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这足以说明高考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是非常之高。高考不但关系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关系着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培养，也关系着个人人生价值的趋向。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某个家庭要是考出了一名大学生，顿觉整个家庭都贴满了光，而且整个村都沸腾了，人们便会议论着某家孩子有出息，端铁饭碗了。提到大学依然是目光聚集，分外夺目。试想，大学高高在上的身段怎样才能走向大众。　

据了解，我国现在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3%，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校大学生人数排世界第一。因此，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高等教育人数必须有一个量的变化，从而引起质变。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是一个重要跨越。这是我们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

老三届考生成为今日社会栋梁

1978年全面恢复高考，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和升迁的主渠道，此后中国高考制度一直为全民关注，是每年规模最大的考试。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越是“老三届”的一员，1979年上了大学。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深刻的便是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虽然是教育战线上的大事，却影响了全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正是高考的恢复，中国的人才便得到了不断修复。众多的优秀人才在恢复高考的考试中脱异而出，获得上升的资格。华南理工大学在1988年前还是华南工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里藏龙卧虎。无线电班里有3位学生陈伟荣、黄宏生和李东生，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诞生了这“华工三剑客”，华工无线电78级，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和他们一样，还有数不清的普通考生因高考改变了命运。

高考从深层面恢复了中国的“元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高校毕业生是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力，老三届中的许多人已成各方面的领军人物。第二，恢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过大学流动的渠道，农民的孩子通过上大学可以进城就读，获得更多知识，兴许能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夕的农耕生活模式，工人的孩子通过大学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招考方式走向多元化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精神下，高考从未停止过改革。从考试内容、科目到考试模式，都在不断革新。

986年，高考标准化改革由广东省率先试验，进行英语、数学、物理试点。到1987年，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区)。经过由点到面的改革实践，1990年，标准化考试首次在全国全面推行。1978年后，全国高考均为文理分科。1987年，上海试行“3+1”改革。1991年，“3+2”模式进行试点。

高考的改革一直延伸至今。1999年，广东率先开始实施“3+x”高考科目设置。2002年，这一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这项改革和后来的高考分省命题改革，都使高考由统一考试走向多元化。

考试时间上，“高考提前”的决策将“黑色七月”提前到6月，自2003年起实行。　

在统一化考试过于标准和僵硬的质问声中，高考制度开始小心翼翼地实行分省单独命题　。同时，对于个性化考生的选拔在小范围内试行，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自主招生”试点。2003年,北大、清华、北京科技大学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在高考制度的演变和改革浪潮中，北京科技大学始终站在最前沿，为新的教学方针与策略同献谋技。从全国“大一统”到逐步依法行使自主权，招考方式逐渐多样化。在报名资格和体检标准上从严到宽，折射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北京科技大学于1952年由北洋大学等5所国内著名大学的部分系科组建而成，现已发展成为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首批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之一。1998年进入教育部之后，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思考，人才培养的模式、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教育改革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据了解，2008年5月9日北京科技大学在经管楼313进行了“本科教学如何体现研究型大学的授课特色”研讨会。会上介绍了比较有特色的课程，比如孙莹老师《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特色：由于国际贸易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市场。因此任何教科书中讲述的理论和方法都难以准确的解释市场所发生的一切，只有让学生亲身参与市场，了解市场上每天发生的实证案例，才能理解基础理论和掌握基本技术和方法。让学生紧密结合国际贸易市场的运行实例，自己上台讲解，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张文新老师《信息资源管理》课程教案的精心制作特色：通过对每堂课进行精心的教案制作，将较为死板的知识点，都设计配套的课堂作业和课后作业，使学生很容易消化一个个的知识点，从而让枯燥的知识变得兴味盎然。

精英化转向大众化　

1992年后，高等教育更多在投入和规模扩张上增长。这一增长是迅速而惊人的。从1999年起的短短几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突破了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

以前，人们爱用“千军万马杀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但这一切从1999年开始变化。这一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

扩招！扩招！在扩招！仿佛扩招成了高考后的一把绿箭，也暗示着高考由“难变易”或者由“复变简”。扩招也成了个学校的招生生命线。此一时彼一时，从来不用媒体宣传的高校也开始与市场接轨，随处都能看到有关的招生信息。2000年到2005年，我国大学扩招了本专科生1000万人。到2006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540万人，是1998年108万的5倍；高等学校在读人数2500万人，毛入学率为22%。高校扩招，似乎又如恢复高考一样热烈而澎湃！

到2000年，扩招后的第二年，不少高校新生入校时发现学校“人满为患”。原有高校开始出策建立新校区，大学城的建设在很多城市提上议程。扩招所需资金单靠国家投入远远不足，一半以上靠银行贷款。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到2010年大学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这足以说明了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也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

