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师毕业那年我还不满十九岁，按当时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原则，分配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我的家乡是一个叫做下考的偏远地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交通极为落后，被人们戏称为“河池的西伯利亚”。到乡教委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了乡里的那崖村小学。学校离乡政府约十公里，路不算太远，但全是羊肠小道，得走上近两个小时。这里的条件，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三不通”，即不通公路，不通高压电，不通自来水。唯一新的是刚建成使用不到一年的砖瓦结构的校舍。

学校座落在一个小土坡上，只有十几级台阶，没有大门，更没有围墙，新建成的砖瓦结构的校舍在群山环抱中格外显眼。一条小河从学校后面蜿蜒而出，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妙意境。全校一到六年级总共才九十多名学生，分成五个教学班。教师六人，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当了多年民办教师后转正的中年人，另外三个年轻人则均是中学毕业后来当的代课教师。我这个唯一的师范毕业生一来便被委以重任，负责毕业班语文、数学两科的教学兼当班主任。

来不及抱怨什么，我便以初为人师的激情投入了工作。我的学生是二十几名来自附近各个村屯的孩子，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到过金城江，特别质朴，对我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见过大世面的老师绝对是言听计从，崇拜有加。这些孩子学习都很刻苦，每天清晨，我还在梦中便被学生们的敲门声叫醒，他们已从家里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学校，找我要钥匙开教室的门。等我洗漱完毕，他们都已经在晨雾缭绕的教室里整整齐齐地读起书来了。上课时就更不用说了，我只管把知识传授给我的这些虔诚的弟子们，从来不用去维持什么课堂纪律，更不用担心有厌学的学生，他们对一切未知的知识都充满了好奇和渴望。所以教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实在是一件很惬意很有成就感的事。白天上了课，我们毕业班晚上还得上晚自习。每天晚上，孩子们会准时地每人拿着一盏小油灯到教室来，我布置他们做作业，穿梭于其中作个别辅导。置身星星点点的灯光中，耳畔是窗外的虫鸣蛙叫，常让我有如梦如幻般的感觉。

没有电，自然谈不上看电视之类的事。老师们业余的娱乐主要是打扑克。常常是夜幕刚降临，教导主任便在门口的空地上吆喝：“来啰来啰，上班啰！”如无人响应，便挨个敲门，直到凑成一桌才罢休。学校发给每人老师一盏大煤油灯，打扑克时，两三盏油灯摆在一张简易的饭桌上，旁边凑上几颗脑袋，那情景，绝对是二十一世纪早已绝版的画面。

印象中最有趣的是深秋时节和学校的另一位女老师到学校旁的小河里捞虾。这河水浅，鱼不大，虾倒是极多。黄昏时分，这些小家伙会一群群地浮到水面上。我们拿着特制的网，逆水面慢慢地捞，多的时候一次可捞到几大把，抓在手里活蹦乱跳的，让人心里直痒痒。回来下锅一炒干，便是美味的菜肴。春季里，满山遍野的青蛙呱呱乱叫的时候，我们也学着村民的样子拿着手电筒到水田里抓青蛙，可惜却一只也没抓到过。

为了解闷，我用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当时流行的双卡收录机，这台唯一的家用电器每天都没闲着，教我把当年流行的歌曲一首不落地唱得滚瓜烂熟。只是每个学期过后，我房间的墙角会堆满为这台电器作出卓越贡献的废电池。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是三天一次的圩日，因为只有这天才有人上街捎回新鲜的猪肉来，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天邮递员才会给我从山外捎来一大堆的报刊和信件，这是我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靠着这种方式，我仍然和很多久违的同学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可以时常阅读到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还参加了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那时候，我像解放区的人民盼望红军一样地盼望那个并不年轻的邮递员的到来，在我心中，他在落日的余晖中背着邮包风尘仆仆地从学校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的身影便是世上最美的一个镜头。

村民们恪守着师道尊严的古训，对老师很是敬重，就连对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一概以“桃老师”相称。年轻人把学校当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常来借借书，或是打打球，和老师们打成一片。老乡们平日里路过学校，常会捎些地里种出的瓜菜，逢到哪家杀个猪宰个狗的，学校的老师们绝对是座上宾。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到老乡家吃饭时，他们拿着硕大的勺子不断地往我碗里装肉的情景。在这里，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关系，绝对可以用亲如一家来形容。

我在这所小学呆了两年，后来因工作关系，我离开了这里，又先后换了几所学校。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单纯忙碌而又悠闲快乐的日子，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我的青春岁月中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听说那里已经开通了村级公路，安上了高压电，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学校的办学条件今非昔比，那些走山路点煤油灯的日子已经成为了历史。后来我看了电影《凤凰琴》，看了《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每一次都让我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其实在河池乃至全中国的广大农村，有千千万万个这样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又何止万万千千个坚守在小山村里默默地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奉献一生的乡村教师们。我的这些可敬的同行们，我在此对你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