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类的语言百花园中，有一种语言形式，简短而对人有教育作用，人们叫它“格言”。格言包括一些名言，一般都有教育意义。名言主要是因名人所讲而有名，格言大多来自生活，为群众所创造。不管格言、名言，因其短小，精炼，启迪思想，都受到人们特别是青年的喜爱。

我就喜欢名言，从小就喜欢。往事堪回首，“少年心事当拿云”。现在想来，我的青少年时代，甚或说这前半生，基本都是用格言伴随着梦想走过来的。我的少年时代充满苦难和心酸，而对我人生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父亲常教育我们弟兄的几句话吧。我出生在那个特殊年代所谓的“地主家庭”，孩童记事时的家，仅四间土木结构瓦房，年年缺衣断粮。父母常年给生产队干活，却年年是透资户，分不上红——钱。上面不停的搞运动，工作组总找父亲写检查，写汇报（父亲在旧社会给国民党干过户籍员）。正因为父亲历史上有这么个“黑点”，再加上我们家是高成分（地主），那么，我们全家人就政治上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但是，我们六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还要生活，还要成长，还要作人。为了我们，在那个讲每句话都要小心的年月里，父亲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是“要忍事”、“多吃亏”、“吃亏是福”之类，他说“亏把人吃不死”。他说这些话时，往往是我们和别的孩子发生一些纠纷的时候，这也大概是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总结吧。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要跟人对着干的话。现在想来，当时人们不断革命，不断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你和根正苗红的“红色子弟”对着干，不是自寻头破血流吗？有时恐怕还要把小命搭上！

父亲的“要忍事”“多吃亏”，让我平安的度过了童年，顺利的念进了初中（当时叫“七年制学校”），而大哥、二哥初中未念完都早已回家劳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初中时，已懵懵懂懂明白一些道理，在学校末学多少文化课，倒是背了不少毛主[xi]语录。当时的文学名著几乎全部被打为“毒草”，但我还是偷偷的在“地下”看了不少所谓的“毒草”，像长篇小说《苦菜花》《欧阳海》《林海雪原》《平原枪声》，还有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欧阳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英雄欧阳海和保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当时社会上并没有公开否定这两位英雄，而是说书中有“毒”，但我看的很受感动，并不觉得书中有毒。后来稍大的青年告诉我，“毒”就是书中的爱情描写，比如保尔和冬妮娅的恋爱。于是我迷惑了：《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和小白鸽的故事不说了，而《苦菜花》中的德强和杏莉，《平原枪声》中的马英和苏建梅，他们的故事总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后来我上大学中文函授才知道这叫悲剧，是“把美丽撕毁给人看”）。这些情节不知看了多少遍，每看一遍，内心都久久不能平静，这怎么能说是毒草呢？无论怎么说，保尔、杨子荣已成为我心中仰慕的英雄，我喜欢上了英雄保尔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它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于是我就暗下决心，要以保尔为榜样，刻苦学习，将来报效祖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即使做不了英雄，也要让自己的人生过的有意义，决不虚度人生。我把这段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经常翻看，思考，用它鞭策对照自己。后来发现不少人，特别是比我们稍大的“老三届”大哥大姐们，都知道这段话，几乎人人能倒背如流。过了一段时期，我又看了《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还从一个同学家里弄到一本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尽管是竖排本，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这三本书都使我那样感动，并在我这个十四岁少年的纯洁心灵里撒下了一颗种子：人生要有所追求，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理想。雷锋和吴运铎的经历也使我明白“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人在少年时能吃苦，长大方能成才。多少年以后后，以至今天，我的脑海里还经常闪现着雷锋小时候拿着砍刀砍柴，吴运铎十一二岁去矿山劳动——挑煤的身影。《雷锋日记》里名言甚多，诸如“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我愿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等等，我把好多话都抄了下来。为此，我专门去公社所在地的商店，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个硬皮日记本。不知是我当时年轻，思想青春向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时期我最喜欢的还是雷锋那一段关于青春题话的一段话：“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我把它就抄在硬皮本上，连同以前的保尔的话。我决心把雷锋、吴运铎作为榜样，天天对照自己，不怕困难，克服困难，刻苦学习，力争上游。我似乎一下子懂事了，在学校用功读书，放学回家，看瓮里没水，就帮大人去挑水，而我们全村人吃水，都要去村外一里多地的老井去挑啊！我那时才十四五岁，但是，我不怕，左肩压疼，就换右肩，有时口里还念着伟大领袖的语录，“下定决心”强忍着，。有时回家，帮母亲烧锅做饭，因为吃了饭我还要去上学，父母亲要下地干活挣生产队的工分，一大家人生活靠他们啊！周六周日寒暑假，回到队里劳动，挣公分，大人一天挣十分、十二分，给我们学生只记三分四分，还看队长要谁不要谁（不够十四岁不要），那时把劳动挣工分看得非常重要。但我并没放弃学习，尽管学校经常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到家里，常在小煤油灯下熬夜，看书，写作业。有时灯焰都烧了我的头发，发出吱吱声，冒出怪味来，而在一边给我们缝补衣服的母亲总催我去睡觉。我的刻苦，我的勤奋，使我的学习进步很快，成绩常在班上领骚，基本每学期都得奖状。毕业那一年，班主任史炳合带我们语文语文，他经常在班上念我的作文，他越念我越爱写，也越能写。史老师还让我和另一名学习好的女生给班上出版报，同学们都看得起我，没有那一个贫农子弟欺负我，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却成了很要好的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争论问题，打篮球，打乒乓球，劳动，打扫卫生，相处得是那样愉快。有一天下午，数学王老师出了几道题，教大家练习，按规定的时间交卷。时间到了，王老师发现，有一道难题，全班除了我，没有一个同学作对。王老师专门表扬了我，要全班同学向我学习，而且那一次他还讲了许多话，回忆他当年的高中生活，主要是鼓励大家珍惜光阴，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报效国家等等，一直讲到天黑，才让大家放学回家。

