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长到十七岁，只知道我有一个比母亲长七八岁的幺舅，从没听母亲说过我还有一个大舅。突然听说还有一个与母亲一奶同胞的大舅，而且是在凯里监狱当工人。这不得不让我感到奇怪！这么多年来，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问及母亲，她悲泪盈眶，让我有些不忍。可我还是从母亲零粹的回忆中，开始了解大舅。

二

那是一个细雨纷纷，云低雾绕的冬季，一切都显得那样地萧索。一天，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到了安顺杀猪巷我二姨妈家，说是幺舅家带信来讲，与他们相离二十几年的大舅第二天就要坐火车到安顺。我在去安顺的路上就非常疑惑地询问母亲：“这个大舅是亲的吗？”母亲点着头，泪眼朦胧地说：“是的。一直以来，我们不敢透露，怕影响一家人的生活，影响你们读书。在婆婆家，富农的成份,特别是大舅的问题，让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大舅妈就是因为大舅的问题，着跪过瓷瓦切、跪过火麻、着五花大绑地吊起烤问过，着人家吐口啖淋得赃巴兮兮的。哪怕生病了，人家都不放过，都说他是装的。人家千方百计都要逼她说出大舅的去向。可实际上她真的不晓得。她实在受不了，最后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了。她死了，那些人还放不过公公婆婆，没有把我们当人看。一听到吹哨子开会，一家人，个个心头就抖等到。人家吐口水在脸上都只能悄悄地抹掉，埋起脑壳走开。好多泪水都是往心头流的。我小时候读书成绩好，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当班长。就是因为大舅，人家顶得凶，后来，不但当不了班长，就连书都得不到读。为了读书，我哭了好多次，公公婆婆总是流着泪叹气，说些话安慰我。我不晓得大舅究竟是啥子人，好多人一提到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的。但在我的记忆里，大舅不是哪样子坏人。大舅很高，也很瘦，脸长，鼻挺，单眼皮、鹞子眼，耳朵立挺挺的。对公公婆婆，对我们几姊妹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我一直不相信大舅是哪样坏人。听公公、婆婆说，他五岁就读私塾，人很聪明，读书认真得很。因为太小，两只脚蹬不到地，公公找了块周周正正的石头给他蹬脚。因为成绩好，一直读到普定中学。中学毕业后，和他们的同学在外面走东串西的，公公婆婆都不晓得他做哪样。后来有两年不知去向。赶后又回来，不晓得咋考的，考到老家补郎当乡长。当得年把，又不知为哪样，着去坐牢，在兴义监狱。大表舅方建飞和他从小玩得好，感情深，他当乡长的时候，那个当坪东乡国民小学校长。大表舅在安顺读过书，有个同学在兴义当官，大表舅通过那个同学的关系，在那边找了一份工作，为大舅送了三年的牢饭。刑满释放后，听说参加了黔西南游击纵队。后来在安顺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谈恋爱，晚上他们成双成对地经过大十字时，被去我二姨妈家做客的大舅妈撞上，把他泼了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夏天。普定解放后，他听到新政府招考教员，他就去考，不晓得为哪样，没有考上。他又回到老家补郎农仓岩脚。一天晚上，有人来请他去写契子，讲得有名有姓的。他姓以为真，兴冲冲的就去了。这一去，他从此就成了反革命。我读书的时候，每当那些半大娃娃指着我骂我是反革命家属的时候，我只是低着头，阴悄悄地走开，不敢回一句嘴，生怕会遭来更大的祸害。大舅走的那天晚上，公公婆婆不准任何人讲话。半夜三更的，婆婆用鸡蛋烫饭给大舅吃。我有点嘴馋地站在煤火边，还没有煤火高的我，只见大舅咬着牙，忍着泪，拈了半个鸡蛋我吃后，轻声对我说：‘幺妹，大哥要出远门了，以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读书！’我有些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轻轻在哼着答应他。他又将半个鸡蛋拈给他的姑娘、你喊的莲姐吃了，并对她说‘幺莲，爸爸要出远门，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听爷爷、奶奶的话嗬！’然后，他说着端起饭，调过脸去，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和公公婆婆、大舅妈不知悄悄地交待了啥，就匆匆离开了。公公、婆波、大姨妈、二姨妈、大舅妈、幺舅、莲姐和我，屏声静气地送大舅出了门。大舅一步三回头地硬着心肠走了。我们黑黑地站在门边，望着大舅走远。好像大舅走了好长时间，我们还站着。也好像他咋走都走不出我们的眼睛似的。那时虽然是春天，可我的印象中，不管哪样，好像都死气沉沉的。一阵风吹过来，一家人象是约好了似的，都打了个寒颤，公公扬了扬手，有气无力地说：回家。就这样，大家才极不情愿地返回，摸上床睡觉。自那以后，我与大舅，就一直没有见面了。听说大舅们在补郎打炎线的那天，大姨妈听大舅被死了，她怀身大肚的，还奔起去在死人堆里一个一个地翻看，翻来翻去没见大舅，才思虑重重地回家。一路上豺狼虎豹远远地叫得阴风惨惨的，叫得她毛根根立起来。大舅离家后，开始那几年没有任何音讯，公公婆婆还以为他死了，逢清明月半，还给他烧纸。直到1955年才听说他被抓了，听说他被抓的时候，杀人权收归了中央，才免一难。要是早一点，连命都没得了。

母亲还说，听公公说，大舅被抓的之前，在他所任教的学校办公室，慌忙中写了封非常简短的信，夹在一本书中，请人寄出。信上说，要家里想办法给他寄“一圆钱”。这是一幅钱币图，钱币外用笔圈了又圈。说明家族中寄予厚望的一大圆梦的本钱已落网。并说需要一尺白布，一尺青布。言下之意是说，希望家里人从此以后，不要再为他担惊受怕，可以清清白白地过日子了。要不是担心信被检查，他也不会这么写。因为他信上没有地址，无处可寄东西。一辈子勤磨苦做的公公，想了几末几夜，伤心与苦闷的难眠之中，终于明白了大舅的心思。身负父辈厚望的他，就这样开始了他失去自由的人生。

