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西医第二战中医告胜

打开尘封的民国历史，在中医与西医的争端中，总是演绎着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铮铮铁骨的风云人物。不管这些人物的观点是否正确，他们都曾为捍卫自己追求的事业，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精神风范，令人钦佩。其中1929年的“旧医登记案”，中医和西医，就彩排了一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新编“中西医争端历史剧”。

“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间的论争非常激烈。一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志士仁人，表现出了对中医严重的鄙视态度，下决心要取缔它。比如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把中医当作笑料来讥讽，他自编了一幅“骂中医”的春联，上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下联道：“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从这时，“骂中医”成了新觉悟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也成为了我们回味历史时，一椟有趣的历史“遗存”。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薛笃弼，主持召开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据后来反对该会议的中医们说：“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这次会议通过了“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由此开端，把隐藏着的“反对中医”、“维护中医”这两股暗流激发出来，展开了中国历史上，中西医的第二次大论争。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这次“废止中医”问题，是由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的，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中医办学等规定。通过之前，薛笃弼考虑到该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就改成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实施办法上，也缓和了许多。主要规定了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开办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医学科学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通过的这个提案，虽然比俞云岫等人的原始提案缓和了许多，但废、限中医的原则已经肯定。余云岫等人，也只得屈从部长意见，支持通过《规定原则》。那么，余云岫，何许人？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自幼家境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青年时入浔溪学堂，毕业后于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再入东京物理学校，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开业行医。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建国后，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岁的余云岫还担任了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

年轻时的余云岫洞察了中国科学落后、国家贫穷、中医“愚昧”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读书期间，以勤奋好学著称。余云岫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的经验，受到强烈的震惊和启迪。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进行对比，觉得中医很明显的相形见拙。于是，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下决心回国后取缔中医、推广西医。1916年，余云岫春风得意地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

早在“中西医第二次大论争”之前，余云岫就著作了《灵素商兑》，全书约二万五千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之作。为消灭中医而“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或问馀子曰：“《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大都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客曰：“空谈不敌事实，今者新医日盛，见地日确，前古荒唐无稽之学，将日就湮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此篇不作可也。”曰：“灵素之杀人四千馀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固强顽钝之人，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汤药圭刀戕人之生，夺人之命，鳏寡人之夫妇，孤独人之父子，其惨狠阴毒，有过于盗贼虎狼兵戎刀锯汤火枪炮者矣。”

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甚至把中医的一切临床效果都“归纳到‘幸中偶合’四个大字里”。作品把中医称之为“杀人的祸首”，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因此，“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本文以为，余先生的《灵素商兑》是一部摆事实讲道理的战斗作品，处处体现着先生的爱国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存在不少错误。错误之一，脱离了古代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背景，没有肯定中医学在远古时代的科学性质和科学作用，没有指出它是过时的科学。错误之二，没有把中医学和中药学严格区分开来，而是混为一谈。无形中埋没了和错误的评价了中药对人类健康的治疗效果和的历史作用。另外，《灵素商兑》用相当刺激的言辞，非常激烈的批判中医，激怒了全国中医界，最终使余先生的满腔爱国情怀，付诸东流。由此来看，《灵素商兑》在当时不具有可行性。可是，余云岫先生还是以《灵素商兑》为理论基础，向政府提出了废止中医案的提案。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非常深刻，远远深过了当时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几成“两军对垒”之势。争端的焦点是对《规定原则》的坚持与取消。余云岫的西医阵营，要坚持“登记案”，中医阵营要取消《规定原则》。于是，以此为“药引子”,中医、西医双方，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论争。

西医阵营的主将有四个，俞云岫领衔，其次是名医陈存仁、褚民谊，最后一位是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土”一些，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却丰富，脑子也很灵活，不希望激化矛盾。他对于中医、西医自称“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中，西医最终落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同时，全国各地，几乎所有中医都极其反感，许多城市的中医界，都组织起来，进行了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很快形成了风起云涌之势，表现了这一时期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并组成请愿团，到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规定原则》议案。有些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说是，“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提出了许多口号，声援中医。南京方面的中医阵营中，名医、名家非常多，领头的就有名医张简斋。张简斋带领南京中医药界举行游行抗议、请愿，声势逼人，迫使国民政府宣布撤消了“废止旧医案”的《规定原则》。张简斋，何许人？

张简斋，(1880～1950)名医。祖籍安徽桐城，生于南京中医世家。30～40年代末，曾任中国国医学会理事长，南京、重庆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南京中医学校校长，行政院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幼承家学，20余岁医术已崭露头角，50岁以后在中医学界负有盛名，有“南张北施（施今墨）”之称。张简斋精通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丰富，尤擅妇科、儿科，诊断正确，用药大胆，敢于创新。他以治病救人与爱国爱人为心志，受到各方面的敬重。但是，张简斋先生没有出过国，很少接触西医，不了解西医的科学性。他也没有像林则徐那样睁开眼睛，去看看世界的医学发展趋势。所以，在这次请愿活动中，他成为南京方面“中医阵营”的“主将”。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本来不愿意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具体事件，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加上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又是一个求稳怕乱、左右逢源的老好人，就更是急于将这场出乎预料的风波尽快平息下去。就在中医阵营不断游行、请愿的情况下，他动摇了“废案”立场，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了国民政府的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一来，余云岫等西医阵营的一腔热血，化为乌有，一个个愤愤不平、倍感龌龊。这种情绪，被一家报社评论为“掐败”。西医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自编对联云：“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于是，西医阵营，把胆小怕事的卫生部长薛笃弼骂做“缩头乌龟”，以发泄不满情绪。

第二次中西医论争，以中医界的胜利、西医界的退缩而告终。得胜回师的中医界，在欢庆胜利之际，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然而，中医的胜利，只是形式上的，不是内容上的，更不是实质上的。中西医之间真正的胜败，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长期医疗实践的对比之中。中医阵营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战地救护、抢救伤员、传染病防治等方面，被西医阵营震慑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3月17日的“中国国医节”再也没有了“庆祝”的必要，从来就没有庆祝过。

至解放初期，中医们看着西医的“新手段”，好一番模仿，他们自觉地挂起了西医的听诊器，背起了西医的出诊箱，装进了西医打针的针管子和西药安瓿，对发烧的病人先试脉、后打针，再开中药。这种情况，有力的表明了中医们的自愧弗如与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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