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

——熊飞骏

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层面能够达到的高度。

尊重并正确对待历史的民族能够不断地总结汲取本民族和全人类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未来的文明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先人取得的文明成果，不犯或少犯同样的错误，从而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去丰富自己的文明。

中国人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令世人匪夷所思？

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为重视历史知识的民族；但又是最不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

正因为中国人重视历史知识，中国历史知识的总量令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难望其项背。从公元前两千八百年的周宣王时代算起，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任命专门的史官撰写本朝或前朝“历史”。历代官修的《二十四史》就卷贴浩繁达几千万言，足够一个上等智商的人穷毕生之力也难究其精微。翻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知识，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知识总量能和中华民族相提并论的。

中国人不但喜欢修史，还特别喜欢学习历史知识，不但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和官僚阶层都把历史作为教育必修课，民间也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历史知识进行通俗化改编，让广大平民百姓在茶余饭后欣赏曲艺时了解历史知识。和西方爱情成为戏剧永恒主题不同；中国戏剧的永恒主题是历史题材。从《狸猫换太子》、《风波亭》到《杨门女将》，民间戏说历史的热情一直就没有冷却过。甚至直到中国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历史题材依旧是影视剧创作的最热门主题。连《武则天》、《乾隆皇帝》和《康熙大帝》等狂拍帝王马屁的下三流弊脚历史剧都能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就更不用说《三国演义》和《再造共和》等稍微有点思想水准的连续剧了。

与中国人高度重视历史知识相反；中国人又是最不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

中国历史上象样或不象样的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只有李世民大帝一人才能从历史知识里汲取有益的养份，结果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算得上伟大的帝王，缔造了中国唯一消灭了贪污的贞观王朝和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帝国。

李世民在终其一生只会指责他这不好那不好从没对他说过半句好话的宰相魏征的追悼会上说过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李世民能把历史当成一面施政的镜子，遗憾的是只有他一人拥有那样的胸怀和智慧。

除了李世民一人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只会“戏说历史”；不会从历史兴衰中汲取政治养分，结果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个坑里跌倒。

在中国两千二百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中国历史周而复始地陷入复兴——繁荣——腐败——毁灭——再复兴——再繁荣——再腐败——再毁灭的恶性循环。文明一次次在废墟上重组；又在下一次循环中变成新的废墟。文明成果在每一次循环中差不多都毁灭殆尽，后世无法利用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文明成果永远也无法积累下去并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世界古代史上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绝大多数亡于外族之手，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才一而再再而三毁于自己人之手。

中华文明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在五个世纪创造的文明成果比随后两千二百年皇权专制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和还要多。相比战国末期，中国在两千二百年的皇权专制社会文明其实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十九世纪末的生产力依旧停留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水准，文化则出现大踏步后退。也就是说中国在两千二百年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文明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

当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治乱兴衰的恶性循环时，后时的统治者没有人想到要汲取历史教训，寻找恶性循环的病根，并进而探索走出恶性循环的制度保障。

中华文明陷入恶性循环的终极原因是权力人物的腐败；腐败的根源又是集权专制；走出恶性循环的唯一药方就是“分权”和“民主”。

如此简单的政治历史逻辑，不但历代统治者发现不了；直到中国步入现代化，民主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文明大潮时，我们的部分既得利益阶层仍拒不承认这一“普世价值”；甚至于把“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全人类应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和西方的“反华阴谋”与“和平演变”等同起来。

因为我们不能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始终无法看清中华文明的真正罪人和功臣。造成中华文明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真正罪人一是秦始皇；二是汉武帝；三是武则天；四是成吉思汗；五是朱元璋；六是乾隆皇帝。可多数中国人对上面六人心存感奋，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影视屏幕上疯狂猛拍这六个专制魔王的马屁。

因为我们拒绝汲取历史教训，我们经常犯同样的低级错误，两次同样悲剧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为了对抗已和平共处了一百多年的宿敌契丹人，去和比契丹更凶猛无情的女真人结盟，同时又不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结果我们在帮助女真人消灭了契丹人后，自己又很快被盟友列入下一个狩猎名单。我们在明知自己是“瓷坛子”的境况下，偏要去选择和女真人这个“铁坛子”在同一条小河里漂流，要想不被对方碰伤或碰碎那算是活见鬼了。

