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情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声调绝伦，曲终愤言：“《广陵散》于今绝矣。”“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他以如此潇洒飘逸而又悲壮苍凉的方式回应了钟会的嫉恨构陷、司马昭的揶揄无匹，感慨之余多的是由衷的钦佩与敬仰。　

嵇康少孤，有奇才，远近不群，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暇。学无常师，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旷逸任性，抚琴咏诗，自足于怀。与魏室通婚，官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以为神仙禀之自然，可导养得性，在《养生论》中他这样说道：“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性……”

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才高而“保身之道不足”。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大肆屠杀异己，在如此混乱肮脏的世道里嵇康始终以其特有的洒脱放达坚守着心内那一份“真”，不甘示弱不隐忍苟活不卑躬屈膝不萎靡颓废，怡情山水以养性，宠辱不惊以修身：自由轻扬如“风驰电逝，蹑景追飞”；高蹈独立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爽利清俊如“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

他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揭穿司马氏争夺政权的阴谋，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当好友山涛将要辞去吏部的职务而推荐他继任时，他写了封信给山涛表示和他绝交，这便有了流传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拒绝出仕有必不堪者七（表示蔑视虚伪礼教），甚不可者二（公然对抗朝廷法制），行文酣畅言辞俊逸，缓缓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嵇康如此不可羁屈，着实令人叹服。

生逢多事之秋，动辄得咎，不知是文人的不幸，还是时代的不行？刘伶常常纵饮，放任自己，无所拘束。有时候甚至脱去衣服，在房中赤身luo体，别人因此而讥笑他，他极其不屑地说道：“我把天地当房屋，把屋舍当衣服裤子，尔等为何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呢？”刘伶不顾自己骨瘦如鸡肋，只图拼却一醉隐身于杜康，以此来排遣俗世的苦闷寻求荒诞的自由，甚至于说“死便埋我”。我常想，恐怕也只有这样的酒鬼才能写出那不朽的《酒德颂》吧。

“to　be　or　not　to　be？”这句话用在阮籍身上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求生而恶生，出仕与出世，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如此进退维谷的他实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泄心中之块垒。“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这可以算是他一辈子最好最真实的写照吧。

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行，任性不羁。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数日忘归。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嗜酒能诗善弹琴，与嵇康相比较他恰恰少了那份睥睨一切的傲气，所以他过得非但谈不上潇洒反而很累很艰难很可怜。

阮籍处事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与正义感的他在道义良心极度缺失的险恶世道里忧生畏死委曲求全，为派遣苦闷，他时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真可谓放浪其形骸，苦痛其精神。

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为亲家，为其子司马炎求娶阮籍之女，因“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他对司马氏集团心存厌恶，却又无力反抗，只好借醉酒以逃避现实保全自我。“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借官家之酒与司马氏集团周旋，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啊，用心良苦至此当慨之叹之。

与友对弈，棋至中盘，忽传其母的死讯，友请求终止，他却非要下完。为了什么，不得而知，抑或无人不知。棋下完了向人要了酒，痛饮两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在母亲出殡那天，他蒸了一只肥猪，喝了两斗酒，给世俗的礼法以最无情的抗击。然后临穴诀别，只喊了一声“完了！”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脊骨立，殆至灭性。悼母情深如此，又岂是那些虚伪的礼俗之士的几声干嚎可以相比的？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有人因此而讥讽他，他说：“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阮籍会做青白眼，见到崇尚礼义的世欲之士，就用白眼相对，默然与抗。　

他将那些寓藏在心内无法发泄的苦痛与愤懑诉之于隐约曲折的诗文（如《咏怀诗》，或猛烈抨击虚伪的礼法，或抒发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心情，或流露人生无常全身远祸的消极心情，或感慨政治高压下无所依凭而战战兢兢的心理。迫于时局，阮籍敢怒而不敢直言，因而在表现手法上多用比兴：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以神话游仙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正如钟嵘《诗品》所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亦如李善《文选注》所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