那时，大舅的去向，据说二姨爹晓得。1954年冬，二姨爹到居委会乱讲，还被传讯过。公公怕他讲出去，他到岩脚做客，四大家都把他当贵客招待。殷勤邀买他的心。生怕他一句话便断送大舅的一条命。为此，公公还许下买一头猪给他喂的愿。后来没有钱，没兑现，他和二姨妈吵架时还用大舅去向的事威协。公公怀疑大舅被抓与二姨爹有关。但大中二舅说，那只是有迹象令人怀疑，没有肯定的依据。因为大舅被抓之前不久，公公还是将他的承诺兑现给了二姨爹。二舅说，二姨爹主要是不成器，又爱赌，又爱做倒二事。要不，对人也好。二妻爹还买了支钢笔送大中二舅。那时一支钢笔要卖一石多谷子才买得到，可见这礼物很重。大舅先是关在宁谷三监狱，公公去看他时，是走路去的，到了二姨爹家，一进门，看见二姨爹就说：‘来你家找个歇处一下（话语里透着责怪与埋怨，隐含着对大舅浓浓的父爱之情）！’。大舅在宁谷几个月后，又转到凯里监狱去了。幺舅那时在四建司做木工，多少有点条件，大舅在宁谷时他去看过，到凯里他也去看过。对于大舅，好多都是听幺舅讲的。”

听了母亲絮絮叨叨的话，我觉得我从未见面的大舅，是那样的神秘！中学毕业后的大舅到了那儿？为什么与家里失去联系两年？后来为啥又当上国民党的坪东乡乡长呢？为什么当了年把又进了监狱呢？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为什么又失踪了两年多呢？既然他从小那样好学，为什么新政府初建时招考教员他又考不上呢？1949年11月普定就解放了，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与共[chan*]党作对呢？后来他又如何逃了那么多年，又如何被抓的呢？一连串的疑问，让我深感我的大舅这一生，是乎有些传奇。

三

两个姨妈、母亲、幺舅、莲姐五大家子的代表，加上和他从小和得来的四外公家的二儿子杨大中，十几个人，挤在我二姨妈家，围绕我大舅摆了一晚上，等了一晚上。在安顺的表姐潘经兰知道又有一个亲舅，很高兴，提议去接的时候带上一束花。七点到站的火车，一邦亲人，六点就出发，到那儿等了半个多小时火车才到。在火车未到前，两个姨妈、两个舅，你说了我说，争着再次介绍大舅的模样，以便到时候让大家注意。然而，直到出站口冷清下来，谁也没有发现他们所描绘的身影。于是在候车室溜了一趟，没有找到要找的大舅，大家商量了一通，说是先回去，等天亮了来看看。走出伙车站，发现还有我表姐的男朋友任永平没来。于是车身回去，挨一点二地搜寻。结果任永平与大舅坐在一起！我们找到他，幺舅却惊奇地发现大舅。幺舅眼睛一亮，突然站住，目光落在两个头带毛帽的黑影身上。看得出，记忆中的大舅，一个又一个的镜头，在他的脑幕上不断地闪着。那两个一身黑装的老人，各抱着一个包，怕人抢了似的，眼中充满着安全的渴望。那个瘦高的老头注意到幺舅看他的目光，皱了一下眉，疑疑惑惑地搓着手站起来。两人互相打亮着，移动着步子。接着就热泪盈眶的快步走向对方，两双手颤抖着越握越紧！你、你就是大哥！老俊，真的是你！老俊是幺舅的奶乳名。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着对方。之后，接着抱头痛哭！“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你呀！大哥呀！你真是九死一生啊，过到今天不容易啊！”大人些紧紧围靠着大舅，哭做一堆。拿着束塑料花的表姐，原想当大舅出现的时候，快步朝着上去，献上一束花，迎取一片惊喜，创一片欢欣，然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然而，此情此景，不仅让表姐发呆，而且还让我们这些小辈也被感染得泪眼婆娑的抽泣起来。还是二舅首先发话说，大哥来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回来了，有哪样都可以慢慢地摆，慢慢地谈。不管哪个，都收住，往回走。于是，大家静下来。大舅示意地看着大中二舅悄声问道“这是哪个？”幺舅说：“杨大中嘛，你不记得了？”大舅忙跑上前拉着大中二舅的手说：“几十年啦，真的变了，加上我眼睛不好，模糊了，实在不应该哦！”二舅说：“要不是老俊认出你，我看到也可能认不出你了！几十年啦，我们都上年纪了！”面对岁月的感慨与辛酸，大人们都成了泪人。而我，在这种环境气氛的感染下，也禁不住泪眶盈盈。幺舅一一地为大舅介绍了他未曾谋面的亲人。当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喊了声大舅，他抚摸着我的头叹说：“唉，我从家头走的时候，你妈妈还没有煤火高，一走三十多年，你都成大小伙啦！”他的话语里，充满着对流水般的岁月一去不复反的万端感慨。听说我正在读高中，他高兴地从他的上衣荷包中抽出那唯一的钢笔递给我说：“都读高中呐！不错，拿着，好好努力。”未了，大舅才想起和他一起来的同事，给大家作的介绍。大人们教我们这些晚辈啊叫陪同大舅的那人伯伯，并很热情地与人家打着招乎，说着感谢的话。二十几年过去了，已记不清那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只记得他说他陪大舅找到亲人后，也要回一趟他的老家，他在安顺歇了一宿就走了。

天色渐渐放亮。我们一路走来，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家家都争着要接大舅去。大舅说，这我得安排一下，我只请了一个月的假，只能一家在几天。大家都说他应该多请些假，回来到每家多在些日子。大舅说，现在自由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可是，长辈们似乎对他的话反应迟顿似的，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于是我想，也许他们担心大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受过那么多的磨难，年过花甲，身体又那么单精，怕来了一回就难保第二回了。大舅似乎看出了大人们的心思，说：”你们放心，我讲以后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别看我这样瘦，我没有哪样病，身体好着呢！我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能有今天，我会好好地珍惜自己，争取以后多来走走。”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惊奇地觉得大舅的反应怎么会那样的机敏！居然能这样快地洞察到大家的心思。旋即，大人们相视而笑，喜悦的氛围油然而生。

那时，二姨妈虽在安顺城，但没有工作。二姨爹在一建筑公司病退，一个月二十多块钱的生活费，又从早到晚地离不开酒。苗姐在腊染厂，刚参加工作，一个月也就三十多块钱。她姑表哥，也就是她的男朋友，长期在她家吃住，做些泥水工。我的二姨妈在火车站仓库搞搬运，每天要搬运上万斤的货，一个月能挣八九十块钱。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她，她还要省吃俭用地为苗姐将来成家有所准备。大舅的到来，平时省吃俭用的她，鸡呀鱼的做来吃。大舅知道后对她说：“珍妹，你不要每天都这样，能吃饱就行！你这样我反而心痛不安。听到你每天做那样重、那样累的活，不容易啊！你不要太拼命了，五十岁的人啦，这样下去，怕年纪大了，一身不得安宁呢！”二姨妈笑道：“大哥呀，不要这样讲，这样几十年了，才见到你，我是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你吃呀，我们几姊妹，从小到大，哪怕成家了，一直都很苦，苦于生活，没有去看你一眼，你来了，我们再咋也要表示下心意，这你就不要操心啦。”

