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茶
即使漂泊,我也从未离开。
在车流如潮的都市,煮一壶清泉,冲泡风干的记忆,状如干蚝的铁观音缓释着故土的芬芳,抿嘴一啜,清醇的韵味渗透到每一条毛细血管。记忆可以被磨灭,但生命中的若干,有时岁月最锋利的尖刀也难以剔除。
童年有的是还不清的债务,厨房的灶台前后两口锅,一大一小,大的煮稀饭,小的蒸番薯,我刚会烧火的时候,母亲总会说,柴火推到后面些,不然番薯蒸不熟。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我们八个孩子拉扯大。
四岁时,六个姐姐去采茶,母亲理家务,还要照顾几个月大的小弟,父亲在生产队队址制茶,队址里才有整套的制茶器械。中午要送饭,我自告奋勇,母亲无奈中也应允。她打点好包裹,大碗公里盛着盖菜咸饭—一一座微型的“山丘”。队址离家1公里左右,母亲还是再三嘱咐,走路小心。当我稳稳当当地把饭送到父亲的面前,父亲正在揉茶,光着上身,裤头已被汗水浸湿,颜色更深,与没沾湿的部分泾渭分明。现在懂了,那时侯为什么只有到茶季才能吃干饭,那是费力活儿啊!饭父亲却没吃完,筷子像刀锋一般,留了个半壁华山,“望儿,阿爸吃不完,你吃。”我是吃过了饭才上路,母亲还额外把香脆的锅巴捏给了我,也许是没吃饱,也许是太相信父亲的话,竟然也是风卷残云。
童年的记忆,制茶多于喝茶。闽南俗语说:“制面床的困(睡)鼓椅,做火烘的抱钴里。”家里有一只茶杯,不过不是用来喝茶,母亲说,那是以前用来量米下锅的。我总庆幸自己,童年还有稀饭番薯和盖菜甘蓝,姐姐们的童年,茶杯量米下锅的日子怎么过。同情,感激,我的姐姐们。有姐姐的人是幸福的,姐姐唯一的坏处,就是她们终究要嫁出去。三年分一次的水田,常要让出几分来,若是年限未到,又要挑稻谷补偿刚娶媳妇的人家。只有分固定的茶园旱地,不管你今年下了多少猪屎牛粪,也不怕来年的茶叶番薯会长到别人家里。
全家十口人,分到的茶园自然可观。然而烦恼不亚于欣喜,采茶有姐姐们,制茶真正的劳力却只有父亲一个,即使那时我们有了自己的制茶器械。茶季一到,小学照例放两周的农忙假,我的任务是放牛兼煮饭,有时也帮忙晾青。到四年级的时候,父亲说:“无牛用马。”开始教我炒青,泛红的大铁锅飘着火星,父亲的手在上面探了探,说:“下锅了,”鲜叶一倒,噼噼啪啪的响声,柔和,清脆,均匀,仿佛熨平了心底每一处疙瘩,茶叶的清香夹杂着水汽扑面而来。t字形手柄转动起来,焊接在长杆上的铁圈贴着锅面把茶叶扬起又撒下,如此反复。唯一的遗憾:出锅时,锅底总有少许茶叶灰飞烟灭,儿时的手臂不够长,扫不干净。烘焙夏天最苦,身上仅穿的一条短裤都能绞出水来;揉茶最累,茶巾裂了可以补,脚底磨出血泡怎么补?就希望结成老茧,那是抵挡疼痛最好的武器。然而,一天的战绩经常不会超过三十斤,五六百斤的春茶(干茶),开采时如草本般鲜嫩,收尾时木本的原形暴露无遗。
干茶要挑到茶站去统购,我跟在父亲为首的队伍后面,挑活只会轮到姐姐们。我打好的算盘,是等父亲拿着扁担和空布袋走出茶站,泛黄的小塑料袋里零碎而整齐的钞票,我敢讨要的、只能讨要的零钱:一分的汽车,两分的飞机,五分的轮船。至于姐姐们中意的“的确良”,只有等到过年才敢开口。
除夕夜的压岁钱伴随年龄渐涨,从崭新的两角到没有一丝褶皱的一元,新婚归省的姐姐姐夫总是慷慨,然而偶得的大票,却又经常在父母善意的保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肉价已经从小学一年级一块五涨到初二的四元,而我们的乌龙茶呢?还在三元左右徘徊,高档茶也不过四五元,何况好茶毕竟少数,高档铁观音制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可遇不可求。有人的心里开始累了,于是造就了两个制茶新名词,一个叫“青炒鸡”,一个叫“晒咸鱼”。所谓“青炒鸡”,就是鲜叶一采下直接炒青,省了做青这道关键工序,这种茶喝起来又苦又涩;“晒咸鱼”是揉捻机里揉出的茶叶不经烘焙,拿到太阳底下晒,省柴火,但一开泡,又腥又臭。