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是乳毛未褪的小女孩，但性情远比男孩子淘气的多，那时不懂性别，常和邻家大我两岁的小哥去掏鸟蛋，登上崖缝寻布谷的雏鸟，爬上檐头捅马蜜窝。裤角总是被恶劣的树枝撕的一条一绺。回到家时，又会被母亲挨揍。邻家小哥也会常常受到连累。但只要听到窗外有“嘘嘘”的口哨声，就会从火柴盒式的纸糊的窗子里爬出来。母亲到田地里干活，无论怎么都锁不住我。

记得那时放映《少林寺》电影，于是迷上了少林拳，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拳术，只道是摩拳擦掌就是武术。便一大早起床，装做背课本，跑到村后的小树林里，开始对准树杆一顿击打，学着电影里一招一式，抬腿挫足，反转跳跌，自创动作，还极其认真。

那棵树成了我初上小学最近的伙伴，也是遭到我最惨的虐待之一，树皮脱落了很大一块，露出惨白的瘠骨。手掌的太阳丘和太阴丘也肿的象个馍，且又不敢和大人讲，只好找一块花布包裹起来，夏天，天气闷热，被包裹的伤口又没有敷药物，时间稍长就会腐烂，渗出的浓血和包裹的布带相互沾粘着，一扯生疼。母亲发现了，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小心让石头给砸伤的。母亲一看心疼的不得了，跑到时邻居家要了些紫药水，敷到布子外面，把布浸湿后，掀起了花布，尽是血脓溪溪大面积溃腐，又用酒精给清洗掉了脏物，涂了些白色的药未，愣是这样子熬了一个月，总算痊愈，再不敢偷学什么武术。

一晃五年过去了，渐渐升入初中，学校离家二十华里。这种口语的公里数不是很精确，徒步径走，仍需两个小时，没办法只能住宿学校。

我从小没有离开过母亲一夜，若说住校，便愁的几宿不能寐。校舍的床是一张木板从东埔到西，南北分两排，中间是过道。每人只有六十公分宽度，足矣平躺一个孩子，那个年代没有胖人，脸面和身材都明显的营养不良。

吃饭是大食堂，一锅熬土豆没有酱油，抓一把盐,土豆也从不削皮。主食是馒头，又黄又黑又硬，同学们都叫它黄球鞋。我很少吃食堂的黄球鞋，每个星期回家，母亲就会烙二十几张发面饼，再炒熟些莜面，用开水一泼，有干有稀。最难熬的就是夏天，侯又热又潮，烙饼不出三天就会生长出一层绿色的菌，掰开一块，饼里拉出粘粘的丝细，吃到嘴里有些辣也有些酸，不过那也强过“黄球鞋”的顺口。

晚上睡觉时，睡态只有一个姿式，面冲着露着檩条和荆拨编织的天花板，两手相拢置于腹。也因此会常常做同一个梦，梦里是无边无沿的黑洞洞的隧道或是崖壁，总也走不到头，走啊走啊，一不留神就坠落下去，腿脚发酸，深不见底，也就吓出一身冷汗。

惊醒后再不想睡，于是就点亮床头备放的自制煤油灯。灯是墨水瓶做的，盖上用铁丝钻个孔，再用牙膏皮卷个小筒，用白线绰根捻，穿进小筒内，在瓶里放些煤油，这样一台小灯就制作成功了。这里的同学都会做，每个星期天从家里拎来些煤油，就是我们点燃光明的材料了。缺憾的是这样的油灯光线昏暗，光晕照不出方圆一尺，放远了看不清课本上的文字，放的近些，又常常抬头时烧着眉毛或发髻。

就这样一盏盏小油灯照亮了一个个莘莘学子的梦。凑近灯光，阅读着朱自清的“背影”郭沫若的“街灯”王朔的“香山红叶”。

我也是在课本上看到火车的，我从一个小山沟挪到一个大山沟，无非是多一个中学学校，多几个小卖部而已。山沟的孩子也有梦。油灯下我爱上了香山，爱上了诗歌，　也爱上了我的小油灯！

