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列中医案”与梁启超之死

清朝初年，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把天主教、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学、药学。在医学方面，由于当时传入的主要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传入的治疗技术并不优于中医，形不成气候，对中医影响不大，更谈不到威胁。于是，大部分中医对西医不屑理睬，不去研究它。有些人研究过，希望“中西汇通”，而且“通”了多年，但通来通去，无法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去解释西医的诊断，所以总是难能通约，一些人便觉得西医不能入流，对西医予以蔑视和抛弃。西医呢，处于被动地位，难能在中国发展。所以，明末清初，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学，同古代一样属于主流“国医”，并没有中医、西医之分。西医正式传入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打那，中国的城市中，有了两种医学，中医、西医。

西医检查病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要用双手直接接触人体，进行视触叩听。这种检查方式，男医生对男病人倒也罢了，男医生对女病人，特别是对未婚女孩，也要“直接接触”，绝大多数国人是接受不了的。被千年封建礼教束缚、桎梏的中国人民，受“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的束缚，就觉得“洋医”们一个个都是“动手动脚”、“居心叵测”，实在有伤大雅、不成体统。数量浩瀚的中医群体，对西医的“入侵”更难接受。他们听说西医给人开膛破肚做手术，把五脏六腑翻腾出来一一验看的治法，中医们担心破了元气，感到惶惶恐恐，说“洋医野蛮”、“如同野兽”。西医则说中国人不讲卫生，说中医的切脉不科学，说阴阳五行是“玄学”，说辨证论治是“伪科学”。于是，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自民国以来，在中国这块炙手可热的土地上，演绎了多次中医与西医的激烈论争。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论争的焦点，不是外来的西医是否需要出局，而是本土的中医学是不是允许合法存在？这表明，西医虽是外来医学，却具有强势地位，而土生土长的中医学，却始终处于劣势，被动挨打。于是，本是主人地位的千年中医学，在自家的土地上，遇到了外来西医的强大冲击，自己反倒成了弱势文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著名学者俞樾提议和主张，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理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教育门外，没有列进去——这就是著名的“教育漏列中医案”。

俞樾，何许人也？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被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他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其中包括1879年发表的、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的《废医论》，明确提出要“废除中医”。像俞樾这种有影响的人物，为北洋政府谋划“漏列”案，对于中医界刺激很大。

“漏列”消息一经传出，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并不因有人反对“漏列”而罢兵，干脆站出来，直接、公开地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医如何能让！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强烈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医药界来京请愿的“阵势”，对政府“漏列”形成威胁，形成了压力。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在这次“漏列案”论争中，梁启超先生是支持俞樾和政府，坚定地站在了西医一方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很多免细述。广东新会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甲午海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随后，康梁与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梁先生却成了晚清至民国“两朝”的风云人物。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情理交融，交口称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至民国年间，梁先生的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梁先生振臂一呼，便会“应者云集”。梁先生着蓝袍青褂登上讲台，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梁先生的记忆力很惊人，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可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民国之内，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上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大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由此，可知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有多大。

梁启超先生支持政府“漏列中医”案，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全国的中医界请愿上访，要求罢黜“漏列”，使中医“合法办学”，反对“陋列”的时间，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几年，但“漏列”案在梁先生、余樾等人的支持下，仍旧得以维持，中医界的努力没有成功。

可是，历史忽然向我们开了个玩笑，给了梁先生一个“含着冰冰不说凉”的难堪结局，同时也成就了梁先生为坚持真理、支持西医而大义殉身于医学科学的赫赫英名。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造影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割除一枚肾脏之后，病人尿中仍旧带血，协和医院却查不出病源所在。

梁先生术后继续尿血的原因，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错切了健侧肾脏，被人惊异地戏说做“割错腰子”。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舆论大哗，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现在，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的过失也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中医陈西滢则乘机火上浇油、偷梁换柱，硬是把西医“割错腰子”说成是“拿梁先生作试验品”。徐志摩也起哄，他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大概，徐志摩先生也认为，那不是“割错腰子”，而是拿梁先生的腰子“当标本”。

一贯反对中医的鲁迅先生，在7月5日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反对西医的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梁启超先生为了维护他认为很科学的西医，减少不良影响，在手术后的三年中，曾经按西医之说先后拔掉七颗牙齿和饥饿疗法为代价，试图用西医治法治好尿血证。可是，当时的西医还在发展中，总是难以尽善。于是，梁先生那残缺的躯体越来越瘦，尿血症状也有增无减，梁启超，一代新学大家，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

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是，梁先生去世前一个月，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的关键时刻，先生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为协和辩护，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医的不支持态度，一方面是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对西医横加指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哦！梁启超，一个中国戊戌变法的领袖，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问家，宁可忍受西医“误诊误治”给自己造成巨大病痛，也不随风倒去说西医的一句坏话，还违心地说“好了许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现代科学精神，这是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许多医生和治学问的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西医第一次论争”，它以北洋政府不更改“漏列”、梁启超先生大义殉身为结局，宣告了中医的失败。于是，西医在中国逐渐走向了强势地位，得以发展，中医，这个存在了数千年的本土的医学科学，在咄咄逼人的现代医学科学面前，逐渐走向了式微与衰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