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为形役，京洛缁尘染素衣，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大学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冰凤凰擅改自秦观的《点绛唇》

周一，清晨一大早，便被老妈叫醒，简单洗漱完毕，随便梳了几下一头的清汤挂面式披发，然后背着个书包去学校。

从小到大，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太阳东边照，小鸟树上叫，起个一大早，背起书包上学校”，此种景象延续至今未变。只是与以前的主要区别是，如今可以天天凭着一张日益定型的“老脸”和一副从容不迫的“老态”，随意自由地进出学校的东西南北之大门，不会再被保安拦住索要学生证。

进入校门后，看见大学校园里的草地、台阶、操场上和教室里基本上都是手捧英语书籍的学生，读中文的寥若晨星。自从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教委对四、六级英语给予高度的重视之后，这几年，身边的学生个个如“老外”，一片洋话声声，再加之几位外籍教师和染了红头发的学生夹杂其中，那一刻的感觉真好似漂洋过海身处异国之邦了。

上午到六楼的多媒体教室上大课，在一楼等专供教职工上下班乘坐的电梯时，看到电梯口的白色墙壁上一行醒目的黑字：“电梯应该为广大学生服务，而不是为少数教师服务！”自高校扩招以来，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类型的学生，因此对此宣言见怪不怪。每天电梯刚到，一群陌生学生立即蜂拥而入。我等被归于“少数”类的为人之师者，自觉“无资格”和“广大学生”抢乘电梯，亦为了不至于“侵犯”了“多数人”的利益，于是时常和其他学院的几位年轻老师从一楼到六楼爬楼梯。

到达教室，学生基本早已先行而到，并且坐在座位上了。见我走进，许多学生大声叫着“老师，老师！”我一边微笑着点头回应他们，一边走到讲台上，将u盘插入电脑接口，选择好即将讲授的章节，然后开启投影机和话筒音量，开始提问。每堂新课之前，总是省略翻开花名册一一点名的环节，只随机抽查提问。之所以习惯课前提问，一为促使学生课后复习思考课中所讲内容；二想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在公众面前大方出场自我表现的综合素质。此外每章新课结束，都自编了一套测试题供学生们自我测定，并且将测试题分为100分的必做题和10分的选做题两部分。必做题全是我课堂上讲过的或教材上已有的内容，选做题则是需要上网或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过一番归纳后才能够做得出的内容。　

今年下半年同时在两所大学任教，分别担任两个年级的516名学生的两门金融专业课教学工作。老妈说，鬼谷子先生只有四大入世弟子孙膑、庞涓、苏秦和张仪；孔夫子的弟子才三千，我今年一年教的学生就有一千多，一生的弟子很有可能会超出孔子的十倍多。幸运的是，今年所教的绝大多数学生求知若渴，比如说昨天上午我布置了一道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综合计算分析题给他们做，到晚上十一点五十八分钟时，还有几位学生发信息给我，说“老师，书都快翻烂了还未做出”等等。由于昨夜手机没电了，今天凌晨六点起床换了块电板时才看见他们发给自己的消息，想起那些深夜不眠还在思考如何解答我留给他们的问题的80后孩子，心疼着，也曾责备过自己如此做过于残忍了些，可是联想到当今大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无奈继续对他们的“魔鬼集中营实践操作能力训练法”。只是总有少数学生就连必做题也要在我的一再“监视”下才完成，甚至考试不过关，挂科。

某位大学同仁说“大学扩招的门槛降低了，迎合了部分差劲的学生；而不是部分差劲的学生提高了，考入了大学。大学形象的崩塌，除了学校成为赢利机构这一错位之外，更多的是把土渣拉进了炼钢厂，把豆腐渣运到了蛋糕房。然后老师要承担起把破铜烂铁打造成金条，把豆腐渣做成蛋糕的艰巨任务！于是有人有机会责怪，破铜烂铁没有成为金条，是因为铁匠水平太低；豆腐渣没能成为蛋糕，是因为厨师不行。”

