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凑巧读了两篇观点两个极端的文章——《中国人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与《关于西方历史的真假问题》，感触很大，突然产生一种想说几句关于自来阅读的认识。没错，就是来自阅读的认识——来自阅读人类、阅读历史、阅读现实的一种心态认识，当然仅是个体心态的认识。

一直以来，我始终认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了解实在太贫乏了，唯有的一点了解也是极为肤浅的，所以总想能系统地学习一下。不管我有没有兴趣，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喜好文学的中国人，是很有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自己只有阅读的份，只有学习了解和吸取其养分的份，谈及与我没有缘，因为明知自不量力，明知没有资格资质资本可言。然而，当我们面对要阅读的人类和人类历史时，我想我们应该对人类最基本的共同特性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绝不能忽略的第一关键。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是美国还是中国，人类最基本的特性是相通相同的——人的情感基点起码有正反两面，有真实的存在，就有虚假的存在；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要不人类社会也就不再存在了。

我们都知道，学习中国历史，自然要明白中国历史向来是有信史、正史和野史之分的。所谓的信史，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信史有三大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三是强调直言真实。这样的信史不无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也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有可能产生出其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所谓正史，则是基本基于信史，由御用文人所写的官方史。而即为官方史，当然是根据官方在其特定年代里以特定阶级政治背景的需要所铺轨而记载的，这就难免就会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歌功颂德之嫌，这就是人们会认为“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缘由吧。从这个角度看，正史里面的虚假成分就显而易见了。为此，在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和某些矛盾，也就很好理解了。但这样的官史本位记载，基本上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与信史的本质无关，是应该区分开来的。正史之所以不“正”，因为它是为统治者而写的，里面的成分自然而然会带有为统治者说话的因素。之于野使，当然是除了正史、信史以外的，是写史者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由于这些撰写野史的人仅是某一个人的个体记载，自然不可能像御用文人那样掌握充分的相关资料。因此，野史的内容难免有道听途说的成分；除此，还有写野史者本身就有人性通有的弱点——情感立场，虽然不一定会存有不正的想法，但谁又敢肯定不会有情感立场的偏差呢？还有是条件的局限也使野史只能是野史。

其实，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只要人类还有“私”欲的软弱没有被彻底消除，人性中还存“自私”的情感反差，那么任何文字记录的历史信息都是有杂质的，所谓的“正史”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纯真。那么历史档案还有可能是百分之百真正的正史吗？其实，每个国家大都相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凡属正史范畴范例的，都是以官方记载为重的，总是以这个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为背景的，并非只是中国的教科书有改写历史现象和矛盾，日本没有吗？美国没有吗？还是英国德国没有？我认为有是正常的，没有反倒是不正常了。因为我们人类共性的质点是相同，因为世界是遵循事物的存在总是相对的，凡是人所为的，总是存在矛盾的；凡是世界上允许存在的事物与现象，总是有其相对一面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在1905年写下的巨著《相对论》，虽然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基本理论——假设了光速不变原理、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提出了“同时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空间”等概念，但又何尝不是对人类、对宇宙、对自然而言，得出了万物总是相对的就是矛盾的统一这一“常识”观念？而我们的国粹《老子》这一巨著，在其第四十章中，对于万物总是相对的也早有这样的结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可是老子参透了宇宙人生之后的总结啊，说是为人谋事的至理名言一点也不过分。在本人看来，真可谓是为人谋事的最高法则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是“野史”或是“正史”，个人的行为与官方代表国家的行为是不能混淆一体而言的。我们在阅读人类和人类历史的时候，或者在阅读人类现实生活的时候，无论是读中国，无论是读西方别国，都应区别个体言论与国家文书，更不宜把别国的个体言论行为与我们国家文书文理文法做横向对比而互为混谈。要不在思考问题时就难免因为感情用事而言行偏听偏信偏激，这样的阅读不只是容易产生人为意识的不公平而，最大的损失是对自己更不公平。因为人的主观意识已经失去了阅读分析的真实基因，自然也就得不到真正的阅读感受了。故而，我觉得这才是人们最直接的、也是最大的、最容易被忽视的、对自己最不平公的认知失误了。不是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