那阵子没人指望种茶来养家糊口,倒是刮过三股新兴产业风:香菇栽培、竹荪栽培和养母猪。我们家也种了香菇,锯末菌筒就不长菇菌,尽长青霉红霉;我们换种竹荪,价格却从五百元狂跌到五十元,还没人要,“出水芙蓉(用竹荪做的名菜)”啊,国宴菜!还不是普通百姓就着稀饭下肚;养母猪,仔猪还未出栏,便染了猪瘟,最后连那头母猪也未能幸免,四个字——全军覆没。诸事不顺,茫然的母亲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她坚信上帝没有无缘无故的惩罚,但生活给不了她一个合理的解释。日子苦涩如“青炒鸡”的茶水一般,为了致富而贷款的利息要还,我也准备到县城上高中,家庭也要开支……那天,我在烫脚的楼顶“晒咸鱼”,几个戴麦杆草帽的“工作人员”和父亲在楼下吵了起来,随后又在每个房门上贴白条——我们没钱交茶叶税!父亲终于决定让他三个未出嫁的女儿走出去,老四去晋江鞋厂,老五去厦门帮表姐看店,老六去厦门湖里皮包厂,我们家的《出埃及记》从这开始。
小弟在家上初中,父母只好留守。偌大的茶园已经没多大的意义,采茶一个,制茶一个,两个都已半百,留着荒废,父亲的老脸又挂不住,只好雇工,收益是不敢说了。
真正离开故乡的茶园,是在小弟初中毕业之后。任凭我在信里如何心碎地劝说,他都不肯继续升学,反而安慰我:“你放心读书,我出去赚钱供你”,那时侯离家太远,不然我会结结实实地给他一个巴掌。小弟既无从文之意,父亲也不勉强。恰好老五也想脱离表姐,自立门户,父亲东挪西借,总算把厦门的一个店面支撑起来。1997,香港归来,我们离开。临行不忘带上几斤铁观音,那份清香,那副沾着茶垢的茶具,那杯酌满的热情,哪一样茶乡人可曾离开?在快得令人麻木的都市,只有那股醇厚的古韵才能唤醒故土的思念。
厦门发展有多快?90年代初食杂店都难找,到二十一世纪初,十年左右,沧海桑田,好又多、沃尔玛、麦德隆等零售业巨头纷纷进驻,像航空母舰撞得小零售店踉踉跄跄,小弟决定把老店改成茶店。我很是赞成,特别是中国茶都落成之后,安溪乌龙茶的发展是一日千里。隔三差五小弟要回来收购干茶,我的单位在厦门至安溪的公路边,有时周末也搭他的便车转转。路边的水田种的不是水稻,向后奔跑的分明是深绿色的背影。春秋二季,各地茶商纷纷驻足安溪,抢购尤为激烈。凌晨3点多中国茶都便开始冲泡第一壶早茶,人流就是煮沸的泉水,闻香冲泡,论色观形,讨价还价,筛末过称。去感德和祥华的茶商更早,凌晨2点左右就开着或买或租的小车从县城出发,有的直接投宿在当地简陋的旅社。每一个茶商都想从茶农手里购得第一手好茶。如果你不想早起,又想买到物美价廉的铁观音,那就要去茶农家,当然,首先你必须是个识茶人,有经验的茶商甚至会在茶叶未烘干之前下定金。再看看他们现在如何制茶:采青有采青机;做青用空调、除湿机、摇青机;炒青用滚筒或液气化炒青机;揉捻用平板机、速包机、打散机;烘焙有可控温度的烘箱,只有卖茶不是电气化。想想以前,一天三人制二十多斤干茶都伤筋动骨,现在三个茶农一天制两百斤干茶已属平常;以前制高档茶靠天吃饭,现在用机器控制温度湿度,制高档茶,那是技术;以前因为茶贱,我们离开,现在茶贵,我们又回来,戏弄?注定?抑或其它。
喝完小弟的婚宴喜茶,父亲说,他住不惯装满防盗门的城市。他要回去,回去把房前屋后的闲地都种上铁观音,白天,除草施肥,杀虫浇水,晚上,挨门串户,泡茶聊天。年近古稀,做子女的谁会放心?二老反驳:“秋茶茶青(鲜叶)一斤二十元,我们不会饿死!”
都说安溪人是茶树下落地,茶山上入土,一点都不过分。安溪人与茶,那不仅仅是鱼和水的关系,鱼还可以从水里捞出来,但你找不到一个没有一丝茶味的安溪人,喝茶,谈茶,制茶,待客请茶……那是渗透与交融,那是生命从来没有如此贴近的一棵树,那是一生嵌在“茶”字里面的一群“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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