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对中医的潜移默化

大约从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或者从近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的看病、治病、医疗、预防等等，忽然被划归到了“卫生”的范畴，政府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部门，不叫“医学部”、“治病部”，也不像古代宫廷那样叫什么“太医院”，而是叫做卫生部、卫生局等。于是，“卫生”一词，慢慢囊括了中医和西医，囊括了治疗和预防，囊括了医药界的各个门类，把中医西医都组装进了“卫生工作”的大口袋，成为我们觉察不到的一种社会进步。

特别是建国以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各种传染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一直是整个卫生工作的中心，卫生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是要服从这个中心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是对于全中国人民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人都难以挑剔。但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也模糊着、冲击着和淡化着中医、西医的概念与区别。自民国年间出现的“中医去留”的论争，本来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大有两军对垒、剑拔弩张之势，但在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面前，在呵护中国人的群体健康的卫生工作中，却显得微不足道了。

（1）卫生协会里的中医们

建国初期，中医的数量，中医覆盖的范围是相当普遍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中医的踪迹，在一些镇店集场，可以拥有许多中医个体诊所和药铺，所以，中医在广大的乡村占据着绝对的数量和优势，几乎看不到西医的身影。那时候的中医，有的只是行医，坐门等客、不开药铺。有的则在别人的药铺里“坐堂”。也有的开药铺雇人“拉药匣”。整个中医群体，有行无规、不成系统，松弛而散漫。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国家按照“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号召中医、西医，都参加到卫生协会中来，积极为爱国卫生运动作贡献。于是，一些中医老先生，处于对新中国的热爱、拥护、信任和支持，自觉自愿地纷纷加入到卫生协会中来。

“卫协会”的中医们，胸前挂着耀眼的“红牌牌”，背上背着画有“红十字”的时髦出诊箱，志愿为新中国做一名光荣的“卫协会”会员，为爱国卫生运动做贡献。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有城里来的西医作指导，按照西医的卫生理念宣传卫生常识和进行大面积的预防接种，但中医却不懂，也不会打针。每一个中医都需要重新学习，需要“现学现卖”。许多老中医只得自觉地跟随着西医，学习“种牛痘”、打防疫针。他们在热火朝天的预防接种工作实践中，学习西医的消毒和使用针管子，进行各种预防注射，也从中学会了、掌握了皮肤消毒、打肌肉针等西医技术。同时，他们也受到西医理论的一些影响和熏陶，把西医的一些常用词藻记在心中，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于是，他们原来掌握的中医知识，在中西医理论、中西医治疗方法的比较中，中医们产生了自我龃龉，自惭形秽的心理，致使中医的理论和意识逐渐淡化、弱化，甚至动摇了固有的阴阳五行、营卫气血观念。慢慢变成了中不中、西不西，怎么好就怎么治的“卫生战士”、“白衣战士”。

（2）联合诊所的中医们

50年代初，新中国从上到下，逐步恢复和建立起了以西医为主的各级主体医疗机构。在“三大改造”中，又按照“公私合营”的模式，以“卫协会”为依托，把个体行医和个体药铺联合起来，成立了若干集体性质的“联合诊所”，老百姓简称为“联诊所”。联合诊所的中医们虽然只是“集体人员”，不是“国家干部”，但照样吃“国库粮”，很是荣耀、心气很高。从此，新中国的医疗机构，就有了“国家的”、“集体的”两种，个体行医的，基本没有了。规定，由同级的国家医疗机构“试验卫生院”、“卫生所”，来领导集体医疗机构“联和诊所”。这种新型医疗体制，西医占主导地位，中医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以预防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于是，这种新体制比较好地担负起了全国人民用中医、西医两种截然不同的医术治病、防病的重担，也为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培养了骨干队伍，功不可没。

联合诊所的中医们，对发烧的病人，先试脉、后打针、再开中药。他们把西医的“阿司匹林”当作“麻黄汤”或“桂枝汤”来使用，自造名称叫“发汗散”。他们的西医技术，虽然没有西医好，可是，“发烧就打青霉素”的治疗办法，却也觉得容易掌握，而且迅速收到比吃中药好出多少倍的疗效。于是，中医先生趋之若鹜，都打起了青霉素。打针之后，又比西医多出来一张中药处方。所以，这些挂着听诊器的中医先生，接纳的病人，并不比西医少。有时，还能超过西医。只是，他们已经把中医的核心理论，把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等搁置一边，不再常常提起。

但是，联合诊所的中医们，同古代中医一样没有医、护之分，没有护理这一项，医生也得负责打针。可是，他们中有些对人体的解剖位置不了解，无菌观念差。有的不懂得无菌观念，不知道如何消毒，以致玻璃注射器消毒很不严格。有些针管子，看起来很干净，中医先生就懒得去煮沸消毒，只是用热水烫一烫，就吸进药液，打进患者的屁股。有个别的，打针后竟出现感染、化脓，迟迟不愈合。有个别的，因为不懂解剖，打不准正确位置，偶然也会“打走了针”、刺伤了坐骨神经，造成患者瘸腿。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这样的医疗事故总是极个别的。

