立户过日子。这时候,土地下放了。他于是就农教兼顾的日子来。
真是骑马去看牛,一心挂两头。早上起来,或放牛割草,或挑水挑粪,或砌田埂地埂,总要干点家内家外的事后,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匆匆抹一把脸,赶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要是农忙季节,他又会想到还有这样那样的事没有做。有时等不到他的课结束,便连上课边心神不定地看表。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他大都会匆匆忙忙地往家赶。他这样忙法,有时让我们有做不来的作业想问他都难找机会。晚上找上门去,本来时间还早,他连鞋都不脱就横躺在床,呼呼大睡。一副身心俱疲的样子。
二哥他上课的第一句话大多是问学生:昨天上到哪点了?因为他习惯拿起书本就上课,不兴备课的。村里人说他误人子弟。他说人家连误人子弟的资格都没有得。甚至说要嫌他教不好,可送自己的娃娃到老师教得好的学校去。他还说,无论哪个教得再好,工资也没有多得一分。人家就说他,应该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他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应该好好珍惜,多教出几个,多有几个工作的,今后他的脸上也有光。他说文化大革命那阵,他们纯粹是混出来的,也没想到会有个工作,就像捡得的一样,混得一天有一天的工资。他教不好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可以开除他。于是又有人反对他说,亏他还是个中学生(村里人不承认“文革”中社来社去的文凭),照他这样的态度下去,怕教到一定时候要教成光杆司令。他说除非这个村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变成了城市,共[chan*]党也不存在了还差不多。否则,他照样地混下去,照样的领导工资。何况,就任他仅有的那点知识,教小学永远都没问题。工作上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他家的农活,他简直是拼着命地干。任凭家长们意见纷纷,他硬是无动于衷。堵死大家把他没办法。
那年月,户口限制得紧,加上刚解决温保问题,大多都没有余钱剩米,就算有这份心思,又有多少家能把孩子送到教师有水平而责任心又强的学校出去呢?
不过,生意做得早,赚到些钱的人家,还真的人托人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送到区、送到县上好点的学校去了。小学也好,初中好罢,能有点文化、懂得知识重要性的人家都开始开考虑对子女采取重点培养的策略了。农村嘛,计划生育再紧,两三个娃娃的人家都多。有的为了要个儿子,荒山野岭,风餐露宿、拖儿带崽地冒着生命危险躲计划生育都心甘情愿。大多数躲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心愿满足了,吃不像吃,穿不像穿,还要为每个季度的“社会抚养费”的缴纳而发愁。这样一来,好多人家,就是就近在村里读书,娃娃多了,又接二连三地生一个大一个岁把。连书学费都交不起。你说还有哪样钱去做生意买卖呢?生意做得早的人家,大多靠出嫁到城郊或城里,有工作、有本事、有路子的姑妈、姐姐家的支助或指点,小敲小打地起家。这样的人家,多少有点眼光,比较关注下一代的前途,便想到为子女创造个好点的学习环境。
这样一来,成绩好点家景勉强跟得上的,多不在我们村校读书了。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外出打工的也渐渐地多起来,学校的生源慢慢地从400多人锐减到不足200人了。因为连续多年,我们的村校,连县二中都没考取一个。村里的人们对学校越来越没信心。只是还有好多人家处于无奈,不得不让子女就近上学。