人的梦想是一连串的，实现或等候实现都是格外的美好。尽管只是过程，尽管只是回忆。

我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更不知道有投稿的地方，我把梦变成文字写给自已，然后一遍一遍地看。

那年不幸的事发生了，父亲在草原上打割秋草，运回的路上车翻了，结实的草垛寇下来，父亲的腿砸伤了，成了粉碎性骨折。家里原本就没有积蓄，为了给父亲治腿，借了前邻后舍一大笔的医药费，因此，我也再没钱续学了。

村子里大概不是生长梦想的地方，只有猪圈，鸡窝，兔群，要我重蹈覆辙过父辈过那种清贫的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归，收获牛羊无几，种田收成不多的日子。我讨厌这种生活方式。

那年我十四岁，只能跟着母亲一起下地收割庄家。下地时，我的衣兜装着一个铅笔屁股，和几页发黄的旧本子，随时想起什么三言两语，我就想记下来，母亲唠叨着，下地又不是学堂，瞧瞧，人家的络倒一大片麦子了，你还在这象牛磨蹭着。

黑夜，我的炕檐上的枕头边，依旧放着那盏自制的小油灯，我喜欢看它燃起的青烟，一圈一圈漫开，我总会被它“滋滋“的疲倦的声音而惊醒，回到现实的窘境，再看它那一圈光晕，给黑夜照亮了仅有的一点微弱的光明，而这光明却又能带给我无限的遐想。

村子的女孩们十六岁就会被人来提亲。姐比我大两岁，她小学还未读完就成了壮劳力。我家没有男孩子，父亲常在外奔走，我们的命运因此而搏不出原有的轨道。

来我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姐穿着母亲用粗白线缝制的白色粗布衬衫，显得出众的水灵，但是，只要有提亲的人来到家里，她就会挎起柳筐冲母亲说上一句：“我去打猪草”。

姐终没有逃出命运的手掌，她还是被嫁到邻村几十里外的外乡。“那个村子比咱村子大些，”姐临走时抹着泪对我说：“人多，能多说些话，不寂寞”。

她的出嫁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害怕遭受同姐一样的命运，于是一天晚饭，我抖胆对父亲说，“我想去城里干活”！

父亲冷冷地冲我嚷：“咋啦！啊？家里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那有女孩子往外跑的，成什么了，笑掉大牙，停停地，在家种地打草。”

我没被他吓住，卷起行李，背地里跟母亲说了一声就离去了。我向着城里的方向走，城里离这儿大约有六十里远，小时跟父母去逛过，一条路直达县城，县城不大，又叫县也叫镇连在一起，有几万人口。

我去过住在县城里的大姨家，她和母亲是姑舅亲，大姨家有个表兄，在二机械队当队长，我想在他工地打小工还是可以的。于是想着走着，路途遥远也不觉得有多累。

大姨看到我来时的窘迫和一脸的寒酸相，同情地收留了我。白天我在工地搬石头，抱砖块，筛沙子，和水泥，晚上睡在大姨家厨房的地板上。过了几个月，大姨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人家是城镇户口”。我无语。

第二天从工地回来幕色又深。大姨家来了个不速之客，大姨说：“这是小范，面粉厂的包管员。”

叫小范的二十挂零，耗子头，老鼠眼，下巴长了几根山羊胡，他冲我一笑，就呲开发黄的门牙。然后迈步向前一探，想与我握手，不曾想急了点儿，刹那间打了个趔趄，身子一斜就摔在了门框上。我晃然，原如此他是个跛子。

第二天，我打起背包，对大姨说：“我要离开了，去省城，等母亲来转告她。行李就放在这里，来时一起拎了回去，还有这个月的工资让三哥给开回来，您留着就算我的生活费。”