四

接下来，大舅到安顺南衔图书路找到当年救过他的刘阿訇的女儿刘满娘。进门，询问，确认，惊咤，相捅，痛哭，接下来一起回忆当年的不易。说满娘那时虽然才投十岁，就当了儿童团长，常常很机灵地为大舅的安全打掩护。大舅说他的同学、刘满娘的哥哥刘庭栋，因为被土匪袭击牺牲，葬在烈士墓。他逃难时，半夜三更，悄悄到那坟上，痛哭了一场！他说他恨自己为什么那样糊涂，留下那么一段土匪生涯！他说要是那天他不去补郎而跑到安顺找这位姓刘的同学，或者能想到那是个陷井，跑去给共[chan*]党讲，那该多好！可惜路错难转啊！二舅说，这就是命吧，命是不由人的。不过，能有今天，就算不错了。

从刘满娘家出来后，你家接去，我家接来的，大舅开始一家一家地转。他到了幺舅家后，拿了些点心，挨一点二地看望了与公公是弟兄的三位老人。每看望一位老人，他几乎都说：“我一去这么多年，连爹妈归天我都没能来看一眼，今天来能看到你们几个老人还这样双全、健在，我很高兴，不管成不成敬意，你们都要收下，收下我这份心意！”大舅还到公公婆婆的坟上哭祭了一场，诉说他迷雾般的一生，叹息着他身不由己，不能膝前尽孝，愧对父母之心。

幺舅问大舅，是不是去大舅妈的坟上看看？大舅说，要不是她，他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去看哪样？幺舅说，大舅走后，他妻子徐三妹，经常被民兵五花大绑地拷问，跪火麻、瓷瓦切这些，无论如何要叫她交待大舅的去向。可她确实不知。为此受尽折磨。后来，农会的罗绍光看上了大舅妈，大舅妈也想找个靠山。罗绍光不知怎样黑得个金戒指，悄悄拿给大舅妈。幺舅偷看到大舅妈在自己的屋里试戴过，而且看到戴上金戒指的她，脸上像悄然盛开的桃花一样，暗暗高兴。于是，他们就暗地里有了往来。罗绍光虽然在解放前穷得家徒四壁，三、四十岁了，婆娘都接不起一个。但当上农会主[xi]后，就大不一样了。对地主、富农狠得不得了，就像这些人合伙整过他妈，杀了他爹一样。说话威风得很。作为反革命家属、土匪婆，大舅妈真的想找个靠山。更何况，罗绍光虽然长得粗陋，但一身的力气，让大舅妈喜欢。大舅妈晚上常悄悄地拿个凳子放在窗外，等罗绍光来私会。夜深人静之时，罗绍光给大舅妈讲，他是冒着危险和她往来的，大舅妈要是想嫁给他的话，一是必须要公公家中最大的一块田－－龙昌东丫口大田赔嫁才行；二是要大舅妈配合他抓到大舅，以便上级看在她立功的份上，不再折磨她。大舅妈与罗绍光的关系被公公发现后，把许下她的埋在煤火洞脚的一碗大烟悄悄转移了。大舅妈知道后，埋怨公公说话不算话。后来她给罗讲，不但余财被搜查一空，还害公公被斗得五痨七伤。罗绍光觉得与大舅妈偷偷摸摸地幽会，总是放不开，也不是个长久之际。可又割舍不下公公的丫口大田，于是就逼大舅妈限期内千方百计要公公同意将丫口大田作为大舅妈的嫁妆陪嫁给他。大舅妈拼命地泼，公公当都没有答应！大舅妈知道，罗绍光今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他是共[chan*]党的红人，打着农会主[xi]的牌子，黑得不少的财。就拿搜烧大烟来说，他是个十处打狗九在场的。一烧大烟，他都拿着根手杆粗的竹子，一头削个偏口，在燃烧的烟堆里消来消去，边消边说，这害人的东西，消一下烧过点。好多人都以为他对大烟恨之入骨，其实他知道大烟贵重。他曾给人种过大烟、割过大烟，想偷藏点而被发现，遭到一顿打骂，并被赶出门。他从此以打零工为身，直到解放。解放后，穷怕了的他，巴不得有个发财的机会。新政府让他当上了红极一时的农会主[xi]，给他送来了财路，他为他能想到这样的发财之路而高兴。大舅妈在他的紧逼之下，曾经想告他。但由于自己的身份问题，不但担心告了白告，怕还会惹来更大的祸。她夹在公公与罗绍光之间，左右难为。她曾听到公公晚上说梦话说出了大舅去向的知情人，并以此要挟公公。公公家财损尽，无能邀大舅妈。大舅妈就拿大舅与安顺职中一同学照的相给罗绍光，并支点子让罗绍光去抓大舅。罗绍光不惜辛苦，以走亲戚的名誉，先摸清大舅化名在哪点教书，再回身带公安局地去抓。罗绍光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却对给她立功机会的大舅妈嗤之以鼻。因为上级要求他一定要与地富反坏家属划清界线，不要辜负党和政府对他的希望。为此，罗绍光不但不感激她，相反还发动群众，继续对她进行花样百出的批斗！她绝望于罗绍光的无情，深感自己暗送青春的努力付之东流，又深深感到家人对她刀子般的目光中烧燃的仇恨。本想横下一条心，寻找一个避风巷，谁知人心险恶，令她大失所望，迷茫无助。加上这当中她年仅四岁的小儿子又因伤寒不幸伤亡。自身失意的痛苦与失子的悲情交织在一起，让她觉得这世道简直就是炼狱，让她无法生存。她希望早日脱离这人间苦海，最后上演“自决于人民”的吊死悲剧。

五

大舅的到来，那些亲堂弟兄知道后，都争着请他吃请他喝。大舅整个的人几乎被这种故乡的热情熔化了，说：“亲人始终是亲人，不管你多少年才相遇，亲缘总不会断”。幺舅说：“现在大家都好，是因为政策好。地主、富农都揭了帽，你也灾心满了，得见天日了，大家的心也放松了，才有这份情意。要是以前，不要说是你，人家见到我们都要走远点，生怕有哪样嫌疑，给自己带来霉运！好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出头的日子！”大舅说：“不要怪哪个，这是社会造成的！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弟兄还是弟兄。人家现在有这份心意，我们要感谢才对！”讲是这样讲，可幺舅固执的性格还是说不下来。有一天，我们从龙昌岩脚到补郎的路上，遇上了两个身穿麻布外套、里面疙里拱包的六十多岁的苗族老头迎面走来，看了大舅两眼，问幺舅说：“这是哪个？”幺舅高大气地说：“咋是哪个你都认不得哪？这个就是杨大德喽吗！以前你们到处找都找不到那个呢，这回来家啦，国家还安排工作呢。”那两人的表情好像突然疆住了，语气有些生硬地说：“哦，那好喽，那好喽。”边说边埋头走过。大舅问这是那两个，幺舅说：“以前到处抓你的两个积极分子，现在还不是年年吃国家救济的！”大舅说：“老俊，我讲你呀，给你说过好多次，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是社会，也怪我自己！”

