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今年57岁了，贫穷和辛劳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还不算年迈，却显得非常的苍老，胡须几乎都斑白了。然而，无论岁月如何的摧残，我大哥在我心中的能人形象丝毫没有变矮小，依然是那样的伟岸。

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村里的邻里们吹着唢呐敲着锣鼓，去为大哥迎娶大嫂，我穿着开裆裤跟着迎亲队伍，嘴里不停的嚷嚷：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最后被我力大如牛的二哥拦腰抱回家，我坐在院坝地上泼赖了很长的时辰。

大哥留在我脑海中的第一次记忆，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从睡梦中醒来，大哥和二哥穿着军装，臂带红卫兵袖套，胸前别着伟大领袖毛主[xi]像章，肩膀斜挎洗得发白的黄帆布书包，风风火火的参加完运动回来，这也是大哥给我留下的他最精神的一次记忆。当时，在我家长五间的正房子和左边转两间箱房的祖屋上，到处都留下了当年大哥和二哥响应党的号召的见证，今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在老屋的天落檐、地落檐、木板墙壁上，都还能依稀辨认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将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摘抄的毛主[xi]语录等等，这些当时的时髦标语口号，是大哥和二哥用墨汁一笔一划的写上去的，字体工整，笔画端正，在我看来，颇有几分书法功底。

后来，我慢慢的成长，渐渐的懂事，放牛回来，或者割好猪草回家，在等待吃饭的无聊时刻，总喜欢琢磨我家火房的那口至今我父母仍然在使用的石水缸。水缸约一米长、八十厘米高、六十厘米宽，正面上方雕刻着直径约二十厘米的　“花团锦簇”四个行楷大字；两侧对称雕刻一个大圆，内套四边内收的菱形，菱形中间分别是直径约三十公分的篆体“福”、“禄”两个字，字体属于大篆还是小篆我至今也没有去搞清楚，凭大哥的文化他当然也不会明白；正中是竖排由“寿禧”两字变形组合而成的大字，我无法分清它属于什么字体；水缸两侧石板上雕刻着两个大大的中华结图案。水缸的文字和图案雕刻好后，再在上面刷上大红色的油漆，在青石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耀眼。这个水缸好像是在1970年加工制作而成的，那时候，大哥还不到20岁，对于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他，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年轻有为”。至于用石头打造喂猪喂狗的食槽以及加工食品用的石磨、石碾等，对于大哥是一件不难的事，当时我家用的上述石制器皿、器械、设施，都是大哥亲自做的，他因此也常常是一脸的成就感和自以为是！

1971年下半年，我6岁多了，大哥带着我去村小学报名启蒙读书，当天晚上，大哥和我坐在煤油灯下，用捡来的水泥牛皮纸包装袋给我包书。那时候的小学一年级只有两本书和两个本子：《语文》和《算术》，一个方格本和一个横格本。可我大哥包好新书后一声不吭，低头寻思，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不可能让你用手拿着书本走三里山路去上学吧？应该有一个书包。”当时我家的情况是买食盐都挤不出钱来，哪有钱给我买书包呢？过了一会儿，大哥的眼睛突然放亮，像一丝柔弱的闪电滑过我的脸膛。他说：书包有了。他带着我走进箱房的小木屋，那是他的木工加工房，那里常年架着马凳，摆放着他的大小宽窄不等的撮子、长短不一的推把（刨子）、由粗到细的木工锯，以及手动木工钻、斧头、钉锤等等。他找了几块平时用剩下的白杨木板，先推后锯，再做省头，然后用钉子钉上，刷上猪肝色的土漆，最后放在柴火旁远远的慢慢的烘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大哥就把油亮的木书包递给我，当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仔细端详，木书包实际上是一个像书那么大小的木箱子，厚度约六、七厘米，上面盖子是两边有梭槽的一块插板，再加一个可以起固定作用的钉子做的插销，书包的背带是用绿色粗帆布包装带钉上去的。我把书本装进木书包，再斜挎在肩膀上，在大哥面前反复走了几次“一、二、一”，当时大哥高兴的笑容和我得意洋洋的“拽样”，至今也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可见。去学校上学，同学和老师们都过来围观我的木书包，像欣赏稀罕宝贝一般。

说到大哥的木工活，我长大了才知道，其实在我们村子里，大哥早就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他给村民们修过小木棚，建过大房子，为村中的适龄女孩做过精致的婚嫁家俱，至于建木猪圈、储粮仓，以及生活中家家都不可缺少的木箱子、木柜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我的大哥也因此成为村中邻里们共同尊敬而喊叫的“大哥”。

大哥结婚两年多的时候，由于生活十分窘迫，生存压力太大，大嫂和我母亲时常为一些细节而吵闹不休，弄得一家气氛紧张，局势难明。一天，我父亲和大哥经过简单商量，决定让大哥和大嫂另立门户，虽然是独立成家，其实也就是一屋两头住而已，所以大哥的“一举一动”我仍然一目了然。