二

1972年，这可是中国教育史应大书特书的一年，也是我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已停息六年的中学考试制度在中国大地恢复了，我在这年的冬天考上了高中（当时高中改为春季招生）。要知道，当时文革还未结束，由于毛泽东有最高指示，“学生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大学、高中的招生已几年停止了文化考试，只凭看政治思想推荐，而这一年全国的高中招生却意外地进行了文化考试，像现在一样，录取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后来第二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周荣鑫搞的（周荣鑫当时是教育部长）。昙花一现。于是，后来的我们的下一级七五级，再后来的七六级，升学又不考试了，又像以前七二、七三级一样，仅凭推荐上高中了。“批黑线回潮”，学“白卷英雄"，“反潮流”，中国教育再次陷入混乱。我多运气啊！要知道我们一大队三个自然村，几千口人才共靠了五个高中生，而其中就有我这个地富子女啊！如果我不是遇上这一年中考，我今生注定与高中拜拜，更与大学没门，因为凭推荐上学，哪能轮到地富子女这“下等人”啊！当今的八零后青年，大多不懂得“地富子女”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你低人一等，意味着你是“狗崽子”，是“混蛋”，是“牛鬼蛇神”，一句话，政治上已宣判了你的死刑，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等好事，统统没有你的份。尽管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有英明政策，“对出身不好的地富子女，政治上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但下面的歪嘴和尚念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念成了“有成分论，只唯成分论”，执行起来也当然心硬手不软。但这一次“皇恩浩荡”，下面的和尚认真念经，才对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破天荒的手下留情了。但据说在内部，政策上还是限定了比例。

我考上了高中，母亲却发起熬煎来，不想让我念。那时我家七口人，男孩子多，，穿衣有冬没夏，年年缺粮，日子一直过的紧吧巴，现在我要花钱念书，无疑给家里加重了负担。我也知道父母赘累重啊！但我又十分想读书，像小说《高玉宝》中的高玉宝望着学堂一样渴望。我缠着母亲，说服有点文化的父亲，给被队长派到澄县矿上当三线工（红色子弟不愿干的差事)的二哥写信，以求得他的支持。母亲终于同意了，父亲咬牙凑钱买来了一辆旧自行车，于是我骑着它，带着书包被褥馍布袋，上学去了。