听了大舅的话，我疑惑地望着大舅说：“咋会怪你自己呢？”大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真是说来话长！在普定中学读完初一，安顺职校来招生，看他写的字周正，就问他愿不原意去读职校，说是读出来可以推荐工作。为了早点有个工作，他就报了名。读了一年多的职校，就有老师悄悄动员我们去参加抗日宣传队。但家头的老人不准，说就是毕业了也不准！要求他把书读出来，找个工作，成个家，有机会谋个一官半职，一则免受人家欺负，二则光宗耀祖。”他说他偷偷参加两年的抗日宣传队，每个月发点几块钱的生活费，便有人带着他们到各地去搞宣传。他说他曾借此机会，到过兴义一个名叫风波湾的地方，找到何应钦家。因为他和刘汉桢是老乡，并有一段交情。刘虽为上将将军，但还是何的下级，且刘之所以能在军中一步一步走上将军位置，与何的贵州老乡观念和对刘的赏识有极大关系。大舅想通过这种关系，寻求仕途发展的契机。何老太爷到是接见了他，但也很客气地打发了他。

他有些郁闷地回到抗日宣传队，继续参加活动。可是后来也不知为啥，宣传队解散了，每人发了六块钱的路费回家。回到家，他还教小他十岁的大中二舅唱一首叫《金枫子》的歌：“金枫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象话，才象话······”还有《螃蟹歌》：“螃蟹螃蟹，八呀八只脚，驴从西边过，铗着驴的脚······”是呀，解放后，他的家庭虽然被评为富农，但在他读书时，日子很不好过。说是父辈平时省吃俭用的，交的苛捐杂税又多，薅刨耕种，大帮小补的都要亲手亲脚地去做。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老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早睡早起，陈谷烂米；迟睡迟起，两股襟荆吊起。为了家族利益，父辈四弟兄约定，无论哪家儿子读得去书，书学费都平摊。

大舅说，他祖父还在的时候，要不是阴差阳错，挖了罐银子，也是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人家，更不要说为四个儿子成家。由于长期被有权有势的人斯负，父辈总希望家族亲支中，能有个读出书来，有点出路的撑撑门面，免受人斯负。说到此，大中二舅说他在普定读书，初一下半年的学费，法币20万元（实际应为20元）都凑不起，但他又想读书。于是就壮着胆子给伍效高写了封求助信。伍效高居然从外面给他寄来20万元的学费。否则就得回家。

大舅说抗日宣传队解散后，他回到家，父母就张啰着给他提亲，并很快成了家。后来，老县政府招公务员，他就去考，考取后，他说我公公为他能谋一官半职，变卖了不少田地送人，他才得以任坪东乡（现在的补郎）的副乡长。当然，那时的乡长，是他的叔外公徐东诱当乡长。有了这层关系，他才得以回到家乡任职。后来徐东诱因年龄和身体问题辞职后，他又扶正，当了乡长。他说那时每月工资是法币15元，每个月到县里请有关官员吃顿饭，一个月的工资基本用完。我说那你当这个副乡长、乡长还有哪样意思？大舅说，这就要靠办案、办管业证吃点钱。不是说八字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吗？办案就是个巧妙应酬问题，哪家送的钱多哪家就羸。办管业证呢，三三五五你下去一趟，去问各保保长，搜集土地买卖情况，哪家卖了田地，就收取钱报县政府民政科办管业证。本来五块钱就能办的，你收个三几十块钱，剩下的除了上下跑的费用，包括打点费，就是你的。他说，他没有任职的时候，族中杨柱成家当保长时抓兵，抓他的四叔。当时不愿去就得拿钱，他们要五十块小洋，家中因其祖母去世，安葬时还当了好几亩大田，才把他的祖母免强葬下。他的祖父因为无钱，加上饱受后母之苦，决计不再续娶。但杨柱成将他的四叔五花大绑地扎起来说，再不拿，他又不愿去，我们就把他送到黑羊大箐去！黑羊大箐是一个鬼都打得死人的地方，是土匪劫道抢人、绑架杀人的地方。提到黑羊大箐，一家人都不寒而悚。无奈之下，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想法，只得又将糊口之地典当出去，换钱赎人。谁知第二年，这伙人又来逼苛捐杂税！好在挖大坟坡的旧屋基石来砌房子，挖出了一罐银子，除了把典出去的田地赎回来外，还剩下些。一个满脸横肉的保丁杨大权来要，其父把钱拿给他后骂道：“哎呀，狗日的，当贫民百姓还是不好，哪个都想欺负！”杨大权一听，说是为啥权臊他（开黄骂人之意），是不是想打别想得很？他的父叔正处壮年，一声大吼，三二五除二地就把他放翻在地，搞得鼻子口来血的。杨大权告状时，他当了副乡长，王义当秘书。因王义与猛戛的大土匪方世文的二外婆有不当的关系，杨大权家打听到这一情况，这耸涌方世文带一大伙土匪连夜围攻乡政府。大舅看势头不对，就带着手枪，急忙往后山上跑。王义仗着他有一长一短两支枪，且枪法熟稔，没有及时离开，被乱刀契死。由于王义与大舅关系不错，当乡长后，就以杨大权忤逆不孝，是土匪为由，抓去判了刑。因为杨大权的父亲病逝，他的母亲想改嫁，他乱骂他母亲，甚至威协、打过他母亲，这连他母亲也不讳言这点。他当乡长后，又以杨柱成家与土匪勾结为由，带乡丁抄了杨柱成的家。谁知杨柱成与当时任县保警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亲戚，这两人又与县长华伟堂的关系很好，因此，杨柱成家请人做纸反告他勾结土匪，鱼肉百姓，乱抄民宅，中饱私囊。他因此获罪，被判三年。先送到兴仁监狱，后又转到兴义监狱。大舅说，那时的国民党监狱，服刑不但不管吃，进去以后，监狱长还要想方设法的敲你三、四十个小洋，监号霸主也非要三块大洋不可。要不的话，没有好果子你吃！否则，一顿闷打，还要叫你睡粪桶边。交了钱，以后除了交煤费外，其他不用交就可以让你用水。吃的只能由你想办法。要不是既是同学、又是老表的方建飞，与当时的兴义专员公署警察局任局长的朱灿是同学，通过朱灿的关系在那儿的找了一份工作－－任兴义专员公署三青团书记，并负责为他送牢饭。他说，要不是方建飞，可能他在那三年里，早就变成孤坟野鬼了。他说，方建飞在他刑满释放后，辞职回到坪东乡国民小学继续任校长。可惜方建飞解放初为临时任普定、织金两县的国民政府县长的李成举当秘书，后来在潘家龙场被打头了。据说，方建飞被抓后，拿到猴场、补朗开斗争会。台上问：“方建飞杀得杀不得？”台下都说“杀不得”。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仅是坪东国民小学校长，教书育人，很是令人尊重，没有做过啥坏事。其实，他为李家当秘书，好多与共[chan*]党作对的事都是他出谋策化的。包括处置怀疑对象、补郎围攻解放军的枪战等。他说，文人不坏则已，坏起来是有点迷惑人的。因为文人要做坏事的话，动心用智，阴蔽性强，不象杀人放火、强j*抢劫那样逗人恨，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共[chan*]党还是揭了他的根底，没有放过他。

