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区和我一街之隔，只是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走进来了。前些时同学联系聚会，才偶尔得知原来一位老同学就打对街住着。盛情难却，今儿个过街来认门。　疏远了近在眼前的一方天地，只因为它属于这儿高档里的高档，不单单是楼高房大有些气派，小区里亭台楼榭，还装点出了不伦不类的园林味道。和周遭的楼宇比起来，完全是鹤立鸡群。小区少不得弄到门禁森严，大家先是侧目，后来就视而不见了。

从同学家里出来，在小区里随意走走。不是为了领略它现在的风采，穿过一草一木，甚至是挺拔的高楼，我在找寻这里从前的足迹，那些曾经在每个凌晨，沿着一级一级石阶，一遍一遍走过的，两对半脚印。　

­我自小在姥姥身边长大，就住在现在的位置。那时候还不是楼房，是砖砌的窑洞，对街的这片小区也不是住宅，是个几近废弃的体育场。当时并没有中间的这条街道，住的院和体育场有着一段共用的墙，孩子们为了方便淘气玩耍，硬是在墙上敲了一个洞出来，后来大人们把洞修成一扇小门，起先还弄了几根铁棍充当门神，不多时候就撤了走。体育场宽敞空阔，成了我们院共有的一个后园。

我记事的时候，这扇小门已经像模像样的开在那里，不拘老少，不论大小，院子里的住户已经很自如的在里面进进出出。那时候，我们管出大院的门叫“出门”，在那个体育场充当的后园里逗留多久，也被说成是“在院里玩耍”。

我出生之前的几年，姥姥被确诊为子[gong]癌接受了治疗，本来虚弱的身体还要应付或长或短频繁的批斗，跟前已经有了长我一岁出头的姐，和不足两岁的表姐，于是，不足百天的我先是被送到了托儿所。

这样的安排不过百天时间就被打破，不到半岁的我开始不停的闹些小毛小病，据说最让人头疼的是发烧，烧起来就不退，哭起来就没完，查来查去，还找不到原因。大了些的时候，姥姥和我说，我两个脚跟上留下的硬币大小的坑，就是那会嚎哭的杰作，也因为如此努力的号哭，姥姥把我抱回了跟前，姐和表姐各自被送到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去。

做出这种选择的艰难，和姥姥为此而承受的埋怨，付出的代价，到我七八岁的时候才不经意间从偶尔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论里知道。为了照顾因为我的出生而住院的妈妈，一岁出头的姐临时托付给邻居照顾，几天以后，姥姥陪着抱着我的妈妈回到家，姐因为发烧坏掉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残存着光感却没有视力，当时还不能确定有没有机会治疗。稍大些的表姐和常常需要看病的姐，再加上更常常闹着毛病的我在一起，舅妈很有些不快。单是一个对一个就多少是吃着些亏的，何况弄成了二比一，这个亏就不是多少吃一些的问题了。说起来，孙女自然是比外孙女要亲近，女儿尚且是外姓人家的，何况女儿的女儿？

为了平衡兄妹姑嫂间的关系，妈妈咬咬牙将姐送进了托儿所。不知是姥姥最终向儿子和儿媳下了孙女的“逐客令”，还是舅舅和舅妈以为和一个更小更能闹病的我在一起，终究是个吃着亏，几天以后，表姐也被接走了。自那以后，姥姥和她的长子一家，几乎只是一年一度在春节有着一次聚会，用异乎寻常的客套，维护着一份因血缘而牵扯的关系。

在家里的女孩子当间，身材的俊俏，五官的清秀，行动的灵巧，以及心智的聪慧，不论在哪方面，我都远远落在后面。绘的画、描的仿、写的字、绣的花……放在一起，就和我的人站在大家中间一样，活脱一只丑小鸭夹杂在天鹅群里，自小习惯了长辈们瞅着我轻轻的叹息，也习惯了让姥姥牵着我的手，任大家怎样品评叹息，自顾自昂首挺胸的走来走去。