我是个没有身价的人，但从不想作贱自已。命是自已的，运需要去撞，我不想窝在山沟里，更不想将一生断送给一个跛子，虽然我只是农业户口。

一个人流浪在省城，失去了方向。没钱住宿，就在大桥下能遮风挡雨的地方，铺几张报纸，那就是床了，真切的体会到了大地为床，天空为被的深切感受。每晚圈缩着在那里等天亮。怀着忐忑不安恐惧害怕。好在在这里当床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两个老乞丐。都是六十来岁的老女人。

一天两天，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花光了。找了几家招聘的地方去讯问，一听口音便拒绝了，我说我能干，力气活，清洗活，我都可以的做的。还是被赶超了出来，现由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跑遍了半个省城，我不相信若大的城市，怎么就没有我一小块的立足之地呢？难道城市不接纳我这个不速之客。难道命运注定我必须回去才是唯一的途径吗？为什么生活这么苛刻？为什么？

我睡不着，几乎每晚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必须有勇气，别人看不起咱，自儿个可不能作贱自已，命是自已的，运需要去撞，我还得续继去找再接再力，我不能灰心，生活刚刚开始，那能没有三坎两坷的，从明天开始我也要学说普通话，尽管音调生涩，前舌音和后鼻音如此不够准确，我还是免强的自言自学自练。

在城区的外环路边，有一家小餐馆贴着招服务员的的广告，于是我斗胆试说着普通话上前应骋，老板是个北方人，普通话的音调还不如我的准确。她介绍说，想找全帮工，月薪八十元，小店太小，不提供住处，我说，行，干了。

我从小和母亲学一流的好手艺是做莜面。在家时主食顿顿是莜面，做的花样也多，和珞，锅饼，窝窝，搓鱼儿，毛耳朵等，无一不会，老板听我说后，饭馆里就开设了莜面特色。

这里的饭馆不大，十五平米，六张桌子，外加一个六平米的厨房。店里只老板娘和他的男人，我是这里唯一的一个服务员。

至从开设了莜面新口味，来这吃饭的人很多，省城里有很多人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叫莜面的面食，来尝尝，这一尝就放不下，隔三差五来吃一顿。生意光隆，来客川流不息，都说莜面做的好，卤汁的味儿也地道，我也就同莜面被来客认可了。

我得到了客户的赞许，老板娘也就很高兴，她说，别睡大桥下了，来店里吧。于是我就搬进了饭馆，黑夜，几张桌子一对拼，就是一张大床，舒坦的美美的睡一一觉。

白天忙着搓莜面端盘子送菜，晚上十一点后就是清静空闲的时间。将饭馆里的卫生清理干净，一个呆呆坐在店里便想起了“天上的街灯”，不妨拿起记帐的笔在涂鸦上几句。

才板娘真的热情，这种热情时常感动着我。但好景不长，城市的建设很快将这小餐馆拆除。临走时，老板娘多支附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并深情厚意的对我说：“妹子，饭馆的活太苦太累，学点技术吧，别在回农村了。”

这句话竟成了我以后努力的方向。我仔细的着磨着老板娘留下的珍言。我想我是该学门手艺。

我几乎是没有停止过人生的欲望，我的决定让我从新的一页开始，从零开始，从城市的一无所有开始。

讯问了很多人才知道市里有一座职业技术学校，名曰“海旺职业技术学校”。我便去那里报了名。学校开设有电脑打字，缝纫裁剪，电焊修理等科目，我想报电脑班，但是学费需要二百四十元，可惜我身上只九十元，只够学裁剪的。若在学校食宿是需要另交一部分的费用，我是没有经济实力，更不可以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我想我还得找一份工作，报晚上的学习班。

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宽阔的街道和小巷，走起路来偶尔能穿个小巷子，便可到达要去的地方，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路程的时间浪费。

我又找了一份工作，是在城边的赐儿山脚下的一个猪场里，这里养了上千头肉猪，每天都要杀几十头，送到市场上销售，，剩下的头蹄肝脏下水，再做深加工，煮成熟食，送给那些摊点批发部。而我的工作就是清洗这些下水。

