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索尔仁尼琴的脊梁，我们“专家”的良知还剩几分？

——熊飞骏

2008年8月3日，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誓死坚守良知的勇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首都莫斯科寓所逝世。

二十世纪是人类文明由午夜走向黎明的世纪。黎明前的午夜总是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无疑是地球上最最黑暗的时空。伟大的索尔仁尼琴就生活成长在没有丝毫光明的极权时空里。在漠视人类智慧践踏生命尊严的极权专制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专制机器上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立性的零部件，全部沦为服务野蛮体制的工具，人性和良知受到空间扭曲，社会文明大踏步后退。

在文明失语、良知泯灭、人性沦丧的漫漫长夜，索尔仁尼琴以罕见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点燃了一盏穿透黑夜的烛光，向从事“人性反祖”“体制列车”上的灵魂扭曲者们，发出了坚守良知捍卫“真相”的心灵强音。

索尔仁尼琴勇于揭露真相坚守良知的行为给他带来了普通人难以承受的灾难。他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捆绑在高加索悬崖被老鹰啄食内脏的天火盗取者普罗米修斯。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作为一名卫国战争的功勋军官在东普鲁士前线被自己誓死保卫的祖国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莫须有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真到1956年的冬天。

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一次又一次见识了专制体制宏扬的邪恶力量一次又一次挑战并最终冲破人类的道德底线，人性和良知的力量在有组织的犯罪面前竟然变得如此脆弱，因而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产生深重的忧虑，并因此产生出强烈的民族和社会责任感。

监狱生活给了索尔仁尼琴灵魂升华的契机。他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病房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专制体制下的政治监狱有可怕的“监狱规则”，只会把好人改造成坏人，把不肯牺牲良心者逼疯。林昭被泼妇群殴和张志新被狱卒和事务犯轮奸的血泪悲剧，说明在有组织的犯罪背景下，什么人间悲剧都能制造出来。

1957年，索尔仁尼琴的祖国突然宣布他“无犯罪事实”，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就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给右派和反革命摘帽平反一样。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记得被平反的“右派”和“反革命”们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对邓政府感恩戴德，转眼就把自己曾经遭遇的灾难忘得一干而净。少数人则想起自己的冤屈，灵魂深层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心理，并努力在以后的岁月里寻求对自己遭遇不公的补偿，甚至于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索尔仁尼琴与我们的右派和反革命不同，他不但没有忘记自己曾经遭遇的灾难和骇人听闻的不公正，还进而联想到整个国家民族遭遇的灾难，并进而决心为拯救国家民族走出灾难勇往直前，即使因此再进监狱也无怨无悔。他很少为自己的悲剧命运不平，更多是为国家民族的悲剧忧心忡忡。为了俄罗斯的文明进步，他要努力使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停止在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不再让其他同胞经受他那样的痛苦。这是一份“基督”情怀，只有拥有罕见良知和人性力量的极少数智者才拥有这份情怀。

拥有如索尔仁尼琴般“天使情怀”的人在中国往往被视为“傻子”？

在拯救祖国走出磨难，推进民族文明进步的“天使情怀”感召下，索尔仁尼琴爱上了“文字”。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文字和绝大多数文字工作者不同，字里行间写满了“良知”、“人性”和“真相”，这是专制体制下的文化领域最稀有的三样品质。

还在西伯利亚监狱的黑暗牢房里，索尔仁尼琴就决心要通过监狱这面污镜来揭露“盛世乌托帮”下的反人性反文明真相，把苏联人民从普遍的昏愦恶梦中唤醒过来。布尔什维克安全部门对“文字检查”的热情和细心亘古未有，为了躲避这号人无孔不入的“体制法眼”，索尔仁尼琴创造了一种外人根本无法读懂的蝇头小字，把看到和思索到的“真相”密密麻麻地写在安全人员根本看不上眼的各色纸片上，然后装在外观污秽的小瓶子里，传递或埋藏在有朝一日能把内容昭示于天下的安全区域……

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后，继续关注俄罗斯国家社会的苦难和悲剧，思索走出苦难的途径，把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写成一页又一页的“良知文字”，试图唤醒俄罗斯民族沉睡的良知和人性。他知道这样做在专制社会要冒相当大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重新走入当初关押他的黑暗监狱。但良知的力量给了他无畏无悔的情怀和勇气，就算重返监狱也要点燃那盏穿透黑夜的烛光。

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文字终于赢得了“不肯泯灭良知”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的注意。那一年的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

