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xx一个人回来。带回来福建省将乐县蒋匪“天后部队”被歼的消息，汇报了赵寿平等人的打算。因为，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与十月二十五日赴朝作站后，一举克服了云山等十三个县城。赵寿平他们觉得再也不能等了，没有“天后部队”委任也要干，几个人在姚子仁家密商两天后，制定了暴动计划，他们没有夺枪枪支，拿下了首脑单位，就有成功希望。如果成功则乘势扩大到邻县，失败则上山去，想我们打游击站。这个情况虽然来得突然，但也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既然敌人要行动，我们就要走在他们前面，立即破案。我根据这个情况，一面报告公安处和县委，一面召开各股负责人和侦察员会议。会上，我简要介绍案情以后，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两案一齐破还是先破“地下军”暂留“自救会”：一个是怎么组织力量。主张两案一起破的同志认为，两个案子互相间是有联系的，只破“地下军”不破“自救会”，李恒山他们凭着反革命的嗅觉，会想到只要通过审讯，就会暴露他们，所以，只要“地下军”一破，他们就会逃走，不但大鱼无法抓到，小鱼也会脱网。主张暂不破“自救会”的同志说“自救会”这一伙，目前虽已成反革命组织，但还未同港台挂上钩，并且自认为隐蔽得很好，他们的目标是要长期隐蔽的。我们如果留下他们，能够麻痹他们。可以扩大战果，还可以引出港，台的大鱼。”我把这两种意见，经过比较，觉得还是一起破好。因为当时中央对镇反工作已有指示，正在准备，如果留下来，确定有网漏鱼失的危险。专署公安处和县委也同意我们两案一起破，决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夜晚九时行动。

行动之前，我和张喜同志与陆海田同志一道，把应捕的案犯和能够参加行动的干部排了个队，进行分工。把参加行动的干部一个个地安排任务。农村分兵六路，由秘书股长马玉林同志会同县妇联主任李英和副主任刘叔贤到一区新明乡捉罗建华，治安股长白福顺和公安队文书付少华到十区和宁乡捉姚子仁，邓齐芳到七区捉金陆成，由公安处来的杨xx到三区社前乡捉朱学成。七区荷山乡的余厚德，就令区公安助理胡叔昭去捉。其他人犯也都安排了力量进行逮捕。

农村的出发之后，接着就是安排城内的任务。决定由叶正直、高光始同志到北城同兴饭馆抓赵寿平、张喜率领回春、朱桃生、朱桃生、朱茂深、郭克等同志到南街福安饭店捉曾光荣、到朝阳捉陈辉煌。