另一位大学同仁说，他把“教学”理解成“教师教，学生学”，教师“不教”或学生“不学”，都无法完成这个过程。

其实，执教这么多年，曾很想遵循孔夫子的“有教无类”理论，尽力把每一位学生都教好，却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因此有时很想对那个在大会上经常提倡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的教育部门的领导吼几声：“请你随便到路边拣块石头，然后把石头雕成玉器试试，或者把一堆破铜烂铁打造成金条；把豆腐渣做成蛋糕，俺肯定五体投地服你！”可惜自己天生一介小女子样，天性一副小胆量，从小至今未敢在外人面前气粗过，故以上几句话置于口中都快烂了，到今天中午仍未吼出来。并且吼声未出，腹中已空，需要去食堂果腹。

由于以往用饭菜票吃饭难找零，而且体积小，易撕裂。校园现在已基本普及“打卡”，然而一种新的麻烦亦随着“校园一卡通”的诞生而诞生了：经常有记性不太好的教师和学生，到图书馆借阅书籍或到食堂吃饭时才发现一卡通不翼而飞。以前看到校园内的“寻卡启事”，还以为没有丢三落四习惯的自己永远不会“一卡在手，时时担忧”的，可是在食堂里翻遍书包怎么也找不到“校园一卡通”了，于是掏出50元人民币准备买饭吃，一位后勤处的食堂管理员看到后，立即跑过来训斥我，并要我仔细看看食堂玻璃窗口上所贴的“禁止使用现金，请使用一卡通”的标志。教金融的我，禁不住觉得奇了怪了，怎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流通货币在大学食堂里就被视为非法货币而被禁止流通了？难道大学食堂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吗？本想反驳他几句，但在这所行政人员编制比教师还多的大学里，一般的教师是不能够和这样的人理论的：一来因为人人皆知，即使在普通大学里哪怕是一个扫马路搞卫生的，都可能比普通老师有背景，都有可能是经过某位领导的关系介绍进来的，甚至直接就是某位领导的兄弟姐妹或七大姨八大婆小姨子小舅子之类的；二来因为“秀才遇到兵，有礼讲不清”的古人先例，更主要的是当时肚子饿得难受，更何况下午还要开会，所以“笑”请他帮我刷卡，然后把现金给他。

填饱肚子，便赶到学术报告厅参加教师节庆祝大会。会议刚开始，主持人一一介绍主[xi]台上的人员，“***，董事长，教授；***，副董事长，教授；***，执行院长，教授；***，党委书记，教授；***，工会主[xi]，教授……”前排一位新教师听完主持人的介绍后笑着说“呵呵，我们大学里的教授真多，主[xi]台上的十多个人就全部是教授！”坐在新教师旁边的一位老教授听后大声地说：“你们这些年轻的老师们，将来一定要争取评个国家权威机构的教授职称，而不是自己大学内聘的‘教授’！”

此时主[xi]台上就坐的70%的所谓的“教授”都未曾在大学上过课，或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不知道如今的教授除了教学授课和学术研究外还有其他的什么职能，只记得古希腊有神教、俗权、学术“三权分立”关系的说辞，三者彼此都有着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和尊贵。基于这样一种古老信仰，让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婉拒了授予美国总统里根名誉博士的要求，谢绝了阿拉伯巨商千万巨款的捐赠；即便是身处军阀压力之下的清华大学，也曾经于1923年有过拒绝黎元洪、冯国璋两位总统大人的公子免试入学的举动。但是如今中国的一些高校本应该是学术至上、探求真理的圣殿，却比官场还官场，甚至变成了三教九流的大秀场。学术的尊严被当作儿戏，教授的头衔被廉价地甩卖，就连投资入股高校的“包工头”也能够被册封为教授了。

也许市场大潮中，资本为王，资本运作由市场规律在操纵，每个阶层都有维护自己所属阶层利益的本能，都会肉搏上阵，为自己阶层争取利益。无论是企业，还是大学，是纵横捭阖还是引颈就戮，是合纵缔交还是连衡成局，皆由权势和利益决定。

夕阳西下，月上柳梢时，终于散会了。步出学术报告厅，看见大学豪华气派的新大门灯火辉煌。一位朋友说，我所在的大学校门比他所在的省委大院的门豪华气派几十倍，事实也确是如此。可是他怎知道，倘若炎热的夏日走进我所在的大学的小教室，便会发现许多吊扇又破又旧，甚至早就不能够运转了，学生们有时热得汗流浃背；最紧张的是多媒体教室，数量太少不够用，以至于晚上和周末都安排上课。于是出现学生白天睡大觉，晚上才上课的现象。

