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个题目时，把自己吓了一跳。接着叩问自己：是否有反人类反社会的思想倾向？最后确定没有，并把题目加上引号，用以赋予自我安慰的力量。

艾滋病，自从1981年6月5日确认第一例病例到2007年，已经夺走了2500多万人的生命，使8个非洲国家的人均寿命降至40岁以下。

一、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

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敲开我国的大门之后，截止到2007年10月，据国家官方公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为70万。而据有关流行病理学专家分析，由于艾滋病毒潜伏期较长，感染之后身体没有明显的病理症状，95%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即在实际感染者中，95%的人还没有接受病毒检测。据此推算，我国的实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可能远远超过70万。

艾滋病毒通过输血传播的途径，在我国已基本得到控制，据2007年的评估结果，在新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母婴传播约占1%，注射吸毒传播约占42%，性传播约占57%（其中异性性传播约占45%，男性同性传播约为12%），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

艾滋病毒的传播也已呈现由高危人群（卖淫者和嫖客、注射吸毒人员、男同性恋者）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特点，并有不断向低龄化蔓延的趋势。

二、国民对艾滋病的认识

1、国家认识：从漠视到关爱

艾滋病刚开始传入我国时，一些人认为这种病是因为吸毒、同性恋、性乱引起的，所以不用设防，让这种病自身来惩罚那些不轨的人们。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国家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预防措施，麻痹大意，漠视艾滋病的危害性，导致艾滋病毒经进口血液制品在我国传播。后来，随着人们对有关艾滋病知识的真实认知，国家采取了防治措施，并制定相关政策，号召社会关爱艾滋病患者。

2、地方政府的认识：把认识带到漠视的一个极端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尤其是形象经济，认为“宣传艾滋病”有损当地的社会形象，容易引起社会恐慌。为了社会的稳定，对当地的艾滋病情尽量不做宣传，并将有限的资金用在能看得见的工程建设上。加之地方政府报喜不报忧的惯性行为，除了每年的“艾滋病日”，好象感觉艾滋病已在中国消失了一样。

3、一般民众的认识：朦胧模糊

因缺乏真实的认知带来的情绪化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1）歧视：给艾滋病贴上道德的标签。认为凡是得艾滋病的人，都是性乱造成的，所以艾滋病是一种肮脏的病。并怕传染到自己，对艾滋病人避免接触，惟恐避之不及。（2）恐惧：谈艾色变，草木皆兵。由于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缺乏科学的认知，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就迅速离开，认为凡是谈论“艾滋病”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而一旦怀疑自己染上了这种病毒，就对号入座，惶惶不可终日。（3）侥幸：认为患有艾滋病的人很少，这种病虽然可怕，但离自己非常遥远，自己不可能被感染。（4）漠视：不关心有关艾滋病的相关信息，对艾滋病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艾滋病与“性自由”

“性自由”这个概念，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它的汉语言文化渊源，但肯定是源自对西方性文化的解读，主要是美国。因为它与汉文化保守的传统性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并相信“性自由”是跟随我国的开放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然而，我们解读西方的“性自由”时，使用的却是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传言美国人14岁之后还没有一定的性经历时，就被美国社会斥之为“另类”；传言美国夫妻从不相互干涉对方的“性自由”，双方都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情人，相互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传言美国社会的大街小巷，到处灯红酒绿，色情场所遍布各个角落，人们可以按着自己喜爱的方式发泄性的需求等等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管理模式时，就按着自己的理解，把西方的性文化误读为全社会的“性自由”，这真是一种愚昧的悲哀。

其实，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读懂，美国主流社会的性观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保守，公共场所和大众媒体远比我们干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忠诚与责任感远比我们要强，尤其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素养的阶层，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尊严，特别是公务人员，更不允许有任何绯闻缠身。那些奉行“性自由”的只不过存在于特定的群体而已。

就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性自由”错误的解读，导致我们现在的色情业遍地开花，婚外情形式丰富多采，“性语言”成了传媒的主菜单，指向“性”的活动几乎占去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并不再顾及对下一代的影响，甚至在高校的周围布满提供“性”活动的各式旅馆。

