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的我，也不是如今这样的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油嘴滑舌、尖酸刻薄。年轻时我也曾积极上进过，向组织靠拢过，“热脸”也曾贴过一次组织的“冷屁股”。但自从我亲手“吊死”了自己的“党票”以后，我干脆把自己的“冷屁股”对着组织，让组织的“热脸”也得到同等同面积的回贴。

现而今的物价上涨是一个很自然，很普遍的事情，昨天六块钱一公斤的鸡蛋，今天突然卖到八块钱一公斤，家庭主妇一点都不紧张，一丝一毫对政府的怨气都没有。市场经济，市场自己在调节，和政府没有关系，彻底把政府给解脱出来了，主妇只能埋怨自己昨天懒了一点。早年间可不是这样，要涨价了，政府先会用“小道消息”向全国吹风，等风吹到一定的程度，还要正式发红头文件给全国人民，正式通知全国人民，什么物资价格要上调，什么物品价格要下调，那可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过去的文件传达很有规矩，先党内、后党外，先官员、后群众，级别森严、秩序井然，能先于别人一天听到文件内容，那是身份差别的标志。单位一共一百二十多人，干部四十多，党员四十多，群众也有四十多，我永远属于最后一批被传达文件精神的“群众”。有一次书记在台上传达政府物价调整决定的红头文件，我伙同其他四十多位“群众”在底下听精神。实际上，早就从其它渠道知道了价格调整内容，开会听文件精神传达，只是承认自己属于最底层的“群众”，让狂妄的自尊接受合法的打击，以便陪衬身份级别高于我们的其他两拨人而已。

由于已经知道书记传达的内容，所以，听文件精神的时候，注意力就放在了别处。书记在台上很流利地宣读着文件：“市政府关于上吊相关物资价格的决定”。书记把“上调”念成了“上吊”，我听上去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大声提醒书记：“贾书记，不是上吊，是上调！”。书记涵养很好，没有表示异议，接着继续宣读文件，念完一页，翻到第二页，又回去“上吊”了。我又提醒：“贾书记，你怎么又上吊了，多吓人啊！”于是我们贾书记又回到了“上调”上。口语习惯这玩意很坚强，越紧张，越顽固，所以，我们贾书记不断“上吊”，我不得不反复替他解去那“绳子套圈儿”，他紧张我也累。

当书记再次“上吊”时，有个我的“死党”先我喊开了：“贾书记，文件精神我们早就知道了，你不用再上吊了。”书记头部不动，只从老花镜镜框上方从里朝外向下面狠很瞅了瞅，继续完成他的“上吊”过程。我说过，单位的书记，要比我们群众涵养好的多，他始终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憎恶。

后来我才知道，“上吊”的并不是书记，而是我自己的“党票”。那个时期，那组织正在“考验”我，我的热脸正紧紧贴在组织的胸膛上，当时我已经被接纳为“预备”了，眼看就要进入组织那温暖的怀抱了。可是由于书记这次一个劲儿要“上吊”，结果就把我的“党票”给“吊死”了，组织把我的热脸挪在了一个冰冷的屁股上，可我自己还一无所知。也不能怪书记，书记还是虚心的，他也不是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吊”在哪儿，只是偶然反复一次“上吊”给我们听。

价格上调了，我的“党票”永远地被“吊死”了，所以至今还没有感受过组织那温暖的“怀抱”。后来尽管组织也曾向我出示过“热脸”，但都被我的“冷屁股”给厥了回去。人“吊死”就不可能复活，所以我也没有让我的“党票”复活的兴趣，既然“吊死”了，就让它永远安息好了，何必再把它救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