独自步行在回宿舍的路上（因为不是周末，晚上要经常听学术报告，因此住校未回家），路过宣传广告栏时，看见一些宣扬本校如何如何好的文字。

英国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纵横捭阖于政界、商界、学界，以剑桥的成就，哪怕自称为精英学府中的金字塔的顶端，也绝没人敢于耻笑。虽然英国剑桥大学本来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偏偏否认其就是“精英学府”，极力淡化自己的精英色彩。据《新京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日前致信多部肥皂剧的编剧，请他们在创作时不要把剑桥大学描绘成高不可攀的精英学府，而要展示其平易近人的形象。去年《泰晤士报》将全球著名大学进行排名，就连在国内牛气冲天的北京大学也被排在100名后，可是反观国内的一些大学，不知何时才有叫板剑桥的底气，却生怕别人不把它当精英，而竭尽心力把自己装扮成精英，无不炫耀自己的精英色彩；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校，也把打造精英学府定为努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一时间，大学精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如何“精英”起来？软件不行，那就上硬件。现实中，高校数千万打造豪华校门，千万元修建食堂观光电梯，校园内的宾馆酒店，达到四五星级标准；学校建造的高尔夫球场，可与国际水平媲美，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似乎楼阁峥嵘，气派堂皇，真有了“精英气象”，这些高校的出手不可谓不阔绰。但无论是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等硬件设施，还是教学、科研经费等软件配置，样样离不开花钱，样样都需要不菲的投入。于是乎，为了获得更多的钱，“扯大旗、改校名；圈土地、扩规模；广招生、多收费”，几乎成了所有大学的不二选择。

然而，当高校在诸多的面子工程上不惜血本的投入和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时，其实恰恰偏离了高校办学的宗旨和本质。因为表面上的简朴，恰为内在的丰富提供了契机，就此而言，大学与人并无不同，当一个人将过度的精力花在挣钱上，把过多的金钱花在外表的装扮上时，必然没有时间眷顾心灵和精神上的述求，对于大学而言，当大学以招生盈利为目的，当过度的资金被投入面子工程的打造上时，也必然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渐行渐远。当大学日渐“为钱所困”，以致“见钱眼开”时，大学的本质倒是难免因此而遭遇忽视——招生已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成了高校的收入和利润源，与高校教育者的身份背道而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每1000名毕业生就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校之首，各地考生报名踊跃，但其招生规模几乎50年不变；可国内许多大学无论师资、校舍等办学条件是否具备，便扩大招生规模；甚至一些大学把学生当做印钞机，招来把钱榨干就万事大吉，学也好，不学也好，谁管啊！由于没有就业协议，就领不到毕业证，于是很多如果毕业没找到工作的学生都被逼着去搞个假就业协议（有的就业协议上面的公司盖章都是一样的，少则10多人，多则60，70人），然后就毕业吧，反正油水已被榨完了。

思绪正乱飞走间，忽被声声欢歌笑语打断。循声而视，但见一群穿着军训迷彩服坐在湖畔边的路灯下草坪上90后大一新生正在快乐地唱着歌。想起上大学的时候，也曾充满过如此简单的快乐，现在的他们就像多年前的我。而年年春草如丝，淹没了旧辙，负荷新履，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仍在大学，仍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然，青春简单快乐的笑颜早已一晃而过了。只有一勾弯月依旧，把影子拉得斜长。

夏天早已过，栀子花早已谢，夹在书本中的花瓣，早已枯萎。加快步履回到宿舍。进入屋内，便立即把门锁紧，一并锁住屋外发白的月光和如雨的乱红。

海南大学某学院，6栋3楼14号，这里不是我的家，却是我时常滞留的地方。我披盔戴甲，如海参，深深潜藏在礁石之间，珊瑚之中。日子久了，一些东西便被忽略，就如渡口，忽略荒滩上那叶废弃已久的舟。