艾滋病，这个也喜欢“性”的魔鬼，眼见这样的社会环境，能不兴奋得手舞足蹈吗？性传播艾滋病毒的比率逐年上升，有它的必然性。

四、艾滋病与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是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在西方，伦理道德的核心标准是宗教教义统领下的“罪”感与“非罪”感，“罪恶”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有其外在标准。在我国，伦理道德的核心标准是儒教学说统领下的“耻”感与“荣”感，有“耻辱”感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主要指向自我的内在感受。

近几年，在多元伦理道德理论的冲击下，西方掀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去罪化”运动，在我国也似乎没有什么社会行为让人感到“羞耻”的了。

而在西方，有“新保守主义”站出来对“相对主义”进行了反击：坚守真理、理性和客观性及凝聚力、秩序和共同权威的道德观念，反对“相对主义”的“无优劣之分”、价值观混淆和主流道德观的沦丧，坚持清除“相对主义”的“精神污染”，重建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绝对权威。在我国，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来自对传统道德价值观沦丧的抗衡力量，只有任由来自西方的非主流多元道德观的吞噬，任其彻底的沉沦。人们在无奈、痛苦、矛盾和茫然中随波逐流，也只有听任艾滋病紧跟“性泛滥”和“毒品”随处流窜。

五、艾滋病与法律

近来，在一些女权主义的“不违背自愿、私密、成人之间三原则的性行为就不应受到法律制裁”的社会价值观鼓动下，只强调伦理道德的生物属性，而忽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属性，将“妓”“妾”“妻”并列，将“卖淫”“换偶”“一y*情”“多边恋”“一夫多妻”等以“白菜萝卜”论，使“性泛滥”行为趋向合法化，让社会无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个体的“性行为”，更不可能筑起一道保护健康者免受艾滋病毒传染的法律防线，以保护公共健康的安全。

其实，在美国，不但法律体系健全，而且伦理道德也很完备，整个社会不但具有良好的依法治国的传统，而且设有各级各类的“道德委员会”，以维护社会道德价值观免受个体行为的侵害，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人的有机结合。即便是在位的总统，也可以启动弹劾程序，追究他的不良行为的道德或法律责任。

在我们国家，还看不出是依法治国而或以德治人，在法律和道德都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单凭一本《艾滋病防治条例》，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艾滋病的快速传播吗？

六、艾滋病与文化

受文化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已支离破碎，人们不再为自己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取向而产生“羞耻”感。少数人的文化价值观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以“平等”的理念逼迫社会必须“承认”。现在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多元了：经济多元化，标准多元化，方式多元化。性行为、婚姻形式、家庭模式也多元了，就连性别和人格也可以多元了。

我们来看，那些为“易性”辩护的跨性别运动，抛弃传统的以生殖器为中心的性别角色解构，用“灵魂解放”下的“心灵感应”来决定物质的属性，以“灵魂”学说不再标示人的“男”“女”。我们不知道随着“多元化”的持久深入，人类自己还将会发生怎样的“文化认同”。

艾滋病，这个恶魔，你可以在“多元文化”里洗刷掉自己的“原罪”，但我们总不希望你在人类的身体上继续肆虐。

七、艾滋病与教育

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的家庭里，家长会不会与孩子进行有益的毒品、性与健康的知识交流，我想，可能没有。也不清楚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不是已经开设了有关健康教育课程，我想，可能也没有。但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热衷于社会“亚文化”的学习和交流，奉行的信条是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以致有的教师呼吁：再不整治，高校将变成妓院。

社会教育也缺失了，人们平时似乎很少从社会传媒中获得对艾滋病科学全面的认知，获得的是“实力”“拜金”“暴力”“情色”这些概念的冲击。

近几年，数据显示艾滋病毒感染不断向低龄化蔓延，感染率也在攀升，而对青少年进行良好的健康教育和实施预防性干预措施，应是解决艾滋病这一危机最为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贫困地区，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外出流动人口较多，应引起特别注意。

八、艾滋病与社会

2006年初，国家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防治艾滋病是政府的职责。但“社会事件”一旦被政府收拢，似乎就变成了政府的专权，一年一度“绝不渲染”的信息发布形式，垄断了多数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每年12月1日前后的宣传，艾滋病好象在社会上已经销声匿迹，人们的危机意识逐渐衰落。