姥姥长我六十岁，整整一个甲子。她生长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小山村。在那个偏僻且贫瘠的小山村里，她的家境是殷实充裕的。那是连片连片由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石头连缀而成的山，出行的艰难，劳作的辛苦，都没有能阻挡住女孩子缠裹小脚的习俗，姥姥当然的也缠就了“三寸金莲”样的小脚，而那对“金莲”其实实在不足三寸。据姥姥自己讲，她缠小脚是自觉自愿的。虽然她的家乡是个“小市面”，但她的娘家在小市面里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大市面”里有的规矩，家里一样不少，女孩子裹脚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我曾经问过姥姥，“都说好疼的，不疼吗？”姥姥笑了笑说：“傻丫头，干活还累呢。该做的事，就说不了那么多。”

我就是牵着这双长了我一个甲子的手，随在这双长了我一个甲子的、裹就的小脚边，一天一天长大的。姥姥的精神总是很好，晚上睡的极早，早上也起得极早，只要出现在人前，不拘是攀家常唠嗑的时候，还是看着被翻检抄家的时候，都是精精神神的模样。穿衣总是很素，永远保持得干干净净。平日里走路也从不拄杖，走起路来腰总是挺得板直，速度很快。姥姥做起活计来让人看着不紧不慢，一转眼的工夫又出人意料的做好了摆在跟前。做的活也很要样，不单单是周周正正，简直每一件都是精精致致。

儿时的我只看到姥姥应付生活的轻松自如，全然不知用那对小脚支持起全身重量奔波的辛苦。直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给已经瘫痪的姥姥洗了一次脚，才恍然明白一向不屑于拄杖走路的姥姥，在每天的凌晨，陪着我在一级一级的石阶上一遍一遍走过的时候，为什么拄起杖来。

我不仅仅是长得丑，而且很笨。到快要三岁，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我是个“哑女”的现实的时候，才在突然间学会说话。哑是不哑了，但笨的地方还是很多，走起路来总是磕磕碰碰，摔摔跌跌的。再过了一阵摔的跤少些了，又极端到喜欢一个人悄悄的爬墙上树。隔壁有所体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顽劣被一位武术教练捕捉到，唤过去下下腰，踢踢腿，劈劈叉，一同到家里硬是见了父母，叽里咕噜了好长时间。父母考虑我体弱，锻炼锻炼应该有些帮助，于是约定每天下午到体校去找他。

不到三个下午，教练无不奈何的又亲自把我送回了家，又是好一阵的叽里咕噜，然后短暂的习武强身的计划正式宣告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姥姥告诉我以后也要和她一起早早的睡，还有就是也要早早的起，陪她一同去遛弯。

从我那天起到我上学的两年时间，不论寒暑，只要没有大雨瓢泼，姥姥总是一手拄着杖，一手牵着我，在太阳起床之间动身，沿着体育场看台的石阶，一级一级，一遍一遍的走。在家家户户打开门窗开始一天生活的时候赶回家。

姥姥去世以后，我常常独自待在姥姥住过的屋里，放起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歌，一起哼唱，然后在废弃的体育场的石阶上一遍一遍的独自踱步。

到这里终于要开始改造施工的时候，我为了这个消息失落惆怅了好久，而生活需要我们面对所有的变迁释然。在一个凌晨，我装着随身听，放着“外婆的澎湖湾”的歌，依然随着曲调一同哼唱着，在日出之前，又一次走过了石阶的每一级，一遍一编来来回回的走。这里没有沙滩，没有海浪，这里有的是成片成片的野草，在这里，姥姥手把手教会我用野草编出小兔来，手把手教会我用竹条编出鸟笼来。我们的生命，已经消逝的和继续前行的，都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负重而沉重，生命之轻，轻到用两个三百六十五天的走过，在冰冷的石阶上留不下一丝的痕迹。但这里一样有阳光，阳光下一样生长着仙人掌，不论这里变化成什么模样，沥青的路阻挡不了草编的小兔活灵活现，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也掩埋不了那两对半的脚印，在我的生命里清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