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舒本华）

——题记

一

不可以对自己国家说“不”而只能由国家对个人说“不”，一定是在制度上出了问题。如果说亡国会有亡国奴，那么，像前苏联那样，虽然没有亡国奴，但国人却被劫持为“国奴”。由国奴存在的那些国家，如果说爱，那就要努力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让制度真正成为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的庇护，庇护他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和财产自由。

爱国先须爱人，爱人无法不关注制度。

二

汶川地震中建立起来的团结、坚韧精神，奥运会时激发的热情、自豪情怀，还没来的及好好的回味、巩固、继承、发扬，不料就被三鹿的奶粉，山西尾矿库溃坝的泥石流所淹没了——祖国啊，你让我拿什么来爱你？

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说：“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国家则是自由的人民自由结合的产物，是社会的共同力量相结合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应该“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而我们还在按老马的理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了，我们去压迫谁？难道没有了压迫对象，就只有贪污腐化了吗？

四

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们情绪稳定。另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声称和此事件无关。

好一个冷幽默。只是幽默的是“奶牛”，嘲笑的是制度！

五

有人说孟学农真是命不好，在北京，遇上“非典”，在山西，碰到“垮坝”。是的，单从个人看，是孟不幸；其实从体制看，乃国之悲剧！

六

国家为什么要强大，国家强大不是为了获得怎样的国际地位，不是为了能过有实力去侵略别人，国家强大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国民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为争取一切的国际地位，对外发动的每一场战争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围绕这一主题的。否则的话就会像法西斯德国，日本和前苏联一样，在国际上获得的大国地位惠及不到老百姓的身上，这种本末倒置的体制也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强大的国度，必有高质的制度。

七

温总理的话：国家的责任在于创造一个良好、自由、公平、创新的环境，让人民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一代一代发展下去。

温家宝的话证明政府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也是知道国家的任务与责任所在。所欠的只是是行动与火候！

八

人性是贪婪的，人性是自私的，真正能做到大公无私者唯有圣人，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国民，让所有政府官员个个多成为大公无私的圣贤，我们惟有有严格的法律手段，完善的监督机制（最好是觉醒的人民大众的眼睛）。用法律的惩罚来教育，告戒每一个人，其实犯罪是很不合算的，这样的法律才具有说服力。

九

其实体制是死的，人是活的，真正开明的，想要在历史长河中有作为的政治家并不是用自己的能力给国家，给人民指定一条道路，划下一个框框叫别人去走。而是应该广开民智，提高人民自身素质，思想水平，尽量让每一个人多能独立的，理智的思考，有明白是非，分辨善恶，懂得权衡利弊的能力，最终国家，人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由人民自己去选择。

十

到底是谁在败坏国家的名声，谁在践踏我们的生活，谁在毁灭我们的希望？！我坚信中南海里都爱民如子，但坐在大会堂里的精英们，扪心自问，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你们是谁的代表？你们替谁说话？可不可以让我们活得有点尊严？！

“我们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们吗？”这句话我很反感，因为我知道国家也是受害者，是被冤枉的。可让我们来同情国家吗？这会是很苍白的，更会是可笑的！“周老虎”事件是各级集体造假，“三鹿奶粉”事件是各级集体护短！判周正龙的刑与撤省市领导的职务都只是治标！毒瘤不拔，毒浓就会不止——在“周老虎”事件之前有过湖南平江老虎事件，在“结石”娃之前有过“大头娃”！

十一

1930年代，国土危难，有所谓爱国者主张用百姓的生命无谓地去填补日本人的枪口，胡适很严肃地指出：“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这里，胡适的爱国考量是人，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至少，在胡适眼里，国土如果是重要的，人比国土更重要。

“工人没有祖国”。因为无产者在他的国家中如果受压迫，而该国家在制度上又不能解除之，马克思就认为他其实没有国家：这表明了制度之于国家的意义。

十二

“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萧伯纳

是的，我们无法确信我们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都要出色——虽然，我们的宣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的“优越性”，在老百姓看来，至少是眼见为实的“实惠”，而不是刷在墙上的标语！

十三

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符号比国家符号更重要。因为，是制度而不是国土，才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可是他却长期流亡于英国。他无法忍受当时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因此用脚投票，宁可选择客居伦敦。马克思不是在选择国土，而是在选择制度。

泱泱13亿人口的大中国，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选择国土，于是，我们只好寄望我们的制度。而当我们真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无法不爱我们这个国家：这不仅仅——只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

（思考是一种痛苦，不思考又怕自己麻木，于是写了以上的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