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路上，忽听一个声音叫我，原是晓平，硕士毕业两三年，适在学院教授高职语文。他说：“你真是作假高手，又为他们炮制出一本论文集。”我说：“论文是大家写的，我不过辅助结集而已。”他说：“其中有我一篇，我却不希罕这本书。”我说：“可是那篇，是你自己投到学报来发表过的。”他说：“放心，我再也不会向你们投稿。”

我叫他停一停，待其他人走得远了，才说：“你可以看轻学报论文的质量，可在处人方面，有件事我得和你说一说。”我想说的事情是，因他第二篇来稿的一些过节，他与老教授产生隔膜，迎头碰面也冷若冰霜，在我看来亟需化解。老教授年近七十，满头白发，搞了大半辈子学报，又专研究元典文化与文章学，在对论文的判断方面，我一向自叹弗如。教授认为：他以某作家与某小说作为议论对象，却没有针对作者及作品进行必要交代；文章很笼统，结构不清晰，须加一级小标题予以切割；参考文献不合我们学报规范，需要一一调整。当然教授也充分肯定：此文论证透彻，表述细密。教授独自判断完毕，仍恐有失，叫我再看一遍。我完全赞同教授的意见，他便同晓平在电话里交流。晓平显然不愿接受，比如对前后两点，他认为这是写给“圈子内的人看的”，有没有交代都无所谓；他的参考文献遵照了某某国际标准，自不必再按我们要求的国家出版总署建议使用的标准修正。冷却一段时间，教授再叫学报一位女士当面向他转达修订意见，他仍持同样态度，且扬言收回论文，道是不必在学报发表。此后，他与教授碰面，教授屡想招呼，他脸一别就过去了；倘若我与教授一路，他则视教授如无物，只和我大谈特谈象棋，而且用了极为怪异的腔调。

我本不在意，但慢慢发觉，他似有意为之，教授的心头也堵得紧。那边我已劝过教授了，说您一大把年纪，不必与年轻人动气。现在既然和年轻人相遇，我便也想对他说：观点可以保留，却不必在人际间设置障碍。其实，此前我已在另一硕士的家里和他谈过这篇论文了。当时我刚读过博导王吉鹏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字，说他观点严重老化，完全出自几十年前的“阶级斗争”思想；结构极度混乱，根本没在作者的有效掌控之内；语病多如牛毛，加上标点符号的错用，一篇之内竟达三四十处之多。我先谈王吉鹏，再谈他的文章，说在论文规范与语言规范方面，两者的毛病相通，似乎还没入门。我也提到参考文献，“无论你采用什么国际标准，只要你向此一学报投稿，你就必须符合此一学报的规范要求。”我还自信满满地宣称，“即使我没读过你的论文，但只需略一扫视，即能立刻指出其中的许多是非。”众目睽睽之下，他没反驳，似已默认。

再往前一些，教授曾细致修订过他的第一篇来稿，后来在学报发表了，现在又收入到这本论文集中。对语文教研室的每一篇论文，教授几乎都是细致修订、当面指正的。只要对比一下原稿与定稿，其修改的力度之大，远非一般编辑、加工可比。而其原稿的主要弊端，仍在结构及语言。比如前两个部分与第三部分游离，必须完全删除；标题与正文不对等，除非将它改变成修订后的标题；语言颇为散漫，散漫得已经没有力量，更体现不出句式内部的严密逻辑。只是与第二篇论文相较，作者与编辑并没发生冲突，互动还算凑和。

我也作学报编辑，我和教授的心态一致：尽可能地发现、培养学术人才，尽可能地帮助作者提高科研水平与论文质量，尽可能地完善每一篇来稿，尽可能地将学报办得规范而谨严。我正想从这个角度，将他与教授之间本不必要的间隔消除。但我根本没有机会叙说，因他更多的议论足将我欲言又止的表达扼制。他说，“但凡四十岁没评上教授的任何人的文章，我都不屑一读”，“倘若一个人四十岁都没评上教授，他还能有什么学术水平与竞争能力？”我反复强调，以年龄、职称作为唯一评判标准，不仅狭隘，而且荒谬；只有以思想、灵魂、真知灼见贯注于学术，学术才真正有价值。我也例证他所佩服的一些博导，其文章与专著同样多是垃圾。他虽不否认，却仍坚持己见，“中国今天的学人，哪里还有思想？所以年龄与职称，就是评判高低的最重要标准。”末了他说，“还是等到周末，让我考验考验你的棋艺。”我说：“以你现在的状态，什么也考验不了。今后还是不下棋的好。”

我们下过有限的几盘棋。我们都会象棋与围棋，下象棋我盘盘输，下围棋他盘盘输。后来他只要求下象棋，并希望我能进步得快点。我们也曾聚餐，餐桌上大家唇枪舌剑，结果发现他只关注他所研究的现代文学方向，动辄引用某某学人的观点；他决不相信《易经》或《道德经》的玄妙识见，也许还没读过《论语》或中国思想史、西方哲学史。当然我只是推测，也许正因他缺乏广泛的学术参照，缺乏更多的文化视角，缺乏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缺乏从身边人事发现光亮与奇迹，他才那般封闭，那般孱弱，那般经不得碰撞与感染。

乐于以小圈小套闭塞耳目的人们，往往自视甚高。而我这些言语，本意只在助人破除圈套。于他，不知是否多少有点用处？我所悲悯的是，文章与人、文章与道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人，至死都不明白。

2008-10-1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