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巨大的荣誉和相伴而生的“体制关怀”一下子把索尔仁尼琴整个包围了。

在索尔仁尼琴的文字感召下，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大量涌现，“极权乌托邦”下的大好形势开始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灵天平上接受质疑。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那一年是索尔仁尼琴的“黄金岁月”，索尔仁尼琴加入苏联作协，成为政府供养的文字工作者，既使不再写作没有稿费也衣食无忧。

在荣誉光环和“体制关怀”的温柔漩涡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放弃坚守良知的初衷，既没有躺在荣誉上睡大觉；也没有和“体制内施恩者”合作转而书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马屁文字，而是继续以罕见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揭露前苏联国家社会的问题和悲剧，置个人的地位荣誉于不顾，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一次又一次挑战专制政体的“容忍底线”，为俄罗斯社会的“文明开化”鞠躬尽瘁。

索尔仁尼琴的“黄金岁月”没有延续多久。1965年3月，随着前苏联“良知元首”赫鲁晓夫的倒台，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为了政治目的出尔反尔忽左忽右是专制社会的主要特征。索尔仁尼琴也从众星捧月的文学巨匠坠落成“问题作家”，他的作品也因此很难出版，随后创作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

在高压和冷落的生存夹缝里，索尔仁尼琴没有在坚守良知的底线上退缩，没有象其余绝大多数作家那样转而撰写上面喜闻乐见的“总结成绩”文字，而是继续揭露谎言覆盖下的阴暗和罪恶，挚着地为俄罗斯社会点燃黑夜里照亮真相的烛光。

面对索尔仁尼琴的“顽固”和“不合作”，专制体制的容忍很快达到极限。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xi]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

一个满腔热情挚爱自己祖国的志士仁人终于被自己的祖国驱逐？类似的悲剧既使在世界走向文明的今天仍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不停上演着。

天意从来高难问，命运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当索尔仁尼琴在自己挚爱的祖国备受迫害冷遇时，文明世界却陶醉于他的成果并给了他巨大的荣誉。

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两年后索尔仁尼琴迁往美国的偏远乡村定居。

…………

美国收留索尔仁尼琴挽救了人类的“智慧之星”，这是美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但索尔仁尼琴太爱他的祖国了，尽管他被自己的祖国驱逐，被祖国人民污蔑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但他并没有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一般见识，他的心灵依旧和祖国的心脏一起跳动。尽管美国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丰衣足食的生活，但他并未因此歌颂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新一轮坚守良知的社会批评。他揭露西方社会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他虽然身在美国，可心灵依旧留在俄罗斯。

面对索尔仁尼琴针对西方社会的揭露批判文字，美国政府并没有象前苏联那样恼羞成怒，不但宽容了他的不合时宜文字，甚至感动于他的批评，因为他的批评文字里揭露的社会问题有助于美国政府对症下药，有助于政府防患于未然采取应对措施，有助于提升美国的文明水准。所以索尔仁尼琴在美国非但没有受到任何迫害，相反美国政府和社会始终如一地给予了他很高的礼敬。对照美国和前苏联对待批评意见的态度，就能明白为什么前苏联会在和美国较劲的“冷战”中败下阵来。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绝大多数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

…………

面对索尔仁尼琴的脊梁，我们的“专家”不感到惭愧吗？

当索尔仁尼琴为了坚守良知“横眉冷对千夫指”时，我们的知名“专家”在做什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索尔仁尼琴拒不违背良知写应试文字而被苏联作协开除时，当时号称文坛泰斗的郭沫若却唯恐不能和时局保持“高度一致”。

1967　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xi]，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

如果说郭沫若在政治高压背景下写些违心的文章还情有可愿的话，那么今天的知名“专家”们并没有面临什么“政治高压”，他们应该按良知说话吧？可实际情况呢？

众所周知的汶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极大的放大了天灾造成的生命灾难。灾区倒塌的建筑物主要是校舍，且多数为地震第一时间发生的粉碎性坍塌。绵竹市五福镇中学校舍在地震发生后数秒钟内就轰然倒塌，学生系数遇难，但周围建筑物安然无恙或损而不倒。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多数倒塌校舍存在因收受工程回扣导致的偷工减料问题，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死难学生家长要求当地政府为压在校舍废墟中的孩子讨一个公道时，号称散文大家的余秋雨先生竟然撰文“含泪劝告”家长们不要中了西方媒体的“反华阴谋”？下面是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中的部分文字：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返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返华宣传了……”