学生不再享受“免费教育”　

高校收费从全免费到全自费，走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恢复高考后，大学生由国家“供养”，无须自己花一分钱。到1985年，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可以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并存的“双轨制”。1988年到1994年之间，处于象征性每年收取200元的低收费时段。从1994年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高校扩招后的几年，大学学费更是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普通专业学费每年约5000至8000元，而艺术专业一般要过万元。

几年之间，大学收费一年胜过一年，老百姓供养一个大学生越来越难。渐渐吃不消了。有人核算过，按平均收入水平，供出一名大学生要花掉一个农民十几年的纯收入。教育部高级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直言不讳：中国高校的收费确实有点偏高。

高收费困阻的是高校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扩招后，一方面针对贫困生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走的是商业银行贷款模式，覆盖面极小。但值得幸庆的是，近两年国家对贫困生之症下了“重药”，2006年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奖助学制度，加上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的积极参与，高校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自主招生现象凹凸

当众多高校都在为招生进一步深化录取制度革新时，北京科技大学率先以“以文化课考试为主，多元化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自主招生方式，选拔品学兼优、综合素质好、特长突出的优秀人才。尽管有这样的制度出台，但真正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学生并不见多。比如今年清华大学降60分破格录取90后美女作家蒋方舟这一事件曾经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人认为自主招生，被誉为不拘一格的人才好方式，而且历史上像陈寅恪等名人都是通过“自主招生”才跨入大学门槛的。也有人认为这违背了考试公平原则，为了让优秀学生得到照顾，近些年，我们在高考录取上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特长加分，获得荣誉称号者加分，推荐免试等。不管议论怎样，现实是，自主招生越来越为各大高校所接受，这也是我国大众时代高等教育另侧面。　

上理想中的大学，是所有莘莘学子追求的梦想。但真的面临大学的选择，可又徘徊不定。高考分数一公布，就预示着一种新的选择。然则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据调查，有近60%的高考生声称不敢把对未来的期望寄托在高考志愿上。因为在高招录取中，不可知因素实在很多。因高招院校录取人数有限，每所高校的报考人数或多或少每年都不相同，“大小年”现象、“撞车”现象……种种不可预测的现象给填报志愿环节涂上了神秘的色彩。但是随着自主招生体制的完善，问题最终会被逐步得到解决，如高雅同学就因为在填写志愿因素与自己向往的北京科技大学“失之交臂”。

高雅是来自陕北沙漠地区的2008年高考生，今年高考取得了563分超过陕西省重点分数线近40分的好成绩，分数虽然很高，但填写志愿那天，由于没有把握，因此没有勇气填报北京科技大学。难道仅此一次的填写志愿就能定性遵命，而无缘北京科技大学吗？也许，新的政策的出台是最好的补救措施，并能圆梦她的梦想。

统招统分走向人才市场

80年代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包分配。当时，高校沿袭“文革”前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体制，即“统招统分”。这一制度割裂了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招生计划常滞后于人才需求。

如此“大包大揽”的就业分配制度，到　1994年出现松动。当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进行“并轨制”试点，逐步建立“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1997年，高校招生全面实现并轨。2000年　“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机制全面出台，也意味着包分配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国家不包分配，实行“双向选择”，大学生要凭自己的真功夫到人才市场上竞逐岗位。

然而扩招后，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窘况开始出现，有人甚至怀念起包分配的时光。

为此，有关人士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革新，实质就是对现代人的能力的考验，或者说是对综合素质的全面要求。即便是以前的分配制度，在最初也是只能在最基层的岗位工作，而且一呆也是十年，甚至更久。如果按照现在的一些大学生的谋职期望是不会去的，实则是对就业本身的挑剔。这样以来，一方面学生就业难，而一方面大量的岗位空置。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笼统地说就业难，而是学生们要求不同了、标准不同了。　

大众时代的高等教育引发深思

如今，卖菜扫大街的都可以是大学生了。咋一听是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但仔细分析过后，也不免为此而深思。大学生“沦落”到打扫厕所，实则是种悲哀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也只能是社会发分工不同罢了。但是，高等教育其实也是投资行为，当对一个学生的学业参与投资后，就得承担投资的风险，但投资后不能获得满意的收益，也是对个人在对投资的意向没有更好的明确。

据了解，有某山区或者贫困县甚至出现了早期的知识无用论。认为读了大学跟没有读大学的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庄稼照样种，农活照样干，打工的依然跟没有读大学的打工一样！

因此，在倡导知识更新的同时，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不是更该倾向于适用型人才的培养呢？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8-8-14 15:44:15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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