这些日子，差不多一直都在独自缄默的组合着文字。尽管自今年入春以来，身体一直都未能安宁无恙，却一直昼夜伏案不停忙绿着：写论文、编教材。很少在网络上和现实人群中显形，不为其他，只为未来不久的教授职称的评定做准备。因为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界从“先进国”引进了一套据说是很先进的“量化评估制度”。在此制度下，中国高校教师能否升职加薪，不是课讲得有多好，而是取决于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出版的专著量等等。比如说海南省2008年的副教授评定必备两个条件：“　1、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本专业学术论文不少于5篇，其中至少有2篇在国家级期刊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代表作经同行专家鉴定达到副教授水平。2、公开出版9万字以上有一定水平的本专业学术专著1部；或公开出版12字以上有水平的本专业译著1部；或参加编写全国规划教材1部，本人编写5万字以上；或编写1部被多所高校正式采用为教材的教科书。”

陈景润去世10周年时，厦门大学举行了他的铜像揭幕仪式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毫不夸张地说，在徐迟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带动下，陈景润那6平方米的斗室、几麻袋草稿纸以及那个著名的1+2曾经感动了几代人，可是不少人都发出“假如陈景润活到今天”的感慨：“如果陈景润活在今天，10年里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是肯定不能够被评为教授的，甚至连副教授资格都不够；假如陈景润活在今天，他的研究成果恐怕发表不了。因为他没有钱交学术期刊的版面费；即使他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是因为不知巴结权贵，所以恐怕很难被有关单位选派出席国际数学会议；尤有甚者，他的科研成果可能会被位居权贵的人挂名或直接据为己有。”尽管这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假设，却不能不令人引起深思。诚然，“先进国”的“量化评估制度”原本是好的，可惜一到中国就“橘淮为枳”，成为一些“学阀”和“学霸”用来巩固地位、谋取私利、排除异己、打压贤才的利器。在没有任何能力改变现有“量化评估制度”前，许多的高校教师只好时常熬夜，开启电脑，不停敲击着键盘，写论文、编教材。日日为生计奔波得面无妆姿，平凡到连还击的力量都没有。

从长沙到上海，再到南京、苏州、杭州、北京、桂林、惠州、广州、武汉、三亚、海口，从纯真无虞的少女时代始，怀着幻想浪漫的心情，绕过北风，绕过冰凉的雪，曾经，向往属于自己的天地——有浅紫的熏衣草花丛、孔雀绒的绿茵、一倾碧波的荷塘、被风吹动漫天飞舞的芦花和悠悠的白云、蔚蓝的天空。心思所系，总在远方，在未知的境遇里。在异乡流连，表面看做的是工作，实际上，是心灵的放逐，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场景下进行一种精神的思考，寻一方桃源，抖落身上的尘埃。

然，这许多年里，每天都穿行于喧嚣都市的大街小巷，混迹高楼陌巷之中走走停停，一路漂来，灵魂不仅未找到一个宁静安倚之处，反而跌进深坑里。京洛缁尘染素衣，寻找了许久，漂泊了许久，那纯真张扬的梦，却永是那么的飘然如云、遥不可及。而时光不再，容颜已逝，蓦然回首，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昨日听闻一位在陕西西安某大学任教的女文友的感慨：“电脑又变得很慢，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起上海作家苏青说的看看墙上的一粒钉子，都是自己赚钱买回来的，忽然感到一阵心酸。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很老练，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总是很狂妄，以为自己知道人生的一切原理和真谛，读几篇小说就以为了解了世间百态，无情的作别一切美好的情感，自以为参透人生，自以为成长得很快，许多年后才发现，真正的，像空气一样不能缺少的，正是那些自以为是矫情是多余的东西，千年万代被人们传唱的就是人最需要的，为什么认识世界的顺序颠倒了呢？没有宽裕的家庭背景，没有足够多的钱挥霍。总有一天，终于认识到自己不是天才，不是美女，不会有动人心魄的命运了，结局是平淡的无味的，甚至残酷的，这样也就安心了。就这样混吧，别人咋混咱咋混。也许现实就是这么开始的吧，原来很想诉说，各种各种，后来就烦了累了想睡觉了，也不想写字给别人看了。不知到底是老了还是成熟了？堕落了还是现实了？”剔尽寒灯，伴着幽咽的箫曲，联想起苏轼的《洞仙歌令》中写花蕊夫人的几句词“屈指西风几时来，却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和洛夫的诗句“既然要走，又何必来这么一趟？”心都要碎了。如一只水鸟，掠过如镜的湖面。羽翼，扇起动荡不安，一个曾经使自己冥想了很多年的迷团重新摆在了面前。