李恒山是个异常阴险狡诈的敌人，经常蛰居在家，很少与人见面。公安局只有晏书笃一人见过。为了稳操胜券，由我亲自带领晏书笃、梁丰隆、赵启才一同去捉。

同志们都走了，我头上一块石头还未放下，我觉得，我们要去抓的都是些亡命之徒，不少人都受过多次军事或特务训练，而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们去捉李恒山以前,事先知道他确实在家并未外出·到了祠堂前以后，时间已经快九点了，晏书笃指了指房子，我先要赵启才过去，用肘碰一下门，赵说大门关了。我考虑了一下，为了防止他抵抗和毁灭证件，决定翻后墙而入。就要梁丰隆同学守住前门，我和晏、赵二人从后院翻墙而过。进去时，墙上的砖被碰落了几块，落地有声。李恒山的妻子听到声响，问了声“谁”，刚从房里出来，我们就上前了，把她逼回房内。这时，房中只有她一人，问她丈夫在那里？她答不出来。这时，村里的狗狂叫起来，狗叫声惊动了村庄里的人。有一个人从村子的那边跑来，要进屋，被梁丰隆堵住，问她是谁，她说我就是这家的。我在房里听到就说，让她进来。她一进来，原来是李的女儿。我就问她：“你爸爸到那里去了”？她说：“到祥符去了”。李的妻子打断她的话骂道：“你打乱哇，是出门做生意去了”。我觉得她的话中有话，为了稳住她就接着她的话问：“你老公做生意为什么不向政府报告？他贩卖什么商品？在贩卖什么商品？在那里？有人说他贩卖银圆”。李的妻子听说我们追查贩卖银圆的事，神色也不慌张了，矢口否认卖过银圆，而且主动翻箱倒柜，让我们检查。还拿出李的一些相片（其中有些穿军服的）说：“我老公做生意是没有办法呀，他是同人合伙，作些小生意，那里都是贩卖银圆呀！”我们顺势再问了一些情况，拿了几张相片便出来了。出来后，到村庄里一看，群众家中，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人张望、打听，好象这件事是必然要发生一样。李恒山没有抓到，出师不利，我心里很难过。心里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同李在房内谈了话，现在怎么就不在家呢？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思索着，既为李恒山漏网焦急，又为其他同志完成任务操心。心想，如果都完不成任务就说明我们没有控制住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把敌人控制住，无疑是个失败。回到公安局一问，县城执行任务的都完成了任务，城区附近的也都把敌人押解回来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谈完成敌人的情况，农村中执行任务的也都打话电报捷。同志们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特别是捉姚子仁的白福顺、付少华两同志和捉曾光荣的朱桃生、朱茂深、郭克三同志。

付少华同志是姚子仁的亲表弟，姚子仁的妹妹是付少华经父母之命定下来的未婚妻，当世上未解除婚约。这种关系，我们早就掌握。我们根据付少华同志平时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的表现，认为在这关键的时刻，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是会顺利得多。因为，第一、他认得姚子仁，不会失误，第二、作为走亲戚去，丝毫不会引起姚家怀疑，第三、如果姚子仁不在，他可以问其去向

，比一个陌生的同志去，有利得多。于是，我在出发前，严肃而又诚恳地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说，“少华同志，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也是考验你的机会。任务是和白福顺同志立即去捉拿反革命分子姚子仁归案。你有什么困难吗？”付少华同志当即表示：“郑局长，我保证完成任务，接受这一次考验，没有什么困难”。在执行任务时，他以亲戚名义叫开了门，当时姚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睡了觉，他又机警地要姚的母亲把姚找出来，这样，姚子仁就顺利地被抓住了。

朱桃生、朱茂深和郭克是去逮捕曾光荣的。曾是萍乡人，是伪军事科股长，乡长，受过军事训练和特工训练，潜伏在福安饭店做帐房。朱桃生等同志到福安饭店后，坐了很久，因为没有到规定时间，没有动手。曾开始察觉，企图溜走，三个人又借口缠住他。到了时间，以派出所找谈话为由带他到派出所逮捕了。在把他由石桥押解过河时，他从听郭克同志告诉朱桃生如何打枪的言语中，知道朱桃生和朱茂深是个不会开枪的书生，便立意逃跑。当时他的手虽然被捆了，但外面披了一件大衣，他在外衣内把绳锁挣脱。过了凤凰池，突然用双手一甩，把大衣掀掉，往北边逃走。当时两位朱同志一惊，但马上醒悟过来，敌人跑了！朱桃生立即朝着曾犯背后开了一枪，接着推上了子弹又开了一枪。这时曾犯已经跑到一个粮仓门口，受仓的同志听见枪声，走出来问干什么，朱桃生同志大叫；“前面跑的是特务，快捉住他”。这个同志一个箭头跑过去，拦住曾犯一抱，抱住了。曾犯毕竟是受过训练，用手一甩，就把这位看仓库的同志甩在一边。这时朱桃生和朱茂深同志赶上来了。朱桃生同志再扳一枪，卡擦一声，没有枪响，原来枪里只有两粒子弹，已经打完了。当时，朱桃生、朱茂深和曾犯在一条直线上，朱茂深不敢开枪怕打到朱桃生。曾犯听到朱桃生同志扳枪机后的卡擦一声，知道枪里没有了子弹，就转过身来夺朱桃生的枪，一拉一推，搞了两下，朱桃生同志不知那里来的力气，竟把枪抢了过来，枪起抢向曾犯砸去，两下都没有砸到，曾犯又跑了。朱桃生和朱茂深继续追赶不舍，终于在现在体育场，当时是群众菜园内，把曾犯逮住了。曾犯虽然第一枪就被打中了肩胛，但依然顽抗，要不是我们的同志英勇搏斗，他很可能会逃掉的。