我开始了新的生活。学校叫故市中学（以前叫“渭阳中学”,文革初改称“东方红中学”)，距家十来里路，位处交通方便的故市镇。该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学校，大革命时期就有共[chan*]党人在此掀起农运，策划渭华暴动，其后也一直有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文革前六十年代初期，因李智英校长主校，升学率连年在地区夺冠而远近闻名。我初入高中，心情较好，觉得一切都是那麽新鲜，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校园更是柽柳婀娜，松青翠柏。校门前有一碧湖，水波荡漾，而校中有一飞檐斗角的古楼叫渭阳楼，巍然壮观，据说那就是解放前地下党活动的地方。这里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不像农村动不动就搞阶级斗争，就批斗人，毕竟是高一级的学校，老师都很有学识，也很敬业，对同学们都非常好。同学们也都能友好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大家把学习都抓的紧，早晨校园书声琅琅，文体活动天天都有，每天都能听见歌声。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处事仍放不开，心理愈加谨慎，像《红楼梦》的林黛玉在贾府一样小心。于是我很快发现了我的“同党”，还真有少数出身不好的同学，像我们四班的刘永安，二班的刘永玉，八班的王文平，我很快和他们认识成了朋友。像刘永玉，他父亲解放前在县城瑞泉中学中学当教务主任，文革被红卫兵打成“历史反革命”，后又遣回农村老家——故市东屯。永玉告诉我，他那个几千口人的一个大队，就考上他一个高中生，贫下中农的子女一个都没考上，把大队贫协主任气的直骂娘。但是，我和班上那些做作业靠抄别人，热心抄报纸写批判稿的人物就是合不来，总对他们保持警惕，因为他们这时也蠢蠢欲动，想学报纸上的黄帅，给一些老师贴大字报。有一次，由于我的鲠直，终于和一个家伙发生了正面冲突，“官司”竟打到了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张老师是个好人，各打五十大板了事。这件事过后，我回想有点害怕，我是何许人也，敢和那个家伙较劲，他可在班上担任干部，经常代表着党在班上讲话，他会不会以后再故意找我的茬报复我呢？这都完全有可能，还得提防些。我又想起了父亲的话，“要忍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提醒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语文课堂上，宿舍里，有时又拿出我的硬皮本，看我的名言，画我的理想。我现在已有了新的硬皮本，那是二哥从澄县给我专门买的托人捎回的。我现在在抄写新的格言，毛泽东的，马恩列斯，鲁迅，等等，但雷锋、保尔依然是我心中的英雄、我的偶像。我们学习的语文课本，尽管还有文革大批判的火药味，但有些文章我非常喜欢，像司马迁的《鸿门宴》，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作家魏巍的散文《路标》，是赞美雷锋精神的，优美的语言，流畅的笔调，令人耳目一新，朗读起来总让人激情满怀。还有一篇《筑路》，就是选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雷锋，两位英雄又复活在我的面前了。

一年过后，我翻检硬皮本，发现我喜欢的格言与初中有很大不同，尽管我承认雷锋、保尔、吴运铎仍是我心中仰慕的英雄，但我现在更喜欢“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思想深刻之类，大概是第三学期换了语文老师的缘故，课堂上段国超老师生动的讲解（尽管他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使我这时候开始崇拜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我与班上的陈群生去书店，各买了当时上海出的上下册《鲁迅杂文选》、《鲁迅书信选》，回来看得津津有味。于是我的硬皮本又抄满了鲁迅警句，诸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端的耗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文学是战斗的!”“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等等。鲁迅的格言使我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不再简单，使我更懂得爱与恨，使我明白了青年的使命。我喜欢上鲁迅，肯定与段老师课堂上讲鲁迅有关。段老师给我们讲鲁迅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讲《记念刘和珍君》，分析得是那样透彻，使我们感受到了鲁迅语言的魅力，也认识到鲁迅人格的伟大。说到段老师，他可能是对我在高中阶段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是第二年第一学期带我们班主任，我很快发现这个老师个性特点，除上课爱讲鲁迅外，还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再是他带班严厉，那一口湖北腔训起人来与他在课堂的风趣可亲判若两人。那时学校爱开运动会，他硬是严格训练，让我们班的几个小个子跑三千米、五千米，夺得前面名次，使班上总分名列全级第一。我那时就热爱写作，除课堂完成作文外，课余也常拿习作向老师请教，后来也学老师，悄悄地向报刊投稿。记得当时我还订了才复刊的已改名为《陕西文艺》的《延河》杂志，上面女作家李天芳的散文、晓雷的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在和段老师的随意交谈中，知道了这两位作家和段老师，都是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又暗暗地做着作家梦，现在想来，当时只是那发表欲望强些罢了。我也深深知道知识的重要性，课堂上不敢有一丝懈怠。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一年学习气氛较好，尽管批林批孔运动已猛烈的冲击着学校，但学校大多数教师都在抓教学。这第二年学校教学秩序就不正常了，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学张铁生，一会儿“反潮流”，一会儿又学黄帅给老师贴大字报，又搞甚么“社队挂钩”（其实是师生定期去某生产队劳动），最后干脆分成了十几个专业班。我报名分到了农机班，蔺金荣老师任班主任，当时可能是我出于对毕业后面对的实际的考虑吧。我后来看到刘永玉、焦秋钟、史杏兰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都分到了段老师带的写作班，心里又有些发悔。我们原四班有个同学说我：“你是咱班的刘然（当时的名作家是《艳阳天》作者浩然，因我爱写作，班上有同学就开玩笑叫我“刘然”)又和段老师关系好，怎么能不去写作班呢？”，我无言以对。其实后来我和段老师仍保持着联系，只是我毕业几年以后的1978年，他调入大学任教，成为研究鲁迅的知名教授后，他在城里，我在乡下，我们的联系才少了。我永远感激他对我的教诲和培养。