记得好像是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看到大哥家房屋的木板壁上画着一个半身人像，那人像的嘴巴处有油灯点烧过的痕迹。我很好奇，问大哥这怎么回事，他笑了笑，神秘稀稀的说：画着玩的。我又说：你为什么用火烧人像的嘴巴？他说：我想试试看他晓得痛不。我知道大哥是在逗我，我就跑去问大嫂，大嫂说：刚才有个女的，左侧ru*房下生了个大浓胞疮，到处医治无效，说来找你大哥“烧”了试试。

后来我才明白，大哥这种近乎巫师的医术俗称“烧嘴巴”。“烧嘴巴”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的：来求医看病的人讲完病因后，大哥就在木板墙壁上画个半身人像，然后点燃桐油灯，手拿一根沾了桐油的灯草，让病人在一旁静候，他嘴里一边念咒语，一边用手里点燃的灯草到人像的嘴唇处烧，反复若干次，最后点燃一柱香和纸，再用火纸灰化半碗符水给病人喝下去。

据说大哥用这种　“医术”，治愈了不少村民身上久治不愈的疑难怪疮（病），他最初收费一元、两元，后来涨到伍元，物价一涨再涨的今天，大哥的收费也就贰拾元，由于他收费不高，效果不错，很多病人都在病愈后，提着一瓶10多块的瓶装酒和一包白糖什么的上门，表示对大哥“医术”的崇敬之情。其中有一个农村妇女，她的年龄比大哥小5岁，由于走遍了临近县市的大小医院和民间医士，右边腋下的浓疮仍然不见好转，最后打听到“神仙”大哥，走了20多公里山路上门向大哥求医，经过几次“烧嘴巴”，她的浓疮居然彻底好了，她拉上她的丈夫，提着礼品上门不仅仅要谢恩，而且赖着认大哥大嫂为干爹干妈，从此之后，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上门拜望。

我离开村里去当时的公社学校上初中的时候，大哥居然靠他那小学三年级的学历当上了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并且一教就是五年多，他教学态度和“水平”还深得学生、家长的好评，当时的殷姓校长认为他是个“人才”，又是本土本乡的，能够长期稳定，他先是和大哥认“亲家”，然后又不遗余力的张罗着给大哥转正。然而，就在这个紧要当口上，大哥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和一个据说只有十六岁的女孩搞起今天见怪不怪的“师生恋”而被“下课”。

大哥“下课”后，重操旧业，继续做他木匠、石匠的行当，生活过得还算宽裕。

大约在1992年，上面决定实施撤区并乡建镇工程，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改革，取消了原来的公社一级，对大量基层干部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出现部分干部缺口，可能因为大哥是个口碑不错的手艺人，又有一点文化，能写一手不错的字，待人接物公正廉明，我们村在进行改选时，43岁的大哥居然被选举为一村之长，成为共和国最基层组织的“官员”。大哥“走马上任”后，带领村民们修桥补路，筑堰开渠，建村造寨，调解矛盾，控制生育，发展经济，虽然是份兼职的差事，大哥却几乎当成职业来干，因而，村长一职占用了大哥很多时间，耽搁了家里的不少农活，大嫂时常因此而和大哥生气，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其实，在我们看来，大哥当这个比芝麻都还小得多的官，一个月下来就四、五十块钱的补贴，实在是得不偿失。可大哥不这么想，他想到的是村民的信任，想到的是村民的需要。我这样说并不是替大哥唱高调，其实直到今天，大哥连党员都不是。不过，大哥的工作热忱，我一直是比较理解的，有时候，一个人对一件事或者一项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付出真挚的厚爱，不一定需要什么物质的动力，不一定需要什么动听的理由，不一定需要大家认可的借口，可能仅仅是一种执着，仅仅是一种热爱！我想大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前不久，在县医院工作的侄女——大哥的幺女儿，她打电话给我：三叔，我爸爸她患肠漏病了，可就是不来医院做手术，你帮我劝劝爸爸早点过来把手术做了吧。我对侄女说：好吧，我试试看。可我又打电话给大哥，好说歹说，劝来劝去，他总是一边答应说要得，一边又说我要等母猪下完仔和搞完秋收后再去作手术，因为你大嫂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啊！

大哥就是这样对身边的事放心不下。在我的记忆里，大哥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做不完的事儿。每年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一般都是我们全家人坐在敬完祖宗、烧过纸钱、摆好年饭的桌子边，恭候大哥独自的姗姗来迟。有时候失去耐心的二哥总爱嗔怪几句，但大哥总是那句话：“排起头的活儿，留点尾巴不安逸。”

这就是我的大哥，他虽然只有一米六五的身材，他虽然没有高雅的气质，他虽然没有翩翩的风度，然而，任凭岁月莫测的变幻，任凭风浪疾劲的翻滚，任凭时光似箭的流逝，大哥能人的形象，始终印刻在我心灵的深处，永远也不可能泯灭！　（写于2008年9月6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