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目的来由

前些天读熊飞骏先生的《假如戊戌变法成功？》：

“假如戊戌变法功，中华大地就会远离战争和力，中的质会在的空中净化，不会潜那么多的非理力倾向，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会使绝大多数民变得通达理。

假如戊戌变法功，中就能避免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空前的文明灾难，中之间的互相防范和互不信任也不会象今天这样严重。

假如戊戌变法功，中的才智被最大限度发出来，才能顺利找到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智慧的火花会在中华大地群星闪烁，中会不断走向瑞典的王宫。

假如戊戌变法功，中华文化会在长期和平的氛下空前繁荣，理和思辨替代急躁盲从，今天的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愤青和追星族。

假如……”

感想颇多，当时就只评论几字：“第一，戊戌变法不可能成功。第二，成功了也不会像你假设的那样，辛亥革命成功了又怎样？第三，历史不能假设！老虎妄言啦！”熊先生也未回复。

恰又读褦襶子先生的《答“城市青鸟”》，发感想如下：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真要实现多党制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实话说，我是主张多党制的。但回头想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中国未必就光明了——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十年黑暗与混乱。人们也是雪上加霜。目前要是中国中共不执政，谁能站出来说，肯定搞得更好？指责总是容易，建设就很困难。至于退稿，希望多多理解。安全是网站的第一。这样我们才有个发言的地点——尽管可能不能完全尽诸君之意——但总比没有的好。“　

褦襶子先生客气的回复：　“阁下的认识还是非常理性的。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弊相权择其轻。那些愤青只知一味随心所欲。根本不考虑结果与作用。哎，这此人也许才是目前中国发展的障碍。左的东西有时更具欺骗性。感谢阁下留言赐教。”

偏逢前些日子听课《十年文化大革命》，授课教师引用了“文革”结束以来，一直很权威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着“八大”确立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社会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进步目标。

二、以“文革”为例作答

作为历史教师，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问题一旦提出来了，就这样反驳多少有些“蛮不讲理”的架势。可真要反驳，是很专业又很具有理论深度的。我查阅相关资料，作一家之言，供大家指正。

我个人认为，这一结论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必须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在认识上和行为上真正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模式。

事实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仅仅限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层面，不仅没有怀疑到苏联模式的合理性，不仅没有触及到制度层面，而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问题的观点还进行了批驳。虽然党的领导人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提出并力图探索—条中国式的社会义道路，虽然我们认为中共“八大”关于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正确的，但中共“八大”所提出和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目标模式，仍然是以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制，“八大”所坚持的政治体制模式依然是以一元化领导为基本方式的高度集中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模式。这种经济政治模式是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且，这些模式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纲中都有明确表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有更为系统明确的回答。这些认识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的看法，党的其他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与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可以说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共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危机的风声鹤唳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一跃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二战后，苏联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望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极大提高。盛极一时的辉煌使共[chan*]党国家领导人确信，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阶段，更可以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建立起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过于膨胀的自信以及东西方冷战等客观因素，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无法再虚心学习和享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无法把握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在封闭或半封闭的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它束缚了人们的视野，也掩盖了严重的体制弊端。从世界范围，可以说，“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极盛之时，正是传统社会主义步入深刻危机的开始。具体到中国，这种“确信”是使中国坚信和坚持高度集中经济政治体制的真正动因。

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也许不会爆发“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群众政治运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也难以有以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为取向的改革运动。而如果既没有这样的改革，又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以超常方式将传统体制弊端迅速推向极端的“革命”，而是等待传统体制弊端积重难返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时才进行改革，中国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真不知是哪—种更大。后一种情况在日后东欧剧变和苏联瓦解中做出了最发人深省的注解。

我还想说，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痛定思痛，中国社会近20多年的巨大进步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社会今后文明步伐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依然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反省的全面性和彻底性。经济决定政治，这正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天加大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动因，否则，中国的经济建设很难再有高速的发展和突破。

几点想法：

第一，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更是不能随意“假设”的。当我们用“假设”去推翻或否定以前的历史事实时，绝不能想当然的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来规划历史的发展轨迹。否则，就是对职业的不尊重，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科学知识的不严肃与亵渎。

第二，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拿破仑上台，恩格斯说：“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扮演的。”

第三，历史教师的教学要绝对以客观史实为依据。课堂教学当中的趣味性故事都不能拿“野史”、电视剧中的虚构情节来渲染。有些教师在用多媒体课件上课，总喜欢剪辑电视剧中的剧情或画面，不是说不行，就是一定要以客观史实为依据。

以上不仅仅是写给历史教师。

三、不要随意“否定”

“如今的国家政要们终于渐渐明白，缓和权力之争唯一的策略就是实施多党制国家机构，分散权力执政，适当地实行民主。”　（“城市青鸟”）

我们总是认为“腐败的根源是一党专政”这是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推论出“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解决”，对此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激进，但更需要冷静。”（答褦襶子）

现在很多人发牢骚，在那儿骂共[chan*]党，但别以为发牢骚、骂就是反对共[chan*]党。我始终认为，如果有一天，没有人骂了，都高呼万岁的时候，肯定是共[chan*]党犯严重错误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喊“共[chan*]党万岁”，都喊“毛主[xi]万岁”，那是共[chan*]党最犯错误的，因为它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它听不到人民的呼声，听不到人民的愿望，所以，它一定是犯错误的。毛主[xi]身边围着一批江青、林彪这样的人，是不是？

我们常在巴士或出租车上听到司机把国家领导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要是问他：这些年生活怎么样？比过去如何？他一定说“变化很大”。再问：假如共[chan*]党下台，你的生活肯定会更好吗？他也一定说“不一定”。

究竟是多党还是一党，这个问题不是人为去设想它，而是由实践去检验它。当实践检验出一党不合适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多党；当实践检验出多党不合适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党或两党。

不要因为现在的考试制度有弊端，就去要废除她——如果没有更好的考试制度替代她的时候；

不要因为“标准答案”束缚了人的创新，就简单的否定他——如果没有更好的“答案”方式替代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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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有腐败等弊端，多党制一样有腐败等弊端！我们可以总是假如“这样”，但我要提醒的是：真的假如“这样”了，未必会出现我们想要的理想的“那样”。

人民痛恨清政府，当辛亥革命推翻了它，但中国未必就光明了——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十年黑暗与混乱。人们也是雪上加霜。目前要是中国中共不执政，谁能站出来说，肯定搞得更好？指责总是容易，建设就很困难。

我们需要“愤青”和否定，更需要冷静与建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