三

1974年的腊月（阳历已到75年），我从故市中学毕业。两年前，怀着希望和梦想考入这所学校，现在却带着失望与迷惘回去，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一个名叫定通的村子去。大学已不直接从高中招生好几年，现在大学只凭推荐招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对“出身不好”的我来说，是那样的遥远，但我没有消沉，像其他同学一样，心里默诵着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颇有几分豪情，来到生产队，让队长安排农活，看有一番多么大的作为。现实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我现在成了农民，除了肚子多喝了那么一点墨水，和其农村他同龄青年没什么两样。对于农村社会，我知道，它也比较复杂，它不是简单的干农活，队长在那里一统天下，动不动就搞阶级斗争，给人开批斗会，开路线分析会，人整人的事经常发生，积极分子随便打骂“黑五类”的血腥场面时现眼前。我知道，今后的人生道路将很漫长，将充满荆棘，。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警言，决心做一名“猛士”，“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初回农村，我尽量回避那些批判会、斗争会的场面，尽量保持沉默，队长叫干啥就干啥。毕业前我在农机班学的是农机，但队长并没有让我开拖拉机，而是派我和十多名青年出外挖排碱沟，干了成个月才回家。我觉得和那些男女青年在一起，劳动虽苦，但集体生活的欢乐使人忘了一切。以后随全队社员出工，收麦子，打场脱粒，给棉花喷洒农药，施化肥，等等农活基本都干过，有些活儿既脏又累，我都能坚持下来。半年多的体验，我感觉劳动挺好的，和农民在一起很快乐。这时，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高尔基的一段话，说"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一切美好东西的源泉。”觉得高尔基说的太好了。我把它和“劳动光荣、懒惰可耻”、“劳动创造一切”一类话记在本子上，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一些歌颂劳动生活的诗歌。那一段时间，我在村里借到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看得我如痴如醉，觉得作者笔下的人物就在身边，觉得农村生活挺有意思。有一天，段老师带领75级的一个班下乡实习时，抽空儿来我家一次，还吃了饭。他大约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劳动之余，不要放弃写作，并要我多写通讯广播稿，投给县广播站，这有利于提高自己。父亲从那次后，一直记着我的这个班主任的名字：段国超，湖北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大约在下半年的某一天，同村五队的在大队当治保主任的苏先生（兽医医生），来我家叫我，说大队已经给小队说了，说我文章写的好，要调我去大队部当广播员，并说是他极力推荐我的。我懵了！说老实话，我爱写作归我爱写作，但我并不想去大队部干事，因为那里要整天和干部、工作组接触，我性格内向，不擅长应酬。于是，我就婉言谢绝，说;“叔，我怕自己干不好，最好另选一个人·”苏先生说：“不要顾虑，你能干好·”就走了。过了几天，大队副书记——一个姓龚满脸皱纹的老头又来我家叫我，这下父亲说话了“神都怕三请，你当你是谁，人家叫你是看得起你”云云，并发了脾气。我害怕父亲，没办法，只好去了大队。正如我所料，大队的事确实不好干，我的身份是大队广播员，但除了放广播之外，平常还要担水，烧茶，接待人，接电话，送通知，出门前黑板报，写各种材料等等，没有节假日，顿顿吃饭要骑自行车回家（二里路），晚上就我一人睡在那儿看守大队部（偶然有工作组或老会计睡睡）。每当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苦闷的想：我在这儿干到甚么时候为止啊?这样的生活多么地不适应我。我出身地主家庭，而大队部整天来的不是上级干部、驻队工作组，就是本大队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你的一举一动不小心，都可能给你带来麻烦。记得有一次，我不知从哪里见到一本《朱德诗集》，从里面抄了朱老总咏抗日的一首七律（记得是《太行春感》吧），用毛笔写了，贴在我床边的墙上，在我们大队驻队的工作组——一个做事极左的团干，硬说这诗有问题，问我为什么不贴毛主[xi]的诗。我问他朱老总的诗有啥问题，这家伙又说不出，只是说现在批走资派云云。我说，你没看见大队部墙上“十大”开会的照片，朱老总还在主[xi]台上坐着吗？顶的这家伙哑口无言。但我后来还是按大队会计——一个对我很关心照的长辈的意见，把朱老总的从墙上取了下来。这个极左的家伙因此对我怀恨在心，有一天早晨，天刚黎明，外面还刮着风下着雨，他硬要我去各小队的团干送通知，我回绝他说雨晴了再去，这家伙就说我不服从他这个上级领导，硬压服大队书记撤销了我的广播员，让我回家了。我早已厌恶这个是非之地，却没想到以这样的结局离开。虽然名义上不好听，但我从心里高兴，认为瞎事是好事，因为我迟早要离开那儿。我真要“感谢”这个极左分子，还没有给我“恩慈”开批判会！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家伙还确实想“上钢上线”，硬是让同情我的大队干部顶住了，大家认为我没甚么大错。（在我之后三两年间又换了几个广播员，都是我的同龄人，最后结局都不甚好。有一个号称风云人物的女团干，命运沉浮，很令人同情。此是后话不提）