大舅说他在国民党监狱的日子，还好在他会写点东西，编点歌谣教监室里的人唱唱，给他们摆故事等，这样一来，他还得在那不到两尺的小方窗下睡觉，多有点新鲜空气。有人不服气，为哪样要让他独享那一点新鲜空气？挨窗的地方应该轮换着睡。可监室霸主说，哪个有本事象他一样写首歌来教大家唱唱，就让他来轮换着睡？就这样，在霸主的敬重下，他俩得以长其睡在小窗边。

狱中，夜深人静时，他想到，在抗战时期，他们下乡搞抗日宣传时，县长在送行仪式上讲了话，最后附带着说：“你们年轻有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你们下去以后，我交待你们一个任务：顺便帮我调查一下各区、乡长有没有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行为，最好写成调查报告送给我，我会好好奖励你们的。”大舅说他后来当了乡长，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才知道，其实，县长实际上是利用刚出校门的学生的无知，抓住那些乡长的把柄，敲一下竹杠，以搜括钱财。想着为国民政府效劳的种种往事，他无心东山再起了。他刑满回家后，正在彷徨之际，他有一位同学专程到家来和他秘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他们扯了一个晃就走了。据说他这一去，参加了黔西南游击纵队，并分到罗（罗甸）盘（盘县）区指挥所当秘书。我问所长是谁？大舅笑着更正道：“那是一个大队，百十号人的指挥机关，总指挥称队长，还有政委。队长叫朱家壁，政委两年之内换了几任，他离开时的最后一位政委姓倪，名字记不起来了。”我又问：“你们那时的办公室在哪点？”大舅说：“居无定所，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地四处流动”。我又问：“你们吃哪样？”大舅说：“吃住非常艰苦，哪怕有战果都不会大吃大喝，要匀住点。挨冻挨饿是经常的事。”他说那时的游击队员，有的要经常化装到县乡村去侦察、了解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地方官员，然后策化袭击，把缴获的钱粮，一部份秘密地分给穷人，一部份留给自己。除了吃用，补充些枪枝弹药。

六

我问大舅和他们政委、队长的关系如何？他说，就是为了拉好与政委的关系，政委问他结婚了没有，他说没有。政委就把他妹子倪祖琴介绍给他。政委虽然参加了共[chan*]党，但他家是富人、是资本家，住安顺。他是家庭的背判者，但他父母不知他真实面目，他是以做生意的名誉在外从事地下活动的。一旦活动经费紧张得没有办法，他就以生意亏本的名誉到家中要钱。后来接受组织意图，拉队伍，打游击。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大都把游击队视为土匪。因为当时所处的环境，游击队也不去辩白是非，该做哪样就做哪样。大舅说，由于他的一个同学是地下党，晓得他刚从国民党的兴义专员公署警察局的监狱里出来，也晓得他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斗进去的，所以来动员他参加游击队，并向他讲了共[chan*]党的主张和政策。他心一横就参加了游击队。那晓得游击队的指挥机关会那样苦！不但居无定所，还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一到冬天，日子就更难过。有时候要烧个火，都有点担心暴露目标。但看到官兵在那样苦的环境里，那样团结，那样不怕死，那样服从指挥，我想，这样的武装都如此，那正规部队还了得？加上他们在内部的宣传，他相信共[chan*]党要不了几年，就会打下江山。那么，能和共[chan*]党的领导拉上关系，将来或多或少应有点好处。这样想来，他就在政委面前撒了晃。并开始想将来如何休妻之事。也是年轻的原因喽，要是他当时老打老实地讲我是有妻室的，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当然，倪政委的妹子倪祖琴真的长得漂亮，他见到她也不由得心动。而且她还读过书，能识文断字。这是他最钟意的地方。她的父母也开朗，允许她和他单独外出散步。正因为这样，一天晚上，他和她散步到安顺的老大十字，运气不好，撞着他的妻子徐三妹，稚就拼死拼活地把他泼回去。当时那姑娘明白真相后，还打了他一耳光，气得哭着往家头跑。大舅说，就这样，他不敢再回到游击队去。又回到了补郎农仓岩脚的老家。几个月后，普定解放。他还参加迎接解放军的梁指导员带阴进城的队列。原普定游击队的队长杨兴斋，任了新政府的文教科长。新政初建，鉴于他有文化，杨兴斋想给他介绍份工作。但有人提出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任过职，这事便黄了。1949年12月，新政府招考教员，他说他去报考了，结果没考上。据说有一个题目是：曾国蕃是什么样的人？他答是政治家。结果大错特错，说他的思想上有问题。就这样，他又垂头丧气地回到老家。

一天夜晚，寨上有人带信给他，说补郎xx家请他明天去帮写份契约。他想，在家闷起也烦，有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谁知这一去，就注定了他下半生飘泊流离的岁月与牢狱之灾。

大舅到了补郎xx家，李明山的侄子李雄武、儿子李成文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纸笔墨研。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样本，要他一字不差地抄好并签上他的名字！否则，李家就要派汤二（当时补朗出了名的土匪头子）到农昌岩脚洗劫、烧杀！面对几只黑洞洞的枪口，他想到，父母生养地场，若让他们遭罪，自己死也不冥目。更何况自己已无法脱放身。就这样，他被迫上了贼船。李家兄弟见大舅按他们的吩咐抄完并签了字画了押，便立即叫人送上杯热茶，说，从此以后，都是自家弟兄了。接着，李家兄弟给大舅宣讲蒋总统要如何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美国又是如何地支持，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坚持一段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暴发，共[chan*]党江山还没坐稳，就会完蛋。并说蒋总统经常派飞机轰炸沿海，搞得共[chan*]党惊慌失错等之类的话。这之后不几天，汤二果然组织一帮土匪四处洗劫村寨，当来到农昌岩脚时，有人提醒：这是杨大队长家所在的村。汤二就挥手放过了。