一蔟一簇的花开，一朵一朵地零落，一季一季的更迭，一年一年地度过，说不完生命的艰辛，道不尽思想的波折。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素笺小流云中。淡淡的失落，淡淡的惆怅，这是自20岁之后时时感觉到的沧桑！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时代，那是黑暗的时代/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有人说，人生一世，不外乎三步。其中永恒的两步，自己都看不到，唯一能亲眼目睹的只是短暂的活。可所谓的活，更多的是肩负沉重的责任，艰辛存在的过程。为什么活着简直就是煎熬，还要挤在这个世界？既然最后都要尘归尘，土归土，为什么还要拼着一口气奔波来去，在人生的泥尘里打滚？走入一个精神的绝途，有很多解不开的精神的困惑，对于德国作家黑塞的偏爱，对于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痴迷，曾经希望过自己所喜欢的一些西方的哲学家给自己以顿悟，但因为总是在旅途，回不到过去，飞跃不了千古，只能随着岁月长河的流水漂泊；因为在动荡飘浮不定的旅途中很难找到能够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人，似乎始终未能够于极端困惑里走出来。

目送青春，那沉甸甸灰蒙蒙的末日，躲在季节深处，听花与黑夜唱尽梦魇唱尽繁华，唱断所有记忆的来路。忘记了哪年哪月的哪一天，在哪面墙上刻下了一张脸，一张忧伤着凝望着自己的脸。阴天，有雨。无论怎样地睁大眼睛，都无法看到云淡风轻。烟水依寒，千年悲情，冷依旧。生活就是这样，有的事可以人力为之，有的却无论怎样的付出，都是无为的结局。当染尘的纤指不再柔软，难收得又何止是覆水？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斜晖脉脉，过尽千帆，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历经人生途中的梦，虽似一幅幅画，却从来没有蒙特里安，也不似康定斯基，只具有很形象写实的涵义。许久不曾肆意放飞自己的心情了，不是因为自己懒得梳理，而是一直在默默地逃避，逃避着生活所强加给自己的一切：爱或恨，伤或痛，幸运抑或不幸。宁愿在天涯海角独倚轩窗，听漏尽更残，埙声远近；宁愿避离趁尘埃，远离、远离、再远离，沉默、沉默、再沉默，一人消却如水的永夜。甚至不敢面对“究竟是什么，让一块璞玉磨成糙石”这样一个已经很陈旧了的话题，也许是在借故逃避，逃避曾经走过的炼狱，逃避曾经经历的灵魂劫数，因为它勾起了太多对于生命的反省、对纷杂的生活的苟且以及对灵魂随波逐流的姑息的责问。

风又起，秋又来了。墟上的炊烟，如同无名的河，流向未知的远方，在空中散了痕迹，只有烟花还在寂寞的绽放，我却无法握住这一刻的繁华，凝容一揖已用尽毕生的力气！　

有人说，活着就是默默含辛茹苦。其实蜗居于钢精水泥中，每天的生活都很相似，用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法，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对于善感的自己来说，如此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无论从哪个维度上论述，要产生不倦怠的心理似乎都很困难。只是从小就习惯不把自己的苦和痛说出来，怕别人对自己投来同情的目光，所以给外人看的永远是笑脸！

或许世俗与尘世的生活中，烦恼与苦闷注定与人一生相随，无法拒绝也无法逃避。就似此时静夜的灯下，永远无法放弃那道影。

而灵魂在绝途行走，在山峦叠嶂中，步履挣扎成起伏线。展读年少之时的速写，所有的线条都如漂浮不定的水草般流动；翻阅过去的日记，全是斜体的艰辛拉纤的姿势。心为形役，看一场烟火的表演，开到荼蘼更无花，如伫立池中的荷，孤高地守住自己的清姿，昂首望天，仿佛有一声轻微的慰息流荡在花瓣之隙，不想说破什么，又觉得红尘路远，夜沉霜重。

但无论世事怎样的变幻，灵魂是怎样的为世事磨砺至千疮百孔般苍桑，都不希望自己在叹息声声中，把栏送斜阳、望残月，只希望，希望自己在秋再凉风再起的时候，默看一朵菊芬芳盛开，而后在风霜中无声枯萎的全过程，永远都是那个经历过一切、看透过一切、受过一切磨难，仍能保持眼眸清澈、心存诗意的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