我又回到生产队，心情很不是滋味，觉得人们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但一想到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心里又轻松了许多。父母并没有责怪我，只是宽慰我“天无绝人之路”，“往前的路是黑的”，“走着看”。但时间不常，大队书记又来叫我到大队科研站去，他说他还需要我给他写材料。我想，我和书记并无矛盾，科研站毕竟以搞农业科研为主，人也少，事单一，于是我就去了。在那里我们几个年轻人在技术员卢师和邓师的带领下，学会了搞虫情测报，学会了小麦育种的提纯复壮。当然有时我就被大队抽调，写材料去了，但我对写那些空洞的东西并无兴趣。这期间我和站长去县上参加了一次学习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县上的大型会议，吃的的是公饭，住的是招待所，面对面的听到了领导讲话。八月份我的习作《赞革命样板戏》在县文化馆编的《工农兵诗选》上发表，看到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真是高兴万分，激动了好多天。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作家柳青的话：“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勉励自己坚持下去，走出一条路来。接着还参加了一次县文化馆组织的业余创作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内容却是叫写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认识了文化馆干部诗人杨立哮老师，见到了我的同学刘永玉，认识了插队知青郭杰、申天凤（后来他们都考上了大学）。记得当时唐山大地震刚发生不久，有天晚上还经历了一次余震，杨老师要大家睡到礼堂的外面去。

九月份，毛泽东逝世。当时的农村人认为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为天塌了。我所在的大队科研站和大队其他单位像团支部、医疗站、缝纫组都忙了起来，制黑纱、糊花圈、写悼念文章，一直忙到九月十五开追悼会那天。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题为《永世难忘九月九》的诗，用毛笔抄下来，以壁报的形式贴在学校院内，来悼念这位伟人的离世。大队在学校给毛主[xi]设了灵堂，开追悼会那天，天阴沉着，下着雨，全大队的干部群众都参加了，有的人哭得很恓惶。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举国欢欣。但当时的极左思潮在农村仍很盛行，基层干部不光按上边的旨意搞阶级斗争，他们间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冬天，，由于公社领导的意图，叫我到大队给他写材料的年轻书记，被一个生产队长所代替，罪名是“支持了某些人走资本主义”，记得他还两次找我帮他写检查，当时情绪很低落。这时我才深深认识到，科研站也不是我久待之地，说不定这干部们的权力斗争，会把我拉进去作无谓的牺牲。于是我观察着，等待着。第二年正月里，我终于瞅准一个机会，让父亲出面给大队书记说情，离开了我并不喜欢的科研站，到大队办的七年制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四

