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行健，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陌生，大都知道他在两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对于他的作品，许多人却并不熟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却是由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与其他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命运不同，高行健的获奖不仅没有令中国振奋，反而让官方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者说恶意攻击。相反，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却受到中国大力吹捧，今年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美国华裔化学家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大肆报道，好像获奖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其实钱永健出生在美国生长在美国除了那点可怜的血统外与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中国人却好像对他身后的美国国籍视而不见。高行健获奖后，中国作家协会先是保持沉默，进而肆无忌惮的攻击。人民网也刊出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从多个角度质疑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进而诋毁高行健巨著《灵山》的思想内涵。身居大洋彼岸的高行健一定忍不住发笑，中国人居然还是像当年一般愚蠢，尽管笑的背后是苦涩。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年华老去后离开土生土长的国家和人民，高行健也不例外，他的离开有着不得已的苦衷，而这些苦衷的根源就在于这个国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氏创作《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等剧作，虽引起很大反响，但因其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想内涵而引发争议。随后出版的小说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这一新的小说创作理念也引起广泛争论。一九八八年，高氏以政治难民身份迁居法国，并于一九九七年加入法国国籍。他的离开使得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对他十分陌生，对他稍有了解的人大部分是与他同时代的老人。高氏获奖以后不仅没有获得解禁，反而被多方诋毁，小说《灵山》也无法出版。相反，台湾在一九九零年便已有高氏的多本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灵山》、《一个人的朝圣》等，而中国大陆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灵山》刚刚面世便被查禁，这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狭小的胸襟，也显示出一个民族人性的卑微。针对中国作协对高氏的不公平待遇，作家余世存、笑蜀、摩罗和余杰四人发表了一篇《致中国作家协会的抗议书》，同时向身居海外的高行健发去一封《致高行健先生的贺信》，这一行为多少让高氏本人以及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安慰。

高行健赖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灵山》是一本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著作，在写作内容上，既没有固定的主人公，也没有固定的情节，全篇凸显一种散文化的趋向；在写作方式上，通过叙述你、我、她三个不能称之为人物的意象的游历，将散漫的故事情节整合为一部长篇；在语言运用上，诗化的语言使得整部小说洋溢着淳朴自然的气息，读来令人神往。从内容上看，《灵山》取材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的民俗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然而小说在艺术特色和精神内涵上都与中国传统小说有着巨大的区别。高行健深受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知不觉地将这种影响带进小说，这便使得这部小说体现出更多的西方特色。然而高行健的创作方式与西方任何一种文学流派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他已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将中西方文学理念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早在出国之前，高行健在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已经对小说艺术进行过细致研究，并在研究中提出自己的写作观点。这种观点超出了整个国度人民的理解能力，以至于后来遭到批判。正如作者在小说第七十二节中发出的疑问：“是不是可以有常识以外的写法？正像故事一样，有从头讲到尾的，有有头无尾的，有只有结局或只有片断讲不下去的，有讲也讲不完的，没法讲完的，可讲可不讲的，不必多讲的，以及没什么可讲的，也都算是故事。”高行健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语言艺术。他在《给我老爷买鱼竿?跋》一文中说：“我以为小说这门语言的艺术归根结底是语言的实现，而非对现实的模写。小说之所以有趣，因为用语言居然也能唤起读者真切的感受。”正是因此，《灵山》脱离长期以来的写实主义，淡化了人物和故事情节等等大众化小说写作的重心。中国现代小说发端于五四运动，从那时起小说这门艺术一直没有脱离稚嫩的圈子，追根溯源与小说写作的功利性不无关系。当然这种功利性的产生与民族危难是分不开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存在。大部分小说都与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宣泄民族感情成为小说创作的目的。为人民大众服务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错误，然而小说是一门艺术，艺术的最终目的不应体现在功利目标上，而应体现在其审美意义和欣赏价值上。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写作多年积累而成的误区，当高行健发现这一误区的可怕性并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的时候，国内的小说写作者并没有站在同样的高度，于是批判与质疑也就在所难免。这也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中国一直以来的诺贝尔情节实在可笑，不是诺贝尔奖的评选有问题，而是我们自身有问题。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想要与这一世界上最为崇高的奖项靠近，他必须站在高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起点上，必须站在文学这门艺术的高度上，然后反过来审思自身的缺陷以及同国际间的差距。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的目的在于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一评价是切实而中肯的，在《灵山》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灵山》是一部朝圣小说，全文由一个个单线的故事连缀而成，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刻骨铭心的思想点，小说的思想正体现于这一个个思想点中。小说采取了你、我、她多种复杂意象交叉式的描写，每一种角度之间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然而种种不同角度却是同一自我的不同表现。“我”由于某种莫名的原因，游历于中国南部偏远地区的长江沿岸，在游历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奇妙的事件。“我”这一身份多少与作者本人重合，“我”曾被误诊为肺癌，作者也曾有过这一经历。可以这么说，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作者本人在对现实世界茫然无措产生虚无感的时候，一个人精神的旅行与朝圣，至于朝圣的目的则是虚无的。小说处处透着一种虚无感，例如第八节中写到“我”出行的目的：“也许是想找寻另一种生活？远远离开烦恼不堪的人世？既然遁世又何必同人去交流？不知道找寻什么才是真正的苦恼。太多的思辨，太多的逻辑，太多的意义！生活本身并无逻辑可言，又为什么要用逻辑来演绎意义？再说，那逻辑又是什么？”“你”这一意象才是在实际中找寻灵山的朝圣者，然而“你”却在找寻过程中一次次误入歧途。“她”的出现改变了“你”的朝圣历程，两个人之间发生乱七八糟而又平淡无奇的故事。“你”其实并非为了朝圣而来，而是寻找生活的某种依托，或者说一种精神，又或者说其实是在找寻自我。“她”给人一种神经质的感觉，看起来很正常，然而做出的行为又很不正常。这三种不同的意象或者说叙述角度增加了小说的立体感，全方位展现出人本身这一自我的复杂内心世界。书中写道许多仍旧存在于民间的民俗文化，包括民歌、巫术、道家文化、被信以为真的传说等等，除对这些值得保留的民俗文化外，作者还对自然生态以及文革、反右运动投以关切的目光。此外，作者对情爱问题还进行了多方探索。

《灵山》理应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因为种种特殊原因我们失去了拥有如此优秀作品的机会，也失去了拥有高行健这样世界级作家的机会，这不仅是文学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灵山》毕竟是一本用汉语写就的杰作。

忆殇

2008.10.14

写于德州学院寝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