中医打针消毒不彻底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阶段之内的必然现象，不好过多的指责。因为在当时群众非常贫穷的经济条件下，消毒、讲卫生，既使一种生活的奢侈，也是非常新鲜的词藻。所以，老中医们不注重讲卫生，应该有情可原。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就连讲卫生用的肥皂也是生产不出来的，普通百姓洗衣服只能用草木灰“淋灰水”，洗脸洗手只能用皂角和“猪胰子”。这些东西能有多少？一般舍不得用。所以数千年来，从百姓到中医先生，都是没有条件讲究卫生的。建国后，虽然在农村也能见到肥皂的踪影，但价格昂贵，一般是用不起的，中医，也用不起。作为中医，对微观世界不了解，没有“病菌”的理念，只有向西医学习，才能懂得讲卫生和消毒。

但是，从总体上说，联合诊所的中医们，曾经学着西医的方法，为广大农村人口的防病治病，发挥了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学习西医的同时，被西医的理念潜移默化，部分的或大部分的，冷落了、放弃了原来的中医理念。

（3）中医写病历问题

“三大改造”在城市医务界的深入开展，是把一些名老中医请进街道卫生机构以及现代化的大医院。在以西医为主的综合性医院里，中医遇到了书写病历的难题。写病历，写门诊病历、写住院病历、写完整病历，那是西医当时的必修课，也是十分重要的病案纪录。只有按照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生长发育史等，询问全面、仔细，特别要对那些与症状体征相关的方面，进行毫不遗漏的描述，方可完成“病史”部分。至于查体中的物理检查，是要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进行全面查体，一点也不许遗漏。视、触、叩、听的结果都必须繁繁地记录在案。加上病人的体温（t）、呼吸(p)、脉搏（r）、血压（bp），以及实验室检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一个“印象”（即初步诊断）。然后，把护理常规、饮食类型、每一次的治疗情况，无一遗漏的写上去，这才是一份西医病历。

这样规范的病历，让刚走进医院的中医老先生们写起来，有点“如撰天书”，简直是强人所难。可是，中医们还是得写。于是，就闹出笑话来。且看，一位中医老先生写的病历：

“患者不懂科学原理，随便玩弄炸药，只听轰隆一声，鲜血四溅。当即，其父组织人力，四人抬八人轮换，一人手提马灯，摇摇晃晃直奔我院。一进门，患者疾呼：不打针！不打针！”

看！老中医写得多么有文采呀！

可是，绝对不行！既没有主诉，也没有现病史中要求的症状体征，更没有时间的描述，那些对病人如何入院的情景描写，与诊断无助，显得多余而无用，对于临床诊断、治疗毫无意义，完全彻底的不符合要求。于是，一时间，成为西医用来讥讽中医的把柄和笑料。可是没有办法呀！从《黄帝内经》到《温病条辩》，所有中医学的典籍上，都没有写病历之说，那老中医先生，怎么能会写西医的病历呢！尴尬！这位老中医真尴尬！

其实，根本怪不得中医，也怪不得西医的“病历模式”，更怪不得上级让中医走进医院，应该责怪的，是中医学的老祖宗们。从黄帝、岐伯到张仲景、吴鞠通，为什么不把写病历这么重要的内容，写进中医的医书，规定出统一的格式，让后代中医给病人建立医案呢？数千年来，中医在临床上需要书写的，唯有处方。除去处方，再无别的一文半字。这种情况，当属于中医学自身的严重缺陷和医疗规矩上的疏漏！至于古代宫廷、官府留下来的某些“医案”，那不过是写给皇上、官员看的医疗实践纪录，既没有统一的格式，也缺少医学的专业性质，多与文学擦边，颇与“日记”混染。后来，清末与民国年间出现的某些医案文字，则是受西医影响的结果。

五、六十年代的中医，在没有人提出“取消”的情况下，在政府不断呼吁“继承”的情况下，在西医的强势地位、强势力量对比中，它就像败落的秋花，自然而然地枯萎了。这实际上是西医对于中医，潜移默化的结果。在潜移默化中，中医慢慢衰竭。这，当然不能怪爱国卫生运动，不能怪三大改造和联合诊所，也不能怪中医走进大医院。倘若没有这一些，特别是没有持续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人的健康水平还会非常低下，还会被人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维护中国人民的群体健康的角度看问题，建国之初中医的衰微与蜕化，实际上是一种“先进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必然。它表达的，是我们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如今，自然属性的中医学基本消亡了，我们既应当承认，也不该过分遗憾。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人为本，提高中国人的群体健康水平，永远都应该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基本点，到了医疗工作中也不例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