1977年2月，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教师可是我喜欢的工作啊！至少我有更多的时间看文学书，搞我喜欢的业余创作，特别是不像在大队，接触的人那么复杂，写不完的材料。我的心情格外兴奋，这可又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其实，那时我们大队七年制学校缺教师，和我一起高中毕业的其他四位同学，除两名当兵外，另两名早已进了学校。还有几名是初中文化程度，都先我一年或两年进了校。说老实话，我对他们是有点不服气的。学校的王老师，是我初中毕业时的数学老师，他极力向老校长推荐我，并指导我如何当班主任，怎样上课。我很快在学校站住了脚，首先我在语文上占优势，大家都知道我能写。后来大队新书记仍找我写材料，每当这时校长也不敢怠慢，就给我放行。第一学期带四年级，第二学期就带七年级。在大家眼里，我是青年教师的优秀者。而就在这一年国家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在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复习高中课程，很快就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考试大军。这一考才发现，十年动乱，我们荒废的太多，我和我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落榜了，当年考上的基本上都是基础较好的老三届，我们高七四级，有考上的，很少，而高七五和高七六，几乎没有。于是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和其他一些落榜青年又参加了两届高考。当时老同学刘永玉也在当民办教师，为了高考，他离开学校到西安补习去了。他和在一所高中补习的焦秋中，也劝我离开学校去高中补习，我对母亲说了，母亲不同意，于是我就没离开学校一步，结果刘永玉1979年考上了苏州医学院（后考上硕士研究生，后出国攻博士、博士后。现居美国洛杉矶），我和焦秋中终因外语成绩差而名而榜上无名（我们高中学的是俄语，高考考的英语）。记得我为了复习外语，天天晚上跟着收音机自学英语，在一个日记本上记满了英语单词，而在这个本子的扉页上，则工工整整的写着叶剑英元帅当时发表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当时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激励自己的。但是，落榜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我很苦恼，慨叹命运对我不公，不知下一步该怎麽办。晚上有时睡不着，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转，想过去，想眼前，向未来。“斗牛知我心里事，陪我徘徊到天明”，这两句我当年写下的诗句，真实的记录了我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但是，我很清楚，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我再耽误不起，我必须迎头赶上时代的脚步。“条条道路通罗马”，“路就在脚下”“路要靠自己走”。从1979年下半年起，我又报名参加了陕西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函授学习。从此后，我利用课余时间，看函授教材，背古文，做笔记，寒暑假和本乡的陈文德、郭西泉老师，骑自行车去五十里开外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听课，参加各门课程的结业考试。这一坚持就是四年，而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记得1982年的8月，我们在县上函授学习，接连暴雨，学习结束回家时渭河暴涨，过河时河滩里公路上的水已淹至腰，我们趟水过河，险乎没让水冲走。1983年12月，我和郭、陈二位老师（他俩大我七八岁）完成了四年的中文函授学习，拿到了陕西教育学院颁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大专文凭！”这文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多麽令人羡慕，因为在当时农村的初中、小学，是极少见的，但现在我们三个人却有了它。人常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实寄希望有这大专文凭能很快转为公办教师，但一年过去了，没有动静，我们仍是民办教师，工作起早睡晚，生活清贫如洗，总被人瞧不

那一时期，我也正在讀路遥的《人生》，我很同情书中的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我联合国都想去！”高加林的这句话我清楚记得，它道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志存高远的心声。不行，我不能歇气，我要考自己的不断努力。我特意把《人生》的题记引用的作家柳青的话抄下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地方只有几步，特别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柳青的话实在讲的好，触动了我的心灵。我还把《国际歌》的一句歌词改成“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在心里唱，给自己鼓劲。我知道，我现在就在走人生的关键几步，不能大意，不能懈怠，更不能放弃，只能走好，不能走坏。我很发悔，自己1984年为甚么要放弃参加民师班的招生考试（其实我1983年在参加大专函授的同时，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中等师范民师班招生考试）呢？人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机会属于有思想准备的人”。我恨自己的懒惰，没抓住机会，恨自己太依赖大专文凭。于是，我决定不等不靠，再参加1985年的中等师范民师班招生考试。其时，我们大队的七年制学校已撤，经过1982年的民办教师大整顿，我们留住的民办教师都已离队任教（只有个别人面子大仍留在本大队），我所在的学校距家四五里，是一个完全小学，校舍破破烂烂，教师七八个人。初在这儿教书心情很不好，学校没有教师灶，每天吃饭让群众轮着管，使人觉得总好像讨饭似的。半学期后，艰苦的条件不但没有使我灰心，反而更坚定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意志，发愤努力复习重考的劲头更足了。我一边搞教学，一边复习考试内容，我把复习的重点放在数学科上，有时把疑惑问题记下，抽时间到乡初中，向关系比较好的老师请教。这时候我也发现，周围也有同事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是嫉妒?是怀疑？是不屑？我说不清。其实我才不管他们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向来把但丁的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别人的各种议论根本不在乎。