我曾经一渡被血腥味和猪大肠味熏的恶心呕吐，直到现在我都不吃溜肥肠。这是个私人工厂，没有福利，不发一副手套或一个口罩，满头满脸都是混合的猪腥味。我每天泡在冷水里，手和那些猪蹄不论上下，甚至我的手是油腻的青紫。

好在这里有住宿，一间用石棉板搭起的小房子，里面用砖头支撑起两块石棉板，这就是我的床。

不过，这里很安全，白天屠夫们挥霍着亮闪闪的屠刀，惊恐着那些“吱---吱---”的猪的嚎叫声，将对些鬼怪的魂魄吓的不奕而飞了，所以晚上睡在这里很踏实。

工厂很大，有五六亩的占地，前而是屠宰场，后面是养猪场，中间隔着一排零乱的小房子，有办公室，有清洗间。我是睡在养猪场的后面的。黑夜，只有我和二大爷睡在这院里，二大爷是看门护院的，这里的人们都这样称呼他。

晚上我就去技术学校上课的，授课时间是每晚七点半到九点半。学校距赐儿有好长一段路程要走半个小时才可到达，每晚我都提前四十分钟开始走，到校后，我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最后一排，不是自悲，而是怕同学们无意间嗅到我身上的猪大肠味。下课后，已是夜色最浓时，在冬天的黑夜越发冷清。路上行人三三两两，我时常顶着冷月哼着小曲给自已壮着胆子往前行。

这一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我在城市里有了新同学和朋友，学到了裁剪技术。这一年也是我人生最苦味的一年。冬天清洗肠子，是自来水管冰冷的水，手上冻起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晚上痒的睡不着，一下冷水又专心刺骨的疼痛。渐渐地，红疙瘩开始腐烂，渗出脓汁和血水来。

我给自已买来了橡胶手套，和几种涂抹的药水，几乎是无及与事。血水和脓汁从手套里渗出来沾粘的滚满白油的大肠上，我就想，或许哪个吃溜肥肠的家伙正吃着我的脓和血了。也正是那年，我给自已遗留下了难除治的关节炎。

我很少给父母写信，因为不知怎样介绍自已的悲惨的生活景象。如实的去说，又会给他们添几分担心和惦记，索性，我就干脆什么都不写。

学校上课是我最快乐的两个小时，我和同学们交流和老师反搭讪，这半年多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我的梦又多了几分色彩。

有一次，海旺老师问我：“快一年了，你学的怎么样？”我回答说：“应该会裁了。”他又问了些课外的事，我只是笑笑而不作回答。

再有一次，他对我说：“想不想留在学校，帮我管理班级？”我先是一愣，然后惊喜若狂的说：“这是真的？是真吗？”我就摸我的额头，掐我的大腿，果然是真得。海旺就笑着说“有这么高光么！”我说：“当然有的，明天我就搬过来。”

我要搬进学校里住了，我高兴的一夜未眠。望着门外寒烁的星光，我梦呓般地说：“终于熬出头了”。该给家里写封信了，于是，所有的情结兴奋地洋溢在纸上。

我顺利得搬进了学校，这是我从来都不敢想象的，但它却是真实的事。海旺老师说，你憨厚老实，学习认真刻苦。有钢刃劲，所以我看上了你并且留下了你。

学校的学生住宿部有了我的床位，而且，吃饭和海旺老师还有六七个学校助理，共围一张桌子，免费供餐。这些人都是从每一期优秀的学生中选拨出来，并且留在学校各部门打理些事情。

