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xi]、中央军委主[xi]胡锦涛9月30日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定调新土改方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对于“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笔者又有想法了。

所谓“流转”土地承包权，也就是让农民承包的土地纳入法律保护的流通范围，让土地成为商品的同时提高土地的附加值，使拥有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者能够最大量的赚取土地的差价。

在实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初期，出于对农民积极性的考虑，无疑这是改革开放所取的的最大成功，他解决了我国最根本的吃饭问题。在满足了绝大部分人的吃饭问题以后，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这个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胡锦涛提出的“流转土地承包权”的方案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其中一个“流”字，一个“转”字，体现了土地在流通和转让过程中的合法性即将得到承认。

我们所说的“流”，应该是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中流通，我最担心的就是在流通的过程中，土地的附加值没有实现在土地的本身价值上，而是产生在土地的中间环节，也就是中介和税收，还有就是潜规则。

在中介，税收，潜规则，这三者中，中介是没办法避免的。如果说，中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应该取得它应该得到的份额，那就是市场已经给予了它一块合理生存的空间。只是，这种中介要是产生在商品成交以后的提留，那么就应该值得考虑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费”，而不是服务以后的报酬了。这种“费”是一种变相的贿赂，合情合理的贿赂，只要存在着这种贿赂，土地的真正价值就会改变。

凡是流通，就会产生税收，这是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来的义务，土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就会给税收增加新的来源，尽管以前有，但那是在国家征收以后的再分配，而不是目前胡锦涛主[xi]所说的“流转”。

土地是国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把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也就把土地收回来，再把土地承包给其他人，本身，这就是违反合同法的。既然跟农民签订了承包合同，在国家收回土地承包权的时候，最多的是给予补贴，从来是没有违约金的。如果没有违约金，那就是国家违反了合同法，因为合同法规定，凡是违约，都得支付违约金。

在由国家回收或者撤销原来的承包合同给予农民补偿转变为“流转”以后，国家对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违约”又做何解释呢？比如，农民把土地的承包权转让给了别人，是否违反了原来的承包合同？如果违法了，是否需要给国家违约金？因为你已经把土地转让给了第三者，要是你的转让是得到对方，也就是国家同意的，那不算违约。要是没有的到对方的同意，那就是违约了。所以，在解释土地“流转”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话不敢说。

在新一轮的“流转”活动中，人们最关心的不是土地的升值和利用问题，更多的是新一轮的“流转”会产生新一轮的“贿赂”，除了上面所说的“中介”这种灰色收入之外，在土地转让承包权的价码上，国家是有分类的有关规定的，只是到了下面基层，这些分类就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潜规则的定价来决定的。

在办理转让土地承包权的过程中，很多机会都给了潜规则生存的空间，就是没有空间，下面很多实权派人物也会给它创造空间。胡锦涛主[xi]能够释放土地“流转”的新思维，作为具体的执行者，也同样可以创造“贿赂”的新思维，所以，要出台土地“流转”的有关法规，没有制约“贿赂”的有关法规配套那是不会使土地“流转”迎乎民意的。

如果说“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新一轮的土改，那么，这种形式的土改应该存在很多微妙之处，大城市边缘和贫困山区的土地“流转”是不尽合理的。土改的目的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科学性，效益性，也就是动作和效果的一致性。每一个项目都有它本身对土地的具体要求，那么，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就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是很悬殊的。

如果我们把“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种新思维跟重新评定成分连在一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不公平的因素和潜在的对抗意识。我国的土改初期，是依靠农民，主要是贫雇农来作为主力军的，土改的对象是富农和地主。新一轮的土改，刚刚相反，我们依靠的对象是新生的富农和地主，土改的对象恰恰是原来的主力军，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

还有很多话要说，但不好说了，要是再说，那就得被删贴了，到此为止，希望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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