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民主政治刚起步　政治体制改革将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一直在缠绕着民众的心中，很少有人敢于表露，更多的是从侧面去暗示给执政者，在这种被压制的言论后面，多少仁人志士在观察着执政者的决策，想从执政者的话语中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蛛丝马迹，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李君如，也是在上层建筑给执政党制造舆论依据的文化人，也可以说是政客，或者是某种理论的制造者。

文章说：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文章首先掩耳盗铃地说明是一种舆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进行，而实际上有没有进行，文章没有说。但是，作者已经承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还很含蓄地表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毕竟是文人，说出来的话都摸不着边际，前面刚刚说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是一种误解，后面却在表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重视和进行，前和后，舆论和现实，这不能等同，进行了就是进行了，还停留在舆论阶段就是停留在舆论阶段，如果把还停留在舆论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认为是已经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显得强j*人意了！

所以，这位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这篇文章言不由衷，或者说，他本身也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还停留在舆论阶段，只是为了安抚人心，不得不去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在进行。他的论据有两点，一是去年十七指出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二是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民主都是国民的渴求，是否给民众赋予民主，是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根本，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的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经济的长足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是从统治者根本利益上去寻求一种国家的繁荣，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等等不合理因素就会慢慢蚕食国家的躯体。

文章说：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早在邓小平同志健在时就已经提到，如果我们再一次阅读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就会发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平同志是主张双轨进行的，只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却发现原来不是这样，这就是策略了。

因为文章提及的是人民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所以，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双轨进行我们很容易去解释，那就是“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体现的应该是人民共同意见下形成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体现的是执政党所赋予民众的民主。我们所说的赋予，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法律和法规，比如，在奥运期间执政者赋予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场所，那就是指定的某公园，在执政者引导下，民众可以在指定的场所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对制度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标志就是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文章的作者把民众对民主的渴求用执政者的语气表达了出来，那就是战略和策略。小平同志健在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就已经形成，我们可以从小平同志的讲话里看到很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阐述。可是，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停留在小平同志的年代，为了给民众一个说法，文章的作者站在党校教员的立场教育党员，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没有开展，那是出于“战略和策略”的要求。

文章提出了“八个方面的特点”来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截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其主要事实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大部制改革”。

不可否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有点张冠李戴了？经济范畴上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总结，但是，我们要分清到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政治还是经济，当然，如果我们要去强词夺理，完全可以撇开经济来说话。比如，没有执政者的允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没办法进行下去，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的原因，问题是这种说法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连执政者也不敢否认！

取消了人民公社，建立了乡政权，我感觉没有什么两样，这只是名称上的改变，如果说是回归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我理解，至于县级的人大常委会这个橡皮图章，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浪费时间去讨论，我只是说明，乡，县这两个政府部们名称的改变也同样不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他跟“大部制”一样是为了统治的需要而设计的部门，是为了更好的行使国家的权力，在法制的规范下安定团结，达到和谐的目的。

文章说：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首先，我国实际上没有，也不会存在三权分立的局面，颜色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我们可以藐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在“党领导下的”这句话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我们可以说在党领导下的民主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而且他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但是，西方国家也同样可以说三权分立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同样经过实践的检验。那么，到底那个是真理呢？文章无意间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拿来证明民主政治的中国，其实是一种对哲学的误解和对政治的嘲笑。身为党校的副校长，应该懂得三权分立的含义，两个不同含义的“真理”是没办法调和的。哲学告诉人们，真理只能有一个，但是真理可以转换，也许，你今天是真理，但是明天你就不是了，而两个真理同时存在的情况那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对于真理的讨论，我们在拨乱反正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两报一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到了今天，我们才发现，原来真理不是掌握在经过实践证明属于真理的人手上，而是掌握在有说话权的人手上，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文章的依据是“修改和完善了宪法”，“　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

民主和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结合是难乎其难，文章主要是要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可是，在这一点上，文章全部的精髓是强调法制。什么叫法制？我想作者是应该明白的，那是统治者制定的约束被统治者的法律和法规，没有民主可言，完全是为了统治的需要。这种一厢情愿的赋予我想不是很满意的答案，用来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想起一位革命者的诗：“爬出来吧，我给你自由”！

在“中国民主政治刚起步　政治体制改革将深化”这篇文章中，作者说明中国民主已经起步的第三点理由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实行身份证制度，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首先，大规模地平凡冤假错案，这本身就是执政党的一种高尚品德，我们党历来都善于自己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如果能够在产生冤假错案之前多来点民主的意思，我看出现错误的机会就会少了很多，即使出现了错误，也不用留待后人来平反，缺乏党外的监督，这才是产生各种冤假错案的根源，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会出现的一种自己发现错误和自己改正错误的伟大创举。

在说明这第三点理由中，作者没有具体的事例，而是按照八股文的格式喊了几句口号，抄袭了各种报刊杂志的官场语录来说明，完全没有新意。

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长期以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破灭以后，资本主义的苗头开始出现，小平同志看到了大洋彼岸的蔚蓝色，想与之融为一体，但是，在改革当中还是留下了鲜红的底色，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同步进行。

只有非共公有经济的发展才具有人性，如果作者能够从这一点上来论证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们很容易接受政治体制已经开始改革的说法，问题是作者既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去说明，也对非公有经济的含义了解模糊，出现了一种欲说无词，表达不清的尴尬局面。