结果中国的半壁河山，也是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落入女真人之手。

一个世纪以后，为了对付已腐化没落不再构成中国威胁的女真人，我们又和拥有恐怖战斗力的蒙古帝国结盟，结果吞下百年前一样的苦果。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灭亡后，富庶但又腐化孱弱的中国对强悍的蒙古帝国来说成了又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于是撕毁盟约向中国进攻。这次中国人整体上沦为蒙古人的亡国奴。

1995年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旅顺，杀害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

旅顺大屠杀后，我们没有痛定思痛发奋图强，而是继续腐败、内斗、玩物丧志、扼杀人才、妄自尊大，结果在四十二年后的1937年，日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杀害了三十七万中国平民。那时绝大多数南京人还不知道有“旅顺大屠杀”这回事？

1900年，我们的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巩固权力，居然疯狂到利用邪教暴民“义和团”。结果北中国成了一片废墟，真正爱国的变法精英被暴民屠杀罄尽。首都最大的图书馆葬身火海，中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半个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伟大领袖同样为了赢得绝对独裁权力，竟然发动没有脑子的“红卫兵愤青”来清理官僚队伍和打击文化精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砸、抢”和“武斗”的破坏竞赛，看谁烧的书多？看谁破坏的文物古迹多？看谁杀的人多？看谁打人的手段更残酷……

当红卫兵愤青在全国疯狂“打、砸、抢”时，“义和团运动”的真相多数普通中国人完全不知情。当“义和团”这个名词被伟大领袖重新提起时，已经被“加工”讴歌为“伟大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上上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中国既得利益阶层希望在保留传统特权体制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物质技术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三十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军强国”；但同时也产生了骇人听闻的腐败和不公正。在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旧体制选拔出来的只会贪污和“跑关系”的腐败政客拿着一流的新式武器去迎战海军实力勉强屈居十二的撮尔小国日本，结果被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打得大败亏虚。“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三十年洋务成果灰飞烟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开始了和“洋务运动”异曲同工的“改革开放”，在不变革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一样产生了燎原烈火样的腐败、无处不在的不公正和世界第一的贫富悬殊，烈度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后期。虽然目前还没酿成洋务运动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启动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未来一样是失望大于希望。

中国人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容易忘记历史苦难。中国人很少创作历史悲剧题材的著作，很少对历史苦难的理性感受和反思。苏联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苦难历史，使苏联出了不少再现那段苦难历史的传世之作，代表作有《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三位著作者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苏联大清洗，可描述那段悲剧历史的传世之作一部也没有，就更不用说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因为缺少对那段悲剧历史的系统回忆和反思，中国人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就差不多把那段悲剧忘光了。年轻人甚至于把文革美化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

忘记历史悲剧的民族最容易在以后的岁月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复那段悲剧，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忘记了文革或不了解文革，文革幽灵在新世纪再度出现在中华上空，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了成功的演习，以令人忧虑的速度进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中国人不善于从历史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统治者喜欢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来“掩盖”或“更改”历史真相。

中国唯一尊重“历史真相”的朝代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宁愿付出杀头甚至家破人亡的代价也要坚持书写历史真相。“董孤直笔”和“崔杼杀国王”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故事。

皇权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任命的史官不可能拥有董孤那样的情操，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去编写本朝的历史。就算是奉命编写被本朝推翻的前朝的历史，也要依据统治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对若干历史材料进行符合专制统治的“取舍”和“修订”。由历朝统治者一手编导的《历史》，自然存在很多与真相不符的“假历史”和“伪历史”。

既然有很多远离真相的“假历史”和“伪历史”，就不可能对后世发挥正确的指导意义。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是上世纪中期我们把义和团邪教暴动粉饰成“伟大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既然是伟大的运动，就有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必要，于是与义和团运动异曲同工的文化大革命就有了发生的理论基础。

因为我们对中国甚至世界的近现代史进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取舍和修订，对现代化最具指导意义的近现代史知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没有多少指导意义，就算有指导也是相反的，不是汲取历史精华去其糟粕；而是汲取糟粕去其精华。

更改历史教科书的民族，受害的只能是这个民族自己。

二oo八年八月十二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