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魏征劝诫太宗的话。如果光有“兼听”而无“雅量”，这个“兼听”等于不听，甚至后果更糟。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一系列错误？很多人都归咎于他老人家的独断专行，听不进批评。也有人说没有人敢当面劝谏，连周恩来都顺从着他从不违拗；即使个别人如彭德怀敢拍桌子，但方式方法太过激烈，使老人家下不来台，故效果适得其反。

毛泽东晚年的所作所为，国内的确没有一个人敢直面指出他的谬误，好不容易有了个彭德怀出头，又是如此的下场，国内更是鸦雀无声了。

难道国内就没有一个“魏征”？先有一个党外的梁漱溟，后有一个党内的彭德怀，曾先后指出过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如果毛公有一些“雅量”，也许中国人民就少受很多灾难。

国外也有对毛泽东的批评，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达到狂潮时，赫鲁晓夫的评论尤为中肯。他的《赫鲁晓夫回亿录》中说：“在搞‘大跃进’和公社之前，中国成长壮大得非常迅速……当中国迈开‘大跃进’的步子，毛决定通过‘小冶金’在几年之内超过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向全世界显示‘中国奇迹’的时候，当他建立公社从而使人民破产，然后又把公社变成半军事化村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被搞乱了，工业和农业都开始衰退。”

“文革”运动在中国肆虐最烈之时，“就是好，就是好”响彻云霄时，赫氏说：“中国人正在互相残杀。在我们这里斯大林曾枪决了数以十万计的公民，那是斯大林滥用了权力，毛现在正在他们那里重蹈覆辙。”

毛泽东当然听到了赫氏的声音，如果他有“雅量”并反躬自省，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绝不致于如此惨痛。

遗憾的是梁漱溟的言论被视为“反共”；彭德怀的言论被视为“反党”；赫鲁晓夫的言论被视为“反华”。这些“谏言”、“批评”都被当作“敌人”的恶意攻击，而且变本加厉地比原来的错误走得更远。

毛公对敌的原则是：反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1974年全国上下对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反华”进行口诛笔伐，因为安氏把中国不文明的生活陋习拍成纪录片。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对我国的“大跃进”大加赞扬，说它“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毛泽东看后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

一个对我们纠正错误有利的纪录片被视为“反华”，遭到封杀；一个对我们纠正错误极为有害的言论被誉为“极好看”，广为转载。这已经不是什么“雅量”的问题，而是刚愎、专横的独夫作风。闻颂则喜，听到批评一触即跳的小家子气，这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炎黄春秋》（2008、8）一篇文章记载了新华社前驻美资深记者钱迪回亿：影响很大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软骨头外交》，骂美国政府对中国让步，也说了中国的一些坏话。钱先生随即赶写了一篇评论反驳，题目是《〈华尔街日报〉的背脊骨有多硬？》。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两篇评论在头版同时全文发表，并加了按语说：前文“用了很多冷战语言”，而“新华社记者的火气也不小”，本报同时发表供大家欣赏评论。

一个能兼听，有自信的国家乃至领导人，他必定有宽容、淡定、从容不迫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如果拒绝国内外“不同的声音”，或听了以清除所谓“反华”、“右派言论”为由大张挞伐，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专制、愚昧和心虚。

我们什么时候对不同观点的声音也允许发言“供大家欣赏评论”，才能真正做到“兼听”，“雅量”也就体现在其中了。（200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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