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个游客到土耳其旅游，下车后遭遇了两个招揽生意的私人导游。接下来，这两个导游展开了惨烈的降价大战，价格是一路狂跌，最后其中的一个人激动地对游客说，你上车，我免费服务！游客看着这个年轻导游兴奋的脸不解地问，这样也可以？这人高兴地说，是啊，我赢了。

据说土耳其人就是喜欢抬杠，最后连为了什么抬杠都忘了，只要能赢就可以。这种较真的性格实在是可爱。看了这故事后，我就一直对土耳其心向往之，即使不一定能碰到免费服务这样的好事，但光看看他们这样粗脖子红脸地抬杠，也是一件享受的事。

但在我们的身边就很难看到这样的事例。与土耳其人相比我们显得“聪明”多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肯定会传为笑柄。成语“买椟还珠”的故事好像就跟这两个土耳其人的相似。有个郑国人去买珠宝，结果被装珠宝的木匣子吸引，买了木匣子把珠宝还给了卖主。这故事千古流传，大家在取笑郑人时不自禁地为自己的智慧沾沾自喜。但是，这郑人真的傻吗？如果这木匣子真的比珠宝更能给他以快乐，那买木匣子又有何不对？买珠宝还不是为了能让自己在欣赏珠宝的美时获得愉悦吗？但我们就不是这么想的，似乎有个客观的快乐标准高高在上。还有个相似的例子是魏晋时期王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一夜下雪，王子猷在门外喝酒，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戴安道，于是乘舟前往。舟行一夜，到了戴安道家门口，但王子猷并没进去，原路返回了。这件事很让人惊奇，大家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故事也千古流传，成了魏晋文人任性而为的经典。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这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谁会在路上耽搁这么久，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的？坐火车都显慢，还得坐飞机。与土耳其人不同，我们似乎更注重结果。我们甚至想把过程都省了，直奔高[chao]。因此“得鱼忘筌”这成语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个高深的境界。只要弄到鱼，用什么工具是无所谓的。

与土耳其人爱抬杠不同，我们似乎也不会迷恋于争吵辩论，我们相信清者自清，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孔夫子也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行动敏捷，要深刻地看清问题，但不能多舌多嘴、喋喋不休。孔夫子还说，巧言令色，鲜仁矣。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不是好人。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平时我们也喜欢老成持重的人，看着一个好抬杠的人总是心生不喜。但孟子老人家就挺爱辩的，动辄就捋袖子滔滔不绝。但人家是亚圣，我们不能以常理度之，说人家好逞口舌之快；那么孟亚圣的好辩我们就归结于人家心怀家国，哀民生之多艰，这样也就有道理了。总之，我们就不能多作无谓之争。从这点看，土耳其人比我们多了许多的血性，他们是年轻人，而我们就是白发苍苍暮色四起的老者，几千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事没看过？因此我们欣赏“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的境界，脸上露出苍老的微笑。

这种淡薄豁达的心境确实有看破红尘的澄澈之美，但总让人觉得不过瘾。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带着自嘲的苦涩。但一贬再贬的苏轼很会自得其乐，每每感慨怀才不遇，心生愤懑时，总能用博大的胸怀容纳百川。“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在羡慕甚至嫉妒周瑜雄姿英发、年纪轻轻就建不世伟业时，他赶忙写下“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反正浮生若梦，又何必斤斤计较呢？在郁闷远离天子，报国无门唱出“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时，又不忘安慰自己，“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他以高深的内力一次又一次地化解心里偶然滋生的不满，成功地打通了任督二脉，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但看着确实不过瘾，这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战争内化，消解于无形。脾气实在是太好了点。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李白。李白被李隆基一脚踹出了长安，他没有用永恒的哲学思考来消弭心中的不爽，他大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倒像是他炒了李隆基的鱿鱼似的。真是痛快。

但李白这样的人毕竟少，几千年的文化压在我们心头，沉甸甸的。一遇到困难挫折，我们更容易想到的还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另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得失随缘,心无增减”，然后安然就寝。那土耳其人在遇到麻烦时可能会怎么想呢？我猜他们肯定会想，明天一定要跟这龟孙子争个明白。兴奋得一夜难以入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