海旺是个残疾人，下肢严重瘫痪，不能站立，腰肌以下神经坏死，无一点知觉。十指的神经也被破坏，且不能握笔攥拳，刷牙抓筷等，一些简单的动作都不能进。他几乎没有半占点自理能力。而代递这些动作自然需要人帮助。当然是特定的一从乡下来的女孩小王专职护理。小王不大二十来岁，一头乌黑的头发飘逸，面容清秀，红唇酷齿，明眸俊眼，很是讨人喜爱。海旺一时都不能离开她的，也就是说她就是海旺的手和脚。给我最深的记忆，小王的烟瘾成很大，总是一根接一根的吸着，玩弄那些吐出的烟泡。

海旺老师介绍我说：“这是新生班的学生，我把她留下来一起管理班级。”我就站起身来冲大家笑，我说：“我叫小小，以后请各位师兄们关照”。我说时，脸热的象烤在火炉上，音调声色有些抖。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更没有接受过这样特殊的待遇，从来没有。好象我还没从惊喜和兴奋中拨出来。

开始吃饭，一桌子好菜，叫不出名。茄子是烧的，豆角是煸的，肉片是溜的。我倍感亲切，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想想我是何等的幸运，有这么多的同学和朋友和老师的关爱，我又是何等的幸福。

我有一坚定的信念，就是当初到大姨家时，大姨曾经对我说的一句很朴实话“不论做什么，要记住，都是给自已做。”我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环境体验着这句话的意义。无论我做什么，怎样做，，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已，打工也好，求学也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因此，我从不偷奸取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和善待。

命运就是幸运与不幸的交递，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人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却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所以，光明会更多一些，空气会更清新流畅一些，视线会更远一些。

我是一个幸运儿，不惜奋斗，不惜劳苦，在工作上一丝不荀，工生活上轻松愉快。不多时，我就发现，人不能太舒服了，不然就会被日子给混了。在学校时宜了半年，觉得这样不是长景，更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学有所用才行。

当我面对市场的顾客要求时，我做一件西服竟成了他们的笑柄。我才知浮浅的理论知识远远不及实践的重要。我决定离开学校，找个专职的师傅去深造。

我回归了三十年代的学徒生涯，女师傅说，学费三百元学会为止，常住她家，一天做三顿四口人的饭，当然也包括我的饭。每天特定必须完成两条裤子的成功。另外能辅导她家的小女孩学习。

小女孩上二年级，可爱调皮，她喊我是“徒弟阿姨“。

师傅是个勤快的人，这也做服装都必须的勤快才行。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然后，将承揽回来的活儿全部裁剪完毕，再分发给她手下的专门缝制的员工。她养了四个做活儿的工人，有专门缝合上衣，有专门缝合裤子，当然他们的工资待遇也不一样。

做什线的难度就是它的程序，将一块布裁剪后，再一针一线的缝合，然后用电电熨斗熨的平平展展，一个线头都不能留的，精细整齐，裤线笔直。做裤子讲究腰口的精细，不仅尺寸撑握的精确，针线一要麻齐，锁扣眼更要求美观，只要有一针是歪的那只能是裁开重新做。做西服的更有讲究，对肩宽领口要求十分严格，这是最为突出的重点，笔廷，流畅，直直廷廷。如果是质地好的面料，一般会花一天的功夫专门由师傅精工细缝，成品后会在店里挂上一星期，为了更多的招揽客户。

衣服的质量在于做工的精细或粗糙似乎是决定穿衣服人的身价，所以不论上衣裤子裙子都一律不能马虎。

专职缝制衣服的人员在制衣过程是相当的熟练的，只要一踏上缝纫机，手脚麻利象一一架灵性的机器，不出十分钟就能缝合一条裤子，然后是熨烫，再是锁眼撩边。一共花四十分钟，成品就做了。而缝合西服就要繁琐一些了，先是挖兜，熨贴里衬，缝合，然后上领条，缝一缝熨一熨，即花时间又费功夫，所以工钱给的也高。最后的一道工序是订扣子，别看不起眼，但孕含着玄机，线不能松不能紧，松了扣子会脱落，紧则衣面上会起凹坑，影响美观。订之前还要将左右前襟相比，左前襟要长于右前襟一厘米，一般人的肩往往都是右肩膀高，所以前襟稍长的一厘米恰好觅补了直观上的平衡。做好一件西服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说起容易做起难，学做上衣我整整花了一年功夫，行当要讲究手上功夫，必须是练出来的。和他们相比，每天定做两条裤子的任务，在师傅看来是小事一桩，而对于我常常头痛的不得了。