七

原来，国民党地方部队司令李明山家的的一个儿子李成举被任命为普定、织金两县的“国民政府”县长，正密谋对初生的新政权反攻倒算。并派李成文、李雄武在坪东乡筹划暴动，准备围攻刚诞生的四区（补郎区）政府。暗地里聚集了几百号人马。李家白条任命“团长”“营长”“大队长”、“中队长”之类。并分派任务，凡被任命的人都要招足规定的最低兵额，否则就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惩罚！李家拿了些钱来分给各“团”、“营”、“大队”，说不够的，各人想办法。其实就是授意抢劫。有一次，一李氏心服与他，趁夜色到格当村去动员人参加他们的队伍。不知是谁探听到他们的形踪，他们在一户有三间瓦房的人家楼下共寝，半夜三更，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片狗吠声，他们警觉地翻身跃起。仔细一听，外面指名道姓的一片喊杀声。大舅一把扯起那人说，势头不对，赶快逃！那人说，要走你走，我有两只快机（手枪），他们进来一个我打死一个！大舅说，他没有时间和那人啰索，提着随身携带的手枪，从堂屋楼上揭开瓦上了房。他刚一上房，那家大门就被冲开，火把电筒地闪进屋，一见到他那同伙，就闪电一样地扑过去。他的同伙刚扬起枪来，正准备扣动板机之时，只见一人飞起一头撞了过去，子弹朝楼上射出，大舅说他差点惊叫出声闻来！接着一阵乱刀，砍得他那同伙的血溅得个个像血人一样。之后，发现只有被杀的一个，就满房间找他，他们没有想到大舅会翻房而逃。结果就抓住主人要人。主人说，是有两个人来，晚上听到有个出去解溲，后来没听到动静，回不回来不晓得。这些人于是放弃搜查，把死人抬走。并警告主人说：“不要听这两个土匪头胡言乱语，现在是共[chan*]党的天下，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好两天！要是听他们的，到时候你们后悔不转！”

大舅说，经过这一阵丈，对于共[chan*]党，他是有些虚火的。可那天他等追杀他们的人走远后，他才跳下来。一跳下来，就迸上来一帮恶狗将他紧紧围住，情急之下，他一弯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捞到一只狗的后脚，然后用这只狗当武器，车转着身子，把手上这只狗轮圆甩开，狗头猛然一扫，群狗横遭一击，纷纷退逃，他才得以脱身。可他跑了不到半里路，又被李家的人盯上，并按那些人的要求集中到指定地点。策化一次军事行动。

1950年3月（农历），他作为“大队长”兼李家兄弟的秘书，参加了以李氏兄弟为首的对解放军的密谋围攻。解放军被切割、分散包围，在补朗到岩头上这段地方，打了起来。从少午一直打到黄昏，估计解放军被打死打伤了好几十个。虽然匪帮人多势众，但解放军毫不惧怕，拼命还击，以死搞争。要不是有一伙民兵操了匪帮后路，解放军更惨。枪战结束，传言说大舅已被解放军打死。大姨妈抱着一捆亮稿，打起伙把，怀身大肚地跑到死人堆里去挨一点二地翻看，翻来翻支没有看到大舅，才折转身去。这时候，阴森恐怖的豺狼声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大姨妈壮着胆子，一气跑回了家。跑得一身汗透，衣服如水中捞起似的。据大姨妈回忆说，有好几个解放军都还没有断气，那腿脚还会动，一伸一缩的。但那血流得遍地都是，脸上扭曲得一踏糊涂。民兵这时候还怕土匪没有撒退，不敢上前，担心白白送死。有个解放军看势头不对，就喊起几个人，拼死跑进谷挂村方德权家，有一个还慌忙躲进水缸里。有两个躲进屯箩里。土匪把他家房子围了，要搜查。方德权招集家丁，拉出枪来说：“老子不管你们咋打，只要进了我家的人，就不准伤他的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我答这个理！”方家虽是大户，但无子嗣，方德权是从窝子黄家过继为子的。方德权在金钟山下的安顺中学读过书，曾被一位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看中，物色他搞了几个月总务。他写纸卖田卖地，为地下党筹集经费。同时扶危救困。虽然后来遭家庭反对，并公开停止他的处置权。但为此，在村里还是很得人心的。因此，听到他家有事，有枪的人家都提起枪来，围在土匪之后。土匪看势不对，卖了个人情，就往织金方向而去。

那以后，公公悄悄找了位算命先生为大舅排八字，算了一命，得了一句话：“好人多磨难，磨难做好人”。公公一听，迷信的他暗自高兴，因为这话说明大舅无性命之忧。其实，认真想来，这只不过是有点哲理性的很普通的一句话而已，放在很多人的身上都适合得很。