我无法理解余秋雨先生把学生家长为死难孩子讨公道的行为污为西方“反华阴谋”的工具？两者之间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

我读了余秋雨先生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第一感觉是文人无行，整个是造谣挑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在抗灾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人性和互相支援的友情，试图为贪官污吏文过饰非而转移视线、把民众对贪官的愤怒转移到西方老外身上……

问题是余秋雨先生为什么要写那样的文字，他现在可是名利双收的大散文家，又不可能面临政治高压，有必要为了虚名俗利背叛良知吗？当他下笔作践良知时，他为什么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他的孩子压在豆腐渣校舍的废墟下他会怎样想？他还会想到豆腐渣校舍是西方的“反华阴谋”吗？

今天中国的“无行专家”并不只有余秋雨一人，受命专门鉴定汶川地震倒塌校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的“专家”们的鉴定结论也硬生生地往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塞石头。下面有必要引用一篇关于专家鉴定结论的博文：

“《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未来》的报道说，成都市社科院组织的地震学、建筑学、法学专家们认为，此次特大地震的巨大破坏力是损毁房屋的罪魁祸首，不能简单地把房屋损毁原因归咎于建筑质量；劫后余生的人们应该理性面对地震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让我们记住这些专家的名字，他们是：四川省建筑设计院顾问、总工程师李琇，成都理工大学深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朱介寿，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陈正祥，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高永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光权，著名刑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这些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心理按摩师，他们说，如此大灾，“幸存者应该心怀庆幸，理性看待地震及其引发的各种损失，理性面对未来，以积极的心态谋划好今后的生活，重建美好家园，而不应该沉湎于悲痛，或者怨天尤人。”

专家们说，如此大地震，房屋损毁在所难免。因此，设防标准低于地震烈度是建筑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认为倒塌的建筑物一定存在质量问题。有专家搬出了地震波峰、房屋共振、叠加效应等深奥的名词，来解释为什么一些新校舍倒塌，而相邻的一些老房子没倒。但是他们选择性的忽略或者“盲视”另外一些问题：为什么倒塌的校舍通常都是粉碎性垮塌？“5月12日19时30分　左右，记者赶到现场时，聚源中学一栋四层高的教学楼除两边的楼梯间外，像叠大饼一样粉碎性坍塌。但聚源中学所在的聚源镇，除了该校舍以外，民房因地震而垮塌的并不多。进入聚源中学救援现场，需穿过该镇的两个街区,两边的破旧民房虽然因地震而出现裂纹、瓦片脱落等情况，却无一处民房像聚源中学校舍那样，粉碎性地坍塌（见《南方周末》、《瞭望》新闻周刊等）。为什么会这样，请专家告诉我？为什么香港慈善机构捐赠的六十多所学校、位于震中的“最牛希望小学”及相关的五六所学校也都无一垮塌？是不是这些没倒的房屋都正好都处在地震波的波谷上，也不存在所谓的“房屋共震”现象……”

新世纪的中国，公共建筑上的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问题在相当大的范围存在着，并非只是汶川才独有，只不过地震把汶川的问题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专家可以为豆腐渣校舍的制造者要求“公平”，在追究他们责任时也一样要追究灾区外可能存在的工程腐败问题；但不能否认显然易见的建筑质量问题。因为工程腐败现在已不是什么秘密和“个别现象”，难道汶川会成为一块没有被污染的“净土”？如果是净土为何有那么多的校舍在地震第一时间粉碎性坍塌？

汶川地震后不久，凤凰沱江上的一座被政府锁定为“危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石拱桥在几百斤炸药的轰击下仍魏然屹立；可新峻工的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却在拆除脚夫手架后就轰然倒塌？

佛山九江大桥竟然被航速和动力都很低的挖砂船撞断？奉命进行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组也一样宣称大桥不存在质量问题？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我们的文人专家为了自保集体失语；那么今天的中国则有更多的文人专家为了急功近利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的“专家”怎么了？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了分别近二十年的俄罗斯。尽管他的祖国曾经抛弃了他，可他无法抛弃自己的祖国，并且以后的岁月一直和祖国生活在一起。当初宣布他为“卖国贼”并把他驱逐出境的那些人，很多把亲属和财产转移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以极大的热情去争取美国“绿卡”？谁“卖国”谁“爱国”现在一目了然。可当初谁知道呢？

勇于揭露国家问题的良知文人心灵深层的那份深挚爱国情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就象真正爱孩子的人总是盯着孩子的弱点一样。

二oo八年八月八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