我常犯的毛病就是挖裤子屁兜经党掏在左边。因此给师傅惹了不少麻烦。裤子的屁兜严格的说是掏在右面的，这是生活常识，大多数人的习惯是常用右手，在这里，我犯了大忌，挨骂是少不了得。交活的时候，师傅还得巧言相辩，什么为了防止小偷的不顺手等等谎言之计，活儿也就能交了。不过大多数人不太懂这些，一但遇到行家，那可是砸盘的事，且一分钱挣不上，还得赔人家的布。

我是个手脚笨拙的人，挨骂后，头脑昏乱，反而会一种错误掩盖另一种错误。有一阵子，很是灰心，甚至有放弃的念头。师傅的老公是个实在人，他即懂情理又很善意，温和的说“：你师傅做了二十年的服装，你才几个月，别着急，慢慢会好的。”

我也就把这二十年的时间当做一枚定心丸，想象二十年，我肯定比师傅强的。

其实，我很不喜欢服装，枯燥，烦闷，辛苦，满脑子装的全是尺寸，稍不留神，一块完好的布就会被毁坏，招来很的报怨和经济损失。做一条裤子八元的手工费，从裁剪缝制熨烫，针头线脑电费工费算出，只挣三元钱，三元钱要负出多少的心血。未了还会受到时顾客的唠叨和埋怨，肥呀瘦呀，原本很合身，遇上一个刁蛮的人不想负钱就会鸡蛋里硬是挑出骨头来。

可对于师傅来说，这是她的事业，春秋冬夏，严寒酷暑，她都会一大早裁完布料，装好成品，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马路街的小巷子，支起一张桌子在那里收活发货。当时她没有固定的店，只有这小小的摊位，用她的诚信和勤劳招揽客户，养活一家人的生计。她的活也总比同行的多，忙季淡季，从不歇工。

在师傅家我更喜欢辅导孩子的学习，孩子叫娜娜，八岁，小我很多，她总是跟在我身后转来转去，我教她写日记写作文，算题，读课文，如果今天不顺手没有做完师傅的任务，娜就会袒护我对她妈说：“我姨教我学习，耽搁了她的时间。”师傅也就不批我了。有一次师傅对我说：“我都是为了你啊，即然学，就要学成，有朝一日学成了，我帮你办个营业证和我一起去摆摊。”

我好象有负她的重望，对于摆滩更不感兴趣了，不过我很少同师傅交流，她很严历，脸上挂着阴去浓雾，心里惧她的威严。

在师傅家一住就是三年，总算出徒了，能裁能剪能缝能做，娜娜也上五年级了，小作文写的不错，发表了几篇，学校作文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娜娜捧着获奖证书给我看，她说“姨姨，这是你的成绩！”

然而，我不是师傅的成绩。师傅说，现在服装加工越来越不好做了，南方一些小工厂运过的服装很便宜，买一件的价格相当于手工费了。她对她老公说：“把咱家的小徙弟弄到时工厂找份工作吧，不行找找关系，找你表哥，他不是面粉厂的主任嘛？将来留下来，能和娜娜作个伴。”

师傅对我是人知意尽了，她利用自已的亲戚帮我找了份工作。那天去他表兄家的时候，我也一同去的，在客厅里听到他们的对话。表兄很生气的说：“不就是一个徒弟，干吗管那么多事”？师傅说：“这是第一次求你办事，也是最后一次，”说着师傅从黑色的提包里掏出两条云烟和两瓶喜凤酒。这些礼品，我根本没想到。

我终于留在城市里了，并且成一位名符其实的工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