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了一个要紧的卡,从去年找到今年,找了一年多还是不见。平日里装着安静,心里急到要抓了狂,最后实在没了招数,连楼下用来放杂物的小屋也不肯放过,翻了个遍。
要找的卡当然不会在这,其中心里清楚,不过这一翻,收获当真不小,那些曾经准备被我扔掉而随意乱丢在家里的小物件,居然有很多都被姥姥收起来,放在一个不用的旧箱子里。来来回回搬了几次家,这些东西竟然还在。
箱子里节日时同学们互赠的卡片、当年用来摘抄诗文的笔记本、摔坏的水笔,还有涂抹着被我架子得意的“小诗”的纸片,整整齐齐的躺在那儿,等着我叫醒。箱子的最底下,是薄薄的一个田字格习字本,皮上写着它正式的学名“生字本”。
打小我的身体就和我的性格一样古怪,没什么病,但一直不结实。周围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子们先后都上了幼儿园,只有我是个例外。那时候看大家一早起来连哭带闹的往那里跑,很有点羡慕,直到现在还会在偶尔间再起好奇心,询问“那时候的幼儿园里都教什么?”
小时候我就犟得很,和现在比起来,自己也分不清如今只是继续了,还是又有进步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技不如人还不肯承认自己笨。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玩耍的项目从单纯的游戏渐渐的发展出花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开始识几个字了,我还停留在大字不识一个的阶段。于是,有人找了块小木板,把整瓶的墨汁涂抹在上面,弄些灰粉块块、烧土疙瘩在上面写字,管这种游戏叫“上课”,他们大家做老师,我来做学生。
我坚信他们是在幼儿园里认得字的,因为他们讲那里有阿姨、有老师。据说老师很威风,理由是大家都怕,所以回过头给我做老师,也就神气十足,规定我也要怕,得听话。对那份神气我本能的反感和排斥,极不服气又无能为力。当他们叉腰挺胸的质问:“你比我认的字多吗?”“你会写几个字?”我就只剩下就范了。
平时只剩下自己的时候,模仿着站在“黑板”跟前,用“粉笔”在上面涂涂画画。那时候我相信我的那些“小老师”都只是假装出来的老师,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我把老师想象成了天使,因为他们能把和我一样笨的小孩子教得比我能耐了很多。那种向往来神化曾激发我对上学强烈的渴望,同时模模糊糊的完成了对老师的描绘和定位,到后来老师的形象又回归到最先的“假老师”的让我厌恶的“神气”,我不再乖乖的就范,而是爆发了激烈的反叛,最终的结局是在很大程度上成全我和大学生活的无缘。没有上过幼儿园,和没有上大学,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中学毕业后,我完成了自己“无始无终”的学习生活。
当时,我在努力创造让自己做天使的机会。为了实现“老师”和“学生”角色的互换,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写字。随手操起些土块块来涂涂写写,把姥姥认得的字,都学会写出来了,大家还是不买帐,因为“我写的字不规矩”。
为了学会规规矩矩的写字,姥姥给我买来第一本生字本。用铅笔一笔一划的把字限制在划好线的方格格里,实在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情,不多时候我的兴趣就从写字回归到了认字里面去,习字本才只不过用去了几页。写字从兴致勃勃到成了完成差使,第一个习字本上留下了我“学业”上的第一笔“辉煌”。那时候我确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写字的诀窍。写字的渴望诱使我捕捉大人们写字的一切姿态,研究每个人大人留下的笔迹。那些字从来就不会横平竖直而是胡乱勾画出来的。
第一个习字本的一大部分,就留着我胡乱勾画出来的这些“字迹”。面对一个也认不出来的字,姥姥曾认真的拿着它去让邻居辨认,把上面勉强还能对得上发音的“字”圈起来。那个本上,有些一页上面能看到一个两个的圈圈,更多的一个圈也找不着。这些都没关系,因为即便是没有圈的页上,也有姥姥用红纸剪成的小红花贴在上面。
就这样,仅仅用了一个习字本,我就从速成的“习字班”里毕业了。习字本的皮上,在它的学名“生字本”的下面,我的学习生活第一次取得的成绩,既然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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