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回忆度残生的名作家

曾写过《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小说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他历尽磨难之后苦尽甘来，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险境中能保存自我，毫发无伤，未尝不是王蒙有过人的生存之道。他在《自述》一书中说自己没有自杀，就是由于他这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王蒙和郭沫若的生存哲学不同，郭在“大气压”下选择“紧跟”、“自虐”的生存方式；王蒙则以“无为”、“善于等待”避开政治旋涡，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学了16年维语版《毛选》，果然等来了改革开放，一跃成为文化界的政治明星。

因为他人生阅历之丰富，经历之坎坷，早年的文学观又是反对文学政治化的，创作成果丰硕，是文化界的耆宿，中国文坛认同的地位，再加上文化部长这个官衔，这一切岂是年轻作家所能企及的丰富资源？以致于文化界对他恭敬有加，言听计从。

王蒙有此本钱，退下后当然不甘寂寞，“不会放过我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近年来不断发表大部头新作，如《青狐》，王蒙自嘲说是“抡圆了写‘性’”。此书一出，舆论大哗，“老头也在尖叫了！”如《不奴隶，毋宁死？——王蒙谈红说事》。此书和当今一些哗众取宠的所谓“学者”同出一辙，毫不负责任的论证古人有这有那，王蒙也信口开河地论证曹雪芹有同性恋。

对于上述两书，王蒙承认是跟着潮流口味走，因为读者喜欢看。

还有长篇小说《尴尬风流》，这部玄学味浓郁由三百多个小故事构成的长篇，书中主人公“老王”对世界、对人心的犹疑、困惑、矛盾、直至心领神会，和作者有某种神似之处，虽是有问无解，但还能接近王蒙的世界观。

最能反映王蒙内心世界的是这三本：

《苏联祭》。王蒙两次访问前苏联，书中叙述了他追寻美梦的激情，怀抱美梦的沉迷，梦破的苦痛及梦醒的释然。

《王蒙自述》和《王蒙自传》是他的回忆录。王蒙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雨，理想主义的碰壁，人生沧桑、地位沉浮对他来说刻骨铭心、记忆尤深。半个世纪的荣辱反省，他的自述性回忆文学不免有炫耀色彩和好为人师的哲理说教，他反复劝喻“孰能无过，孰能免祸”的人生哲学。他对自己半生的荣辱沉浮进行辩解，并自我美化，如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九命七羊”，回忆1989年至今的经历，包括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人选和推荐文抄公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等争议性颇大的事情。王蒙在此为自己撇清，读者很难区分他说的哪是真哪是假。他被打入另册的椎心痛楚，但在他的文字中，没有直面“反右”和“文革”的沉痛叙说，“争了一番仍然未能奏效，长叹一声，随他去吧”，这就是王蒙对待“运动”的心态，这种心态和余秋雨的文化价值观走得很近了。

象所有的高干一样，离休后靠写回忆录来再现当年的辉煌，以补心灵的失落。年过古稀的王蒙也只有靠回忆来打发残余岁月，但他还多了一层考虑，借此来弥补当年的缺陷。

王蒙半生遭遇和索尔仁尼琴有些相似，索翁在前苏联的命运也是反复多舛，对斯大林不敬而坐牢、流放，赫鲁晓夫时代他又红得发紫，勃列日捏夫时期又被迫害。无论他红也好，黑也罢，索翁创作的主题是一以贯之，就是勇敢地对抗专制与暴政，虽受挫却愈挫愈勇，这是王蒙不能与之比拟之处，所以王蒙注定不能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前苏联极权统治时期出过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索翁还有一个著作《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他们为这个民族最终摆脱不人道的体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持。正是基于此，瑞典皇家学院授于他们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们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王蒙所荐的诺贝尔文学奖人选达到这种境界吗？愚见中国现在还没有象索翁这样坚持独立思考的作家，有的只是象余秋雨、王兆山这种只靠自我美化来寻求内心平衡的“文化犬儒”，所以中国目前也出不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08·8·1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