再看看社会现实中“性与权力”“性与金钱”的交易，明里暗里比比皆是。而吸食毒品，也可以在一些公共场所退下裤子，旁若无人的享受自己的“腾云驾雾”。

“发廊”“酒吧”“练歌房”“桑拿”“足浴”“歌舞厅”“夜总会”等遍布大街小巷，蔑视着人性的尊严。“妓”“鸭子”“二奶”“一y*情”“换偶”“同性恋”“多边恋”“一夫多妻”等花样翻新，把你的“灵魂”送入“天堂”，同时也把你的身体抛进“地狱”。艾滋病有可能等在“地狱”的门口微笑着向你招手。

九、艾滋病与医学

艾滋病、禽流感、疯牛病等给医学界带来了新的课题，所不同的是，国际医学界经历了20多年的不懈努力，至今还没有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方法。虽然有些治疗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人的生命，但由于副作用大费用高，能得到长期治疗的病人应该很少。所以，艾滋病的危害性在于它的致命性。艾滋病也因此被称为“超级癌症”或“世纪杀手”。

十、艾滋病与哲学

艾滋病之所以能够冲破一道又一道的社会防线，继续肆无忌惮的俘虏着人们的身体，能说与人类的哲学思维没有关系吗？

哲学，不但能给人类提供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还能引领人们建立起思想信仰，用以区分真假、善恶、美丑，指导人们遵循一定的规则实施社会行为。而我们的哲学思想“消失”了，产生了“信仰危机”，真假、善恶、美丑没有了界限和判断标准，人们的社会行为混乱了。

有的人不顾及中国文化落后和国民素养普遍不高的现实，抛弃“一种（社会）行为只有能够取得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整体的幸福，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定义，按“存在即合理”的哲学思维，为“相对主义”“享乐主义”鼓与呼。而中国人的思维惯性里最缺乏的是批判性思维：有人给了一件西服上衣，他穿上了；有人送来了一件透明裤头，他也穿上了；可脚下还蹬着一双旧式布鞋，真是不伦不类。更要命的是，有些人看到了这种穿戴，感觉很是搞笑，也学起这种样子，并招摇过市，引领流行。

中国的法律还不健全，中国新时期的伦理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中国的文化教育还不够发达，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得不到保障，中国还有很多人宁可肆意挥霍用投机手段夺取的财富，也不肯对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施舍”。不要再拿西方的边缘价值观当作人类最先进的东西套在中国人身上，否则，真的会使人格分裂，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穿不起“衣服”的“弱势群体”。

在血液传播基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性乱”和“吸毒”成了艾滋病毒传播的两种主要方式，如果再为“性乱”辩护，势必导致人们退回到人性的“兽性”底线，为艾滋病的传播推波助澜，因为对普通的中国大众来讲，既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跨入现代文明。

十一、艾滋病与安全套

人们既想按着“快乐原则”活着，又怕“快乐原则”后的不快乐，所以想起了安全套。安全套以前叫避孕套，从同一物件到不同的称谓，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赋予了性活动更加多采的内容。于是，各种娱乐场所都要使用安全套；酒店和旅馆在显眼的位置摆放安全套；学校在成人仪式上分发安全套；领导上街给过路群众赠送安全套。

安全套，这阻止艾滋病毒传播的最后一道防线就真的安全吗？的确，它增大了“性乱”对身体安全的保险系数，却让人在心灵上产生了另一种“不真实、虚伪、怀疑”的社会“艾滋病”。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正是艾滋病在人类产生并流行的时期。当我们打开大门，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外面的世界时，一股“寒风”扑面而来，长期生长在“温室”的花朵“感冒”了。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不是想办法进行治疗，而是拿外国的“野花”与它比较，希望它此时开放得更加娇艳。

它会比外国的“野花”开放得更加娇艳吗？那就让艾滋病来得更猛烈些吧，以惊醒那些沉睡在床上追求快乐却漠视生命健康的迷离眼神，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痛苦的活着，就是快乐的死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