再说,有能力的年轻教师,到的时间不长就会凭本事也好,找关系也好,三两年,甚至一年半载就会离去。你想,一个偏僻的山村学校,有几个远处的老师来,住的就算拿个大教室隔成几格,各住各的。吃的呢?米粮算是买一次要吃一两个月。小菜就不方便了。逢赶集天,买些新鲜蔬菜,洋芋、豆腐干、肉之类。要是冬春之际还多搁得一下。否则,只得先吃了新鲜的,然后再吃能够多放置些时候的。肉呀,豆腐干之类,只能先放油炸好,多放些盐,才能保证时间长了不变味。加上农村又不像乡镇、县城等有电视、电影可看,甚至有歌唱,有舞跳。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看书、喝酒、吹牛外,什么也没有。更何况,一到了晚上,学校所在的孤山,四处是坟,茫茫夜色中,整个学校显得那样的空旷、寂寞。真是鬼都打得死人。这哪能留住有点水平、有点责任心的教师呢?因此,长期以来,校长也好,教导主任也好,都是本村或附近村里考取师范的、民转公的教师担任。
二哥他虽然没有啥真本事,因为土生土长,加上“山中无老虎,猴子出来耍霸王”。居然也当上村小学的教导主任。当上教导主任的他,不是说把精力和时间放在配合校长如何搞好教学上,而是盯着学校那点可怜的经费。虽然这小小的职位让他高兴了一阵子,让他教学的积极性比以前好得多。人也因此讲究得多了。起码能穿件干净伸展的衣服。公鸡头上一砣肉,大小是个冠(官)。不论走到哪点,不熟悉的场合,同事介绍说是交教导主任,他一听,眉毛都要高三寸。其实,一个村小学的教导主任,能称得上啥职位呢?但人就是这样,多少有点红飘带挂起,就是自己像换了个人样。不但如此,看着校长用钱发票有白条,他开始怀疑校长不民主,背着他私吞公款。好像只要拿了一块公款,也给了他一块,那就不叫私吞,而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他开始暗地里搜集校长贪污的证据,害得上面派人来查了几天几夜,结果上不了什么台面,也就不了了之。他又怀疑去查的人不公道,得了好处才不了了之。上级想调整人嘛,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只好将就。
在这个小小的职位上时间久了,到乡镇也好,县城也好,遇到 同学朋友,他也会显显摆。因为他从是教导主任兼总务,校长也时报点招待费之类,而且是白条。他于是想,你校长报得,我也报得。拿着公款做人情的事,谁不会干?更何况,这也是显示自己身份,让同学、朋友高看自己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怎能放过呢?再说,借此机会,还可多少捞点好处。回去编个谎,说是遇上某某上级有士不就得了?谁知校长也是个有点认真的人。他的谎言最终被戳破,以致于话不成句,脸红筋胀。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与校长,你设个坎给我爬,我设个沟给你跳的,一个盯着一个不放。
校长无法,为缓解关系,不再亲手插管财务,把总务完全让给恒斌经管,校长负责监督。用钱由他,签报由校长。有哪样好处,都给他一份。可他还是斤斤计较,说校长这样哪样的不是。校长叹息道:“他这个人,当年转正的时候,还是我带他去地区教育局找人的。去的时候,叫他买条甲秀都舍不得,只想买条朝阳桥。两块钱一瓶的高粱酒他都舍不得买。还是我副着他买了,才去把事情办妥。现在他不但不记情,还处处为难我,真把他没有办法!”我说:“连自己都对不住的人,你又何笔跟他计较呢?你没看到他,时不时地叫着,这点不痛哪点痛的,医药费国家可以报点的时候,他都怕垫付,又承担自己应付的部分。挨来挨去,挨不了了,才去医院看看。能吃药治疗的,他绝不住院。这种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活着,哪点会不斤斤计较呢?只可惜他苦了一辈子,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上对不起老,下对不起小,中间对不起自己和妻子。你要是劝他出外旅游一下,开开眼界,强如要他的命!因为抠门,人缘也不怎么好,社会上的评价也不高。但有点好处就是你如何批评他他都受得了,对人来说,大多没有坏心眼。”校长说他现在好多了。因为手机普遍,通记过方便,校长劝他买个手机,两个都买,每人从学校经费中补助500元。他想了想还是同意了。能用手机,可见他的思想观念还是有所改变了。可是,此时的他,正在迈向花甲了。面对自己的一生,不知他究竟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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