据说，那天，大舅所在的匪队，打死打伤了十三、四个解放军，抓走了五个。这五个解放军交给李家兄弟审问，那五个人说他们原是国民党的部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改编的。李家兄弟忽然收起了凶神恶煞的架势说，哦！原来是自己人。于是对身边的卫兵说，那好，把他们放了。但枪还是没有还给他们。于是，李家兄弟就带着那五个人连夜潜往织金。因为这次事件，共[chan*]党的部队加紧了清剿行动。李氏兄弟也想趁这次打胜的士气，反攻一气。并收买了河边的一个夹舌巴作通风报信的人。第二天，那人气喘吁吁地跑来给李氏兄弟报信，说是解放军来了三团人。反复地问都是这样说，吓得李氏兄弟带起一帮人马跑得屁滚尿流！后来才打听到，实际讲的是三船人，大概一个排的兵力吧。虽然已多少有点意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但要是哪天晓得真相，不被吓倒的话，土匪人多势众，说不定解放军的损失更大。后来还是有人说，解放军不只从一个渡口向补郎快速地增派部队！来势之汹涌，让人惊叹。他们又庆幸自己跑得快。经过这吓，大舅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被吓散了的他，化装成苗族小伙，深更半夜潜逃。但渡口全都被解放军封了，要过河很难。他那晚从家中逃出后，绕道大陇、本杰，过铁索桥，逃往安顺他的同学刘庭栋家避难。大舅说，那时，共[chan*]党的政策是首恶必究，协从不问。他当过土匪大队长，自然是首恶。如果当时抓到，肯定一炮（当时枪葬人是打头）乌呼！那时才二十七、八岁，真的不想死。他后来又转到安顺城东七、八里远的火烧寨一同学家躲避。有一天，民兵来那同学家搜查，其父就理真气壮的给民兵讲，大舅是他家亲戚，郎岱（现在的六枝、盘县）沙子坝的。因为大舅看到过郎岱沙子坝村农会的公章，他仿雕了一个，并仿那个村的笔迹写了个身份证明准备好的。而且，事先得到刘庭栋父亲关照，赐予他与刘庭栋一字之差的名号—刘庭梁。并且照会过家在郎贷沙子坝的本家族长。因此，他这东西就是护身符，共[chan*]党认。大舅同学的父亲这么一说，来的毫无疑问地走了。第二次是解放军来搜查，前后门都已堵上。女主人出了个主意：叫他穿上件疙瘩衣服，腰系棕绳，背上镰刀，拉上马去割草。他内心虽然紧张，表面装着若无其事，终又逃过一劫。他后来想，要是民兵与解放军一起来，一旦发现破绽，就拐了！事后他这个同学去找他，看到他割的草四处散放，就说：“你呀，要是有人看到你这种割法，不但你被抓，还要影响我家！”这是因为他从小没干过农活。自从发生了两次事件，他觉得这里不安全。为了更好地隐蔽起来，又转到同学刘庭栋之父刘阿訇（清真寺主持称谓）所在的清真寺躲藏了一个多月。那时，刘庭栋的妹刘满娘是儿童团团长，常为他暗地里送信打掩护。后来，刘阿訇及其家人发现，清真寺已被民兵、解放军盯梢，因此在一个深夜，为他准备了十几斤茶叶，并给了他几个大洋，还写了个条子，叫他连夜赶往郎岱找一个叫刘庭舵的人。为了防万一，他趁刘阿訇家半夜三更为他抄黄豆以备路途食用之际，心一横，咬着牙，用滚烫的黄豆往脸上烙，以便让自己面目全非，蒙混盘查。由于他会几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常夹在一些少数民族之中，顺利地过关过卡。到那边做了几年的小生意，都没被人察觉。后来又教了一年的书。1955年6月，有人拿着他与一个同学照的相去追捕他，先找到刘庭舵（那时任村领导），刘知道没法保他，就设法派人去告诉他时，他很悲观。被抓时的半月之前，他请人卜了一卦，得一诗，乃《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病丧五丈原时的那首七绝。他预感到他可能被抓。更何况那时，他臀后患浓疮，走路都很困难。于是，他想，既然被抓了，为了不让父母为他提心吊胆地受罪，慌忙中急写了封特别含蓄的信，委托刘庭舵帮忙寄出。而且还想，有其被抓后挨一炮，不如自己了结。这样，他就将预先准备好的一包六六粉用水拌来咽掉。抓到他时，刘庭栋给去抓他的人说情，煮了锅稀饭，让大舅也和那些人一起吃，并悄声给大舅说：“尽量吃饱，你这一去，我们要见面就难了！可惜你走后这些娃娃还不晓得怎样交待？”大舅不管三七二十一，心里说是死了也当个饱死鬼！在接着找了个地点审问他时，他的肚子里火辢辢地痛了起来，他以为他就要去了，谁知晚上又不痛了。后把他送到普定看守所，他的一个同学赵微洲考取共[chan*]党的职员，当看守。当他被送进去时，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来，这个同学叫他给在押人员读《劳改报》。不久，《劳改报》改为《解放报》，又叫他读《解放报》，读了几天，就不准他再读了。于是他想，看来他的时间不多了。又过了半个多月，那人才悄悄给他讲，他原先是以死刑上报的，现在上面判的是无期。那人为他能保住这条命而高兴。原来，1955年6月，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他才逃得一命。要是早抓他一个月，他可能也没命了。他这一入狱就是25年，1980年平反出狱，并安排就业。大舅说，这二十五年虽然难熬，但比在兴义监狱时好过多了，最起码能吃饱穿暖，有个三病两痛还有医生给你看病，给你药吃。因此，他说还是共[chan*]党好。

八

大中二舅说，大舅这一生，能活到八十五、六岁，也算有福气的了。他这一生也算对得起大舅的。他说当年大舅的去向，在老家，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他，一个是公公。

一天，二舅在现在的补郎煤管站那点捡了半片红纸，上面有一句话：凡是在普定建国中学读书停课的学生，于1950年x月x日到校复课。他背着十来斤洋芋，揣着两块钱，到普定后街找到一位同学。同学父亲、县城有点名望的袁生仕问他，还来干啥？分说准备读书。袁说，找个人，介绍个工作算了，还读啥书？并建议分找在一中当过校长的杨锡光。当时杨锡光已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因此，杨锡光又建议他找当时任新政府文教科长的杨兴斋。他去找杨兴斋，谁知转个拐就在老城小十字街遇到身背步枪的杨兴斋，连忙笑着迎上去，将他的请求告诉了杨兴斋。杨说他马上就要被派往北京学习三个月，要二舅赶紧写个自传交给他，他好找人。杨兴斋虽然是苗族，但与补郎龙昌岩脚也不过十余里之遥，多少有点老乡观念。二舅在同学家借纸笔马上写缎子杨兴斋后，杨开了一张介绍信，将他和叶先华的名字开在一起，介绍到工商税务科。并在上面注明，他俩是杨兴斋的学生。去报了名之后，还统一出了个题考试。题目叫做《我的将来》。就这样，二舅去报道后，发了床被子，和一个叫王永忠的打伙睡。因为王兄与大舅是同学，他俩便觉亲近了许多。还发了个普定县人民政府的胸章。他的工作就是往肉市上的猪肉打那马掌大的钢印。几天以后，便派到安顺学习半个月。那时，发了两块钱的补助。可遇我二妻妈的儿子病重无钱医治，便掏给了二妻妈。一则是亲人，表示一份关切。一则也怕二妻爹有想法，说出大舅的去向。谁知回来后，有一天，他到小十字街上面的天主教堂那儿看通报，被老家来的农会的积极分子杨金奎看到，并打听到他在工商税务科工作。就告他三条罪状：一是他跟土匪头子李成举当过秘书；二是与反革命身份的大舅是亲弟兄；三是他有两只手枪。因为五起富、杨金奎以解放前，大舅父辈几弟兄，仗着大舅的势力，霸占他家的祖坟地开荒种田为由，想把本属于公公这边的一片肥田抢占过去。王起富、杨金奎家怕二舅今后有势对他家不利。所以如此告之。二舅因此被停了工作，并要求写交待材科。但停职半个月，他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主动争着工作。他到白岩，当时的五区区长刘海原知道他的事后，对张新民说，他这样子还是个娃娃，会有哪样冲模题？张新明说他也知道没啥大问题，但也不得不过问一下。最后二舅被正式喊去讯问时，他说，告他的第一条、第三条纯属子虚乌有。他那时刚痛了一场伤寒，人瘦小得风都吹得倒。科长张新明说他也不象能拿两只枪的人。第二条多少巴点边。但他与大舅只是亲堂弟兄。大舅的去向，他说可能在兴义。因为大舅在兴义坐过牢，据说，出狱后还在那边工作过，讨得个小老婆，大舅有可能会逃往那边。

