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喜欢讲话，由来以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是在诸侯纷争的时代，一些自以为是有识的人，便四处奔走游说，以争用帝王之师为荣，力陈一己之见以用于王霸之业。他们说得特圆泛。苏秦、李斯都是成功者。诸子各陈见解，思想开放，言论自由，执政者可以参考采纳，其实很好。

“好为人师”也许是人的本性。通过滔滔不绝的表达能够满足其自尊心需要，当然真有见地于世有补自然的功不可没。先秦时期，诸子说得多，官员说得少。从留下来的文献可以看出，有《墨子》、《道德经》、《庄子》、《论语》、《孟子》、《荀子》等都洋洋洒洒数千言，而却少有周武王、齐、楚、燕、赵、卫、秦诸王留下来的教训别个的话册子或选集之类。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时的官员们成天想的是开疆拓土、国富民强。他们不多讲，也不愿多讲，看重的实施。当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百家之书时，也想到了以后谁当老师的问题。李斯提出了“以吏为师”的主张，被秦始皇采用了。官员当老师便盛行开来，具体表现就是讲话多，讲话长，废话套话假话空话混账话越来越多，贻害无穷。

官员扮演了老师的角色，真正的老师只好去玩游戏歇凉了。于是各方面的专家也只能拘于小圈子做空学问，于世无补。上马水利工程不听水利专家的意见，修筑道路不采纳交通专业人士的建议，搞企业和商品营销用行政命令也不足为奇了。后患何用赘述。

不是说官员当老师不好。而是多是门外汉，以外行充内行，一知半解自以为得意，不懂装懂，沾沾自喜，见会就讲，想到哪里说哪里，浪费别人的时间与精力，对发展极为不利。如果再专制一些搞“一言堂”，只许自己说，不许别人说，或者不听别人说，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头上，那就更不对了。自己说是“圣旨”，是真理，不容异议，别个说是“冒杂音”，是谬论，是打胡乱说，久之，势必万马齐喑。

现实社会中，由于“官等位”思想意识作怪，官员话语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只要你说得对，大家也会认可。不少的时候却是“台上论理不论人，台下论人不论理”，讲与做形成悖谬的反讽，听者自然是只有越来越少了。有的官员爱讲话，苦于无人去听，便以行政命令通知有关的人员去当听众，且以严肃纪律为要求，用签名、点名、批评、不许打瞌睡等手段予以强迫。此法从情理上也可以理解，如果讲的真的有用且有利工作的话，这是完全正确的举措。但是，如若讲的莫名其妙，无法执行甚至“假大空”，“说做两张皮”的话，不能让人信服，讲得再多再好也等于没有说。

如此说来，岂不是不要官员讲话了，不是的，官员讲话应当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东西。应该把专业人士的空间留给他们。要多听少讲，多思勤想，采纳正确合理的建议，以作出科学的决策。“术业有专功。”作为一名官员，在一定的场合，要弄清讲话的目的、要害与意义，而不能一有机会就大放厥辞，胡扯胡侃，胡乱讲些不痛不痒的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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