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3日中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金华3日承认，在基层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等一些无序竞争现象有增多趋势。从信访、上访以及地方掌握的情况看，村委会选举的贿选比例大概在1％－3％之间。

作为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对上面这段话要提出最代表中国式的外交辞令，那就是强烈地抗议。我对王副司长前段话没有异议，到是后面的那句要倒过来。就是没有贿选的大概在1％—3％，领导就是领导，这个“大概”用得妙，弹簧式的词汇任人想象，也可以想象成百分之百的贿选。

村委会选举，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村民自治顺应了农村改革需要，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共同成长，目前已成为在农村基层实行的一项基本治理制度。被誉为“中国式的草根民主”，甚至被某些人称为民主之光，或者“民主试验田”。

但真实只不过是场“民主秀”。甚至村委会选举还不如电视台“明星秀”。

一个村有两套班子，村委和支委。在村委选举时，那些老实巴交，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人才能在选票上打勾或按杨白劳式的手模印。但一到支委选举时，就跟他们无关。一个村委里面可以有三个支委，支委是党员，由党员选举产生。真正的村委选举只有俩人。说白了，这些村官有两次选举机会，村委不通过，再进行支委选举。村委选举面对是全村的人，如果到支委选举就面对少数党员，这就好办事了，只要集中火力，在如今的中国还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

村官是中国最小的官，前些年为了收农业税，公粮，计划生育等这些事情，也曾曝出很多说村官难当的怨言，好象委屈得像个小媳妇似的。但委屈归委屈，我没见过有几位村官自动“挂鞋离场”，仍然对小媳妇似的职位乐此不疲。理由再小也是官，再小也是“一方黄鳝吃一方泥”，掌握一方的话事权。而现在国家取消了“三农”，村官已经成了半个公务员，工资再也不用一分一分地从农民手里挤，也不用从农民谷仓里扫农业税，教育附加等。相反，国家每年还要对农民进行大量的补贴，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而这些肥肉都要从村官手上流过，看到白花花的银子装在自己兜里，想想用不多久就不是自己的，难免就起了歪心想偷点腥沾点腻，这是人之常情。农村生活是苦难中刨食，这点村官们自然是知道的，他们自然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口咬黄土背朝天，自然也会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另一种致富的生活方式。这种心一起，什么样的手段都用得出。

所以，现在一到村委会选举就产生另一个怪象，很多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也掺杂其中。他们像是监票员一样地站在后面，手里拿着刀或者铁鞭，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像在维护着草根民主不被这些土农民破坏一样。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以被这种形象吓得胆战心惊，抖抖索索地接过选票，按那些人的眼色在候选栏里打勾，或按手模印。有的甚至就让发选票的人填写，省得自己惹麻烦。

这种选举比电视台暗箱操作还要卑鄙，电视台暗箱操作还是以钱排座次，而这里却是赤祼祼地威胁。你不投某人不行，不投的后果也很明白，说不定过了不久，就会有一大帮人来找你，理由是让你摸着脑壳三日都想不起的事。

农民，一直是弱势的代名词。从古到今，农民都是默默无言没有发言权的一群，一直过着民不与官争，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小农生活。法律都不知无何物，自己受到不正当对待一直固守着隐忍不发的态度，他们有能力种植起中国民主的试验田吗？在没有相应的条例和机制监督，就让农民充当中国民主进程的火车头，这事确实有点荒唐。

一个弱势的国度在国际上很难发出强势的声音，那么一个弱势的群体肯定不会发出让社会振聋欲馈的音符。这只不过是一场秀，一场画饼充饥式的秀，就如电视台为了满足观众欲望的秀，是别有用心地，疯狂地炒作。答案早在某些人心中，因为在法律几乎真空的农村，在没有强势体制监督的天地，民主是没有生存的营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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