二舅说，那个时候，人人都想自保。父亲检举儿子，兄弟互相揭发，夫妻反目等，比比皆是。当时他的上司张新民，二十八、九岁，一个人既是县委常委，又任民政科长，工商税务局长、银行行长、贸易公司经理。化处税各工商所所长杨光境，被人逼迫，自己抓屎擦自己的脸，说自己贪污了商人杨白高所交的税款16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6元）。实际上是别人想借机整张新民下台，好谋位子。二舅说他不知其意，仗义执言，说这笔税款是他开的票，杨光境乱讲的。这样，无意中保住了张新民。因而倍受赏识。在二舅为大舅说谎时，张新民帮着说二舅讲话从来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这样一来，当政者对大舅的问题，在二舅的身上也不好深究。为了保住大舅的命，二舅和公公始终守口如瓶。

二舅被抓判刑后，前三年在宁谷三监狱，做油纸伞。那时分一个月15万元工资，花了一半多给大舅买了床油毯。后来大舅转到凯里监狱后来信讲，大舅的健康，多亏了二舅那床油毯。因为大舅除了晚上睡觉时用，一旦夜间下起大雨，砖厂要召集抢盖砖坯的话，他披上油毯，可保不被湿透。

九

大舅到了我家，我父亲和他谈得很投入。知他很有才学，就给他谈到我祖母二十八岁孀居，如何历尽艰辛，一心一意抚育父叔成家立业之事迹。请他为祖母题诗一首。他爽快在答应后，父亲叫我找来纸笔，他挥毫题道：“廿八居孀，冰清玉洁，教子育孙，兴家立业”这样高度概括的十六字。接着，父亲说：“我爱讲直话，你不要见怪！”大舅说自家人就应该讲直话。于是，父亲对大舅说：“你现在六十多岁，多少有点工资，应找个条件稍微差点、有生育能力的，成个家，将来有个一男半女在身边，心里安然些。人家说：‘不怕天干，只要地润；不怕夫老，只要妻嫩’。只要你有这种打算，要找，应该不得问题！更何况，听说你还会讲几个少数民族的话，应该更好找！”后来，大舅回去后，果然在雷山县的大山深处找到了我现在的大舅妈。大舅妈和他在一起生活时，年仅十八岁。她不会讲汉话，没有进过学堂，还患比较严重的小儿麻痹症，不会做茶饭，且无所谓外貌。大舅象对待孙女一样，细心侍候。每天下斑回来给她做吃做喝，晚上还教她说汉话。又慢慢地教她学做家务，学认称，学小九九。年长日久，我的大舅妈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还会天南地北地去做民族饰品生意。他们生育了一女一儿。并旧房换新房地置了套商品房。他说，有了一双儿女陪伴，读书时尽自己的能力，辅导一下他们，照管一下他们的生活，虽然经济上紧张一点，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充实的。

大舅、大舅妈直到2005年才办结婚证。大舅对大舅妈说，我这个年龄，把这点手续办了，免省我死后你们连遗属生活费都得不到。

我对大舅最后的、也是最深的印象是2006年10月，大中二舅迁新居时，他独自一人前来。我们都惊叹他这么大的年纪，这么远的路程，还带些东西，又要上车、下车、转车的，居然能平安地来到，精神真的可嘉！10月21日这天，天高气爽。我邀他和他的几个好弟兄到清山水库走走。刚到西门，他抬头想看东华山，好象方向模糊似的寻找着。当确认高楼林厦的遮挡，不可能看到时，他回过头来。在平坦的大道上准备迈步时，脚腿颤了一上。他生硬地伸开两手以平衡身体。见此，我暗想，84高岁的他，怕要油尽灯枯了。虽然他很倔强，一直不用拐杖。就连去攀东华山，一直到山顶，他都不要我扶一下。然而，这一情景，却深深印在我心里。七十五岁的大中二舅、二舅妈也好像预感到什么，还为他准备了一套装老的衣装。他说他很高兴二舅们这样想得到，花了多少钱，以后还是要带钱来还，这不应该是二舅们的事。二舅说：“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很多人都以为我的名字是加心字的中，我说是我大哥给取的，是中国的中，大中华的中。你还给另外一个堂兄弟取名叫杨大华。我从读书你就很关心我，不懂的地方，细心地给我讲。凭这份情义，我帮你制套老装，还要你哪样钱？”大舅说，当初取这名的用意是希望能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华！我说：“大舅，那你当年的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大舅叹了口气说：“可惜年轻时没有把握好自己，走错了路！不过，看到现在国家强大了，我真的欣慰！国民党不能做到的事，共[chan*]党做到了，我确实感到欣慰。”

大舅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方向正确的时候，内心深处有怕吃苦的畏难思想，放不开自己，意志不坚定。但二舅说，他十岁发蒙读书，十六岁到普定中学上初中时。他学扎了两个锅扫，全带到普定。大舅听说后批评他说，为啥不留个给父母在家用？说起来是件小事，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为人。从小私心就这么重，长大了还能做哪样大事？由此可见，大舅是一个想做大事的人。可在人生路上没有把握好自己的方向，这让他感慨万端。

十

2007年3月11日，大舅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一大帮人前往吊唁。我们看到他为他的儿女买的那些书，以及那些一笔一划的辅导草稿。还有家庭开支的详细账目，人情往来的记录。借给女儿做服装生意的账。子女成长过和中的一些重要记录。人生的责任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大舅临逝前非常迷信。在一本子上，记下所有死去的人的生辰八字，并为每个亡灵念经这样那样的经，经文一笔一划地抄在本本上，并注明每个都念了六十四遍。据说他希望这些亡灵今后能接纳他，使他到了阴间不致于孤身一人。他走之前，给其妻说，如果我死了不火化，国家该给的钱得不到。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去火化。幺叔家小二发到是讲过，如果我死了，拿回老家安葬，也好让小平华、杨雷每年回去趟把，姊妹弟兄之间有机会在一起。他说这话很懂事，是好心，但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以后的生活。他走的时候，上六年级的儿子未回来，近二十岁的在外做生意的姑娘也不在身边。妻子还远在广东。他一早起来就大开其门，然后，不知何时，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悄然地走完了他八十六岁的人生。他儿子的同学听说他去世后，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把平时节省的零花钱捐了出来，共181·30元，由他儿子的老师和几个同学送来。我为此真情感动得有些抑制不住自己。

我们是从普定请了先生同往的。在家两天时间，遵其遗嘱，简单地举行仪式，便送火化。

作者真实姓名：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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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8-8-22 9:47:27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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