户籍改革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身份证的出现，让人们从原来禁闭的乡村走向了城市，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产品，毛泽东曾经成功的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尽管贫穷，但是他们活得道德高尚。小平同志把他们释放出来走向市场，很多人的道德观开始改变，在体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变得道德卑鄙，我们无需去讨论现代人的经济观和道德观，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能够发展经济就是能人。刚刚发生的山西铁矿惨案就有人在评论，宁可被追究责任，也不愿意得罪有钱人，这种畸形的官场现象也同样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出现的苗头，只是停留在舆论上，口头上。

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这是闭关保守的一种开放，昨晚上中央一台曾经就目前大量的中学生出国读书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们不去了解他们讨论的结果，其实也没有结果，我们就一个问题请教这位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真正能够到国外读书的学生，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的农村教育还停留在封建时期的私塾模式，很多的孩子在失学，就连我们农村的老师也在喊怨喊屈，抱怨收入太低，在这种只有“九年义务教育”的口号而没有实际内容的做法，跟我们大声喊叫政治体制改革又有什么两样呢？

国家的大事，也是我们人民的大事，我们想知情，我们想参与，我们想表达，我们想监督，我们真有这权力吗？

李君如的第四点是这样说的，很简短，没有具体的事例：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如果作为官样文章，这一段是无暇可击的，因为在长期的宣传舆论上都是为执政者服务的，说多了，也就习惯了，人们常说，假话说多了也可以成为真理，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听多了假话，一旦有人说了真话，那就显得跟“真理”格格不入了。

基层村务公开，其实就是联保责任制，把矛盾下交，让村民相互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他不是政府部门，也就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只有从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部门开始实行民主选举，那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体现。乡镇一级政府指定村长候选人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我们去进行详细的统计，我看人们很快就会看出里面的含义。

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不行，还不能给予民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有人唱反调说：不要认为人民不懂民主就不给他们民主。其实，给予民众民主是统治者的优良品则，也是维护执政者执政地位的唯一选择，人是高等动物，他们是有思维的，物极必反，当前的群体事件和安抚农民就说明了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断地张扬村一级的民主选举，可是对乡镇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连影子也没有，更不要说省一级了。

李君如的第五点更是不堪一击，他说：

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制”这是中国的特色，人们已经从这个特色中领略了执政党的策略和创举，我们在领会“参政”着两个字眼的时候，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这个“参”字的意义呢？如果说这是执政党的政治，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那就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里说的是合作，监督呢？能够跟执政党合作的党派，我想没有一个是例外，那就是靠财政吃饭，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千古以来的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中很多文化精英都已经被收买，昧着自己的良心为有钱人说话。我不是说不该为靠勤劳致富的有钱人说话，而是说在为他们说话的同时，也为我们穷人办点事。那我们的参政党派呢？是自发的还是任命的党派官员？我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有数了。

李君如很小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里李君如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把“领导下”改成了“支持下”的，这才是党内要求民主的正义呼声，是实话，真话，老百姓的话。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能真正把“领导”下改成“支持”下，那么，那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

李君如的第六点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展的事实，而是强调“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

“结合”和“带动”，到底是“结合”还是“带动”？党内党外有别，执政党不是全民党，没有结合可言，要是说带动，还可以说的过去，要是说结合，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信仰，怎么结合？

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分配是否合理，那是体现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有人说，对于执政党党内的腐败问题，执政者早已经知晓，只是目前还没有到合适的机会去消灭他们，还需要等待，忍耐！这个话题也是我在某网站跟一位网友争论的焦点，他说要容忍腐败，执政党会自行处理这个问题，这就跟我们经常听到的“自己发现错误和自己改正错误”的调子一致了，也是一种安抚人心和宣传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的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

在第七点说明政治体制已经开始的依据中，李君如终于提到了监督！他是这样说的，我没有修改，减少和增加一个字：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奥运前的万名市长大接访说明了什么？很多作者已经对这次应时的大接访作出了回应，我不想多说。奥运后的大接访呢？为什么要搞大接访，如果事态都消除在萌芽状态，我看连小接访也没有必要。

我国的监督体系存在着诸多制约，这是执政体系所形成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要说监督那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父亲监督儿子，儿子监督父亲，我曾经这样问过一位官员：如果你父亲去嫖娼，你怎么办（说）？他无言。

所有的官员都存在着一条战壕的理念，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每搞倒一位贪官，就能拉出一批，这也是中国的特色贪官链条。

我们有一种思虑，那就是在这些官场规则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最近海南高级法院对一名贪污2个多亿的官员没有判处死刑，在网上引起了骚动，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人治和法治的关系，还不足以说明量刑的标准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的缺陷，当这位贪官蹲在牢房里暗笑的时候，他将激励多少官员继续去冒险。

名义上的监督不等于实际上的监督，内部的监督不等于事实上的监督，只有把监督权充分下放，广开言路，让信息充分流通，那才能充分暴露矛盾。网上的监督已经在产生效果，很多腐败案件都是从网上举报入手，要是被查封的网站稍微少一些就好了。

最后第八点，李君如又回到了选举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要说的太多，说多了就显得无力了，选举票决民主的具体体现在哪呢？人大和政协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书记兼人大主[xi]的体制是保证党的决策顺行无碍，买来的政协委员我看心中有数。

我们不可否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是大势所趋，是世界潮流在推动我们去改革，我们迎合了这种潮流，所以我们成功了。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历史的发展也在推动我们去进行改革，我们是逆潮流而上呢，还是顺潮流而走？这是执政者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我想，只要党内主张改革的力量处于劣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得等待，如此多的被收买的社会精英还在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进行制造障碍。

在最后，李君如终于说了真话：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我也就用他的这句话作为结尾，让人们继续去深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