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

——写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历史睡了

而时间醒着

世界睡了

而你我醒着

雪落无声

——题记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副统帅、接班人、亲密战友林彪语）毛泽东主[xi]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40个春秋。遥想当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时间“左”是空气，“左”是时髦，“左”是生存技巧，“左”是官场秘诀。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有目的的迷狂。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的此岸交错汇合，揭开了历史的重重伤疤，留下一份时代的病历。

英国一位政治家指出：“权力毒害最善良的心灵，有如烈酒迷惑最精明的头脑。没有人是至贤至善而可以被赋予不受限制的权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更是谆谆教诲后来者：“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旦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他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内部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拥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于是乾纲独断：玉宇澄清万里埃，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再加上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推波助澜，在“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极“左”政策下，不论是一人之下的堂堂国家元首或功勋卓著横刀立马的大元帅，还是学术泰斗理论权威甚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升斗小民，都在被无情专政之列。

百代犹行秦法政（毛泽东语），一元化的结果是“党天下”（著名右派储安平语），个人迷信是统治的最好形式（希特勒语），“臣民”的惟一义务就是献媚，连打个喷嚏都散发着《人民日报》社论的气息。可怜的是，亿万蚁民梦里不知身是客，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把压迫视为宿命。在一望无际的文化沙漠中，万马齐喑，十亿人民八个戏，这样板戏不仅是文化旗手江青的“杰作”，还担负着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的功能。

苦难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芸芸众生人格的高下。“演技高超”的林彪宣称：不说假话就不能办大事，他在神化中国人民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副统帅”的封号并被钦定为“接班人”写进神圣的党章，如封建帝王之册立皇储。一代大家郭沫若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放弃自我，迎合时尚，高歌狂赞“红太阳”的千古诗才万年文章绝代书法，目眦尽裂地抨击邓小平右倾回潮之蚍蜉撼大树，临终遗言死后还要安葬在极“左”的农业典型——大寨虎头山上，丧失了一位大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品位与思想风范，只能被后人无情地蔑视耻笑。而像孙冶方、马寅初、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民族的良心，不是在冷冰冰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就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甚至被割断喉管，扼杀了真理的声音，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为了争取将来的美好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尊尊石质的雕像！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

1994年中国作家张贤亮到荷兰访问，一位人类学专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人类在60年代正是发展到高度文明的时代。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在那时却有五年——从1966到1970年没有一名大学生？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为什么？”张闻之大吃一惊。回首19世纪末中国开始创办大学，历经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尽管艰难却一直没有中断过，惟独在红太阳照耀下的最“幸福”的年代里却停办了大学教育，且达五年之久。

是啊，几千万人不在校园里接受正常教育，那他们都去了哪里？面对当时中国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国民经济的极度衰弱和文革全面夺权政局的极度混乱，纵然伟大领袖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也无法在严酷的现实危机中提供1600万个就业岗位，只能把这个巨大而沉重的包袱甩向边疆农村。挥手之间，千万学生“齐踊跃”，“红霞万朵百重衣”。在笑成一朵朵花的电影宣传片背后，真相却是——青年学生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以日当年地在如豆的油灯下浑浑噩噩地劳其筋骨，一颗颗下过地狱的灵魂踢翻了中国这只布满小生产者的马铃薯的口袋。对于这场历时10年、耗资300亿、牵动全国城乡2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城乡大迁徙，单用一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岂不是显得太草率、太轻描淡写、太不负责任了？世界各国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数字化生存，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已经把宇航员送上不见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纯粹是反文化、反科学，是文明的倒退，是历史的反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墨写的谎言挡不住血写的事实。1600万人的宝贵青春岂能用“无悔”二字了得！

当文明的火种熄灭之后，愚昧的黑潮将比远古洪荒时代更为泛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狂信会导致偏执、蛮干甚至荒唐。“四人帮”曾把一个无知的交白卷学生吹捧为“反潮流”英雄，成为人类教育史上的笑柄。荒唐岁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四大皆空”，好比卡夫卡的城堡爆发革命，大门洞开，是中国公共领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每一个公民人权遭践踏遭毁弃遭摧残的噩梦。如今还有人潜意识里怀念那个“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究竟谁怕谁”的激扬年代，忘记的是那时候遭受的饥饿、贫穷，还有以言定罪的惊惶和劫难。正如在摩西率领下走出埃及在旷野流浪40年的犹太人怀念在埃及的那些“美好”的旧日时光，忘记的是曾经受过的奴役和皮鞭的滋味。

已故诗人顾城有一首诗：《昨天，象黑色的蛇——纪念“文革”》

昨天

象黑色的蛇

盘在角落

它活着

是那样冷

死了，更不会热

它曾在

许多人的心上

缓缓爬过

留下了青苔

涂去了血色

现在

它死了

压在一座报纸的山下

难以捉摸

无数铅字

像蚂蚁般聚会

讨论着

怎样预防它复活

法国文学家雨果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一个绝对的共和国需要严峻的法律，要给乌托邦套上现实的轭，权力只有归纳到法律中，才变成可能。”而伟大领袖在晚年表示：“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只能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实际上他晚年的悲剧和与之相关的国难民难党难，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邓小平说过：全党都有份)，党外人士也难辞其咎。　

当年殴打批斗彭德怀的红卫兵头子韩爱晶在几十年后幡然悔悟椎心设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告诉青年们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可以比平时学到更多的知识、道理和科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历史对中国最大的补偿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1969至1972年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赣南一个拖拉机厂的小道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整整思考了三年零四个月。邓小平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当他在1977年复出时，首先就是恢复高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后全方位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终于，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走进了新时代。在新时代，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和李锐深刻反思：我党为什么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撰写《牛棚杂记》，要“写一个残暴的时代留给后人作研究当代中国之用”。

是啊，只有当文革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经终结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