周日回家，母亲知道我近来又准备考学，很生气。她大声训我：“你还考！你考到什麽时候为止？你要知道，你现在已是做爸的人了！你上学去，把媳妇跟娃撂在家谁管？”那时，我已结婚满三年了（我结婚是1982年正月，时已27岁）孩子菲菲才两岁，为给四弟定媳妇，母亲把我们从老屋刚分出来不久，住在生产队的几间旧房里，当时的情景是，除了被褥锅灶几样生活用品外，真是家徒四壁。我没有顶撞母亲，我耐心地对她说：“结了婚上学一层人呢！像老三届，哪一个都是几个孩子，人家照样上学。我现在不去考试上学，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你儿子就永远是民办而转不了公办。我如上学，家里会安排好的，请您放心。”母亲尽管不高兴，但他知道我走的还是正道，再没有勉强阻挡我，我仍掌握着我的命运，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年的七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轻而易举的考上了渭南中等师范的民师班。全乡有十多名青年教师报考，结果就我一人考上。

九月份，我告别妻儿，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去五十里路外的渭南双王教师进修学校上学。走时妻子引着孩子送我到小院的栅栏门前，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硬是忍着没让流出，也没说甚么。我看着妻和孩子，心里也有点酸，叮咛了几句，就走了。

我们这一级民师班共两班，共80多人。在此之前，已有一级学员毕业，我们的上一级还是两班，明年毕业。我们班学员绝大多数都近而立之年，也有五六个已过这个年龄，还有两个未婚的小妹妹二十二三岁。由于经历大体相似，都是民办出身，都是有家有舍，都是想通过民师班这个台阶来改变自己的“老民”命运，大家在一起就同病相怜，无话不说。有一名来自渭南塬上山区的学员叫王晓飞，也是1983年陕教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他跟我一样，都是看大专文凭转不了正，才来报考民师班的。后来知道，这种学历倒挂的现象，上一级还有两名。大家按部就班，按时上课，语、数、音、体、美、教育、心理等课程俱全，大家又一次回到了学生时代。进校的老师有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也有初出茅庐刚走上岗位的年轻人，他们对学员都很关心。大家上课是师生，下课是朋友，彼此关系都很融洽。大家每日在教室——宿舍——饭堂这单调的生活中打发着日子，有时也到学校外边的田野里散步，或到音乐老师孙又新那里，喝茶聊天，听他讲艺术。大家都盼望早日跳出“农门”，只嫌时间过得太慢。

两年“民师班”的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我拿到了一张由蒲城师范颁发的毕业证书。也就是这个证书，我拿着派遣证到教育局报到，从此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当然，陕教院给我颁发的那张大专文凭现在也派上了用场，因为这张文凭，我被县教育局分到了距县城较远、离我家有二十里路的一所高中——蔺店中学（这学校当时缺语文教师，我相信事在人为，提前让熟人也做了联系），其他学员大多那儿来哪儿去，在初中或小学。1987年8月28日下午，我带着行李前去蔺中报到，我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并先后被评为中学二级教师、一级教师。其间和妻子节衣缩食，1992年给家里盖了几间大房，改善了居住条件。1985年8月，我又被调往我原来上高中的母校——渭阳中学。在这里一干，不觉13年又过去了。这13年，当班主任，带毕业班，年年忙忙碌碌，送走一届又一届学子，日子过的实在充实。其间在报刊发表了20多篇语文教学方面的文章，2002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人生真是恍若梦，廿年弹指一挥间！

亲爱的朋友！讀到这儿，你一定会发问：“在这二十多年的高中教学生涯中，你最推崇的，且对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格言是哪条?那么我告诉你，是哲学家冯定先生的一段话：“生活中最能使人经久不懈热情的是甚么呢？那就是事业。”

（2008年7月28日完稿，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仅11天）

本文已被编辑[浅草闲阳]于2008-7-29 15:45:05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