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杨姓朋友，读书读成满腹经纶，近来闲得无聊，便约了族人修家谱，说是弘扬宗族文化，晚上在一起闲聊，告诉我很多关于姓氏的学问。原来百家姓都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他这杨姓，据他说是“四知堂杨”，问他“四知”的含义，老兄说是“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然后滔滔不绝：话说东汉时期号称“关西夫子”的大儒杨震在华阴讲学授徒，某夜有人送他十斤黄金，被他婉拒，来人说：“暮夜无知者。”杨震生气地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

杨震一代宗师，流芳百世，其“四知”的典故更是大大有名，后代仰祖上余荫，索性将姓氏称为“四知堂杨”，可见庶民士人对于清廉之人实在是很敬重的。

由此想起关于清廉的话题。

这些年被媒体曝光的经济大案要案日益增多，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污吏屡见不鲜，一方面是政府反腐的力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物欲横流对浮躁人心的影响。政府虽然不乏对贪腐的制约机制，但根治腐败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官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培养良好的操守，管好下属和家人；家属也要做好监督工作，时刻牢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列女传》上说，田稷子相齐，受下吏货金百镒，献给母亲。母亲说：“子为相三年，禄未尝多若此也，安所得此？”他只好承认是得之于下。母亲告诫他说：“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这一番话义正辞严，让田稷子惭悚不已，急忙把金送还原主。田稷子没能腐化堕落，是因为他有一个识大义，明大体的母亲，老人家掷地有声的话足以风世，让后人低首心折，奉为楷模。

老话说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见钱而不眼开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赣州有廉泉，位于市一中校园内，淡绿色的花栅围着一口井，一米左右的泉眼终年泛着细微的涟漪。井边的碑刻上，记载着廉泉的来历：南北朝刘宋元嘉年间，一夕雷震，地裂泉涌。因一张姓太守官风廉洁，百姓得知他常饮此水，便掘井储水，并称此水为廉泉。苏轼有《廉泉诗》刻在石碑上：“水性做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廉者谓我廉，何以此名为。有廉则有贪，有慧则有痴。谁为柳宗元，孰是吴隐之？渔父足岂洁，许由耳何淄？纷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毁誉有时尽，不知无尽时。谒来廉泉上，捋须看鬓眉，好在水中人，到处相娱嬉。”诗人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思考世人所说的廉、贪、慧、痴问题，连用四典，说明自然中的“水”与人的品格不相干，环境能改变人，但环境并不能改变所有的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时刻保持自己的操守，这才是最可贵的。

苏轼的诗里提到吴隐之饮贪泉的故事，《晋书•吴隐之传》上有记载：广州城外二十里，有水曰贪泉，人饮其水起贪心，即廉士亦贪。因此，过去那些赶路人，即使口干舌燥，望泉而过，也不敢妄自享用。但也有不信这个邪的。东晋新升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贪泉时，挹泉而饮，还放歌言志：“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移心。”广州自东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东晋时虽不如现今这般繁华和富庶，但也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地方，来自南洋、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地的商船，一年数次运来大量的珍奇异宝、海外洋货，当权者只要随意“捞一把”，洋财、横财便发定了。《南齐书•王琨传》有言：“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然而饮了贪泉并放歌唱誓的吴隐之破了这个例。他在广州刺史这个肥缺上，始终保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任期满后，他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与赴任时一样，依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与前后刺史离任归还时“船载洋货，车装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个“廉石”的故事，也颇耐人寻味。明侯甸《西樵野记．郁林太守石》记载：汉末吴郡陆绩为郁林太守，罢归少行装，舟轻难以渡海，因取巨石镇之。至吴，弃石于娄门之野。人称其廉，号“郁林石”。石留民间，至明时犹存。弘治中巡按御史樊祉使人移置察院之侧，作亭覆之。命名为“廉石”。清康熙间陈鹏年为苏州太守，修葺郡学，将石移至郡学内，为苏州古迹之一。

白居易也写过类似的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他在杭州任刺史，从不向百姓索取钱物，离任回家后，深感惭愧的是带走了两片山石，并赋诗反省。区区两片石头，何以抵千金或伤清白？白居易说，倘若游人都带走几片石头，天竺山岂不要被带空了？从而感到自己的行为抵得上贪污千金，不像个清官做的事。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同贪官饮廉泉而不廉一样，其道理如出一辙。白居易对道德的反省和救赎，杨震、田稷子的拒贿退贿，足以说明一个人品德高尚关键在于他们有一颗善良之心、正直之心、清廉之心；而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则是坏了良心，泯灭了善心，失去了做人的正直之心和为官的清廉之心。

也许政府的官员们应该多读一些古往今来廉洁奉公的故事，从先贤身上找到做人做官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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