大家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厨房里把准备好的面条端出来，同志们边吃面条边谈战果，兴高彩烈，我却非常着急，急的面条也吃不下。我想。整个破案工作虽然是顺利的，但“中华民族自救会”的首犯漏网了，首犯没有抓住，案子就不能说破好了。便把张喜、晏书笃等几个熟悉案情的人找到一起商量、研究如何办？大家认为，李恒山既然逃走了，要抓回来就很困难。我说：“现在要抓李恒山，对我们来说，损失很大。”还说：“李恒山事先并不知道我们会抓他，他还仓皇逃走了，没有准备。这样的出逃，只有能弄准他逃走的路线，是可以捉到的”。大家便东一言西一语地分析李的特点捉摸他的去向。大家认为，李恒山有三个特点：一是老牌特务，疑神疑鬼，二是家庭观念重，三是主要关系都在北乡，在祥符和南昌。根据这三个特点，李在逃走以后，当天夜晚一定不会再回到家中，怕我们在他家的附近留人，他会想到，这次逃走后，不可能很快回来。要远走高飞，一定要安顿好家中，要安顿家中只有到祥符，一定要过河，要过河他不敢从石桥过，（当时浮桥没有修好）怕我们在桥上堵住。由祠堂前过河去祥符，有两个渡口可走，就是来苏渡和庵前渡。但都是野渡，晚上没有渡船，一定要到第二天才能过河。因此，只要赶在他前面，在祥符堵他，可能堵住。如果祥符堵不住，还可以在西山和八一桥渡截。当时决定，由认识他的晏书笃和付少华守在第一道关，郭克和张喜带相片骑自行车到西山和八一桥堵第二、三道关。并且约定联系的办法。三路人马在两点钟都出发了，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地在公安局等着，等了很久。同志们都去睡觉了，我还在等着。天亮了，同志们起来了，我还一个人在等。到了八点钟，我正要下楼吃饭，门口有人喊“来了，来了，捉到了”。我一看，晏书笃和付少华两人，押着一个犯人，从门外走进来。我高兴地说，先把他关起来。说完，我也下楼，亲自招呼厨房搞点好吃的大家吃。我问晏书笃和付少华，是怎样抓住的。他俩说，他们到祥符后，已经四点多了，找了个熟人了解情况。先了解了李恒山的住房和亲属情况。原来李的母亲和弟弟就住在街上，家庭人口很多，当地人也知道这个人。李从南京回来后一直没有在家中住，住在岳母家，祠堂前的房子是他岳母的，晏和付又到了祥符乡的乡农会，乡农会张贴的欠公粮榜上也有李恒山的名字，但是并未交粮，下面注明外出，外出那里没有讲。他们俩由远而近的从征粮谈起，那熟人反映，乡农会有人是李恒山的同姓，说是没有找到李恒山，欠的公粮也也没有办法收。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他俩就找了一几刚开门的酒店，坐下来吃酒，吃花生。这家酒店面对着河南来祥符了，脚上穿了双布鞋，没有穿袜子，鞋子也湿了。晏发现以后，桶了付一下，付立即警觉起来。等李恒山走近，付抓住李的衣领子，晏用枪从后面顶住，喊了声李恒山，李应了一声，晏就把手铐铐住李的双手，这时，有很多人拥了进来，齐问为什么。李说：“我没有犯什么事”。付说：“你欠了公粮”。当时李的兄弟在场，接着说：“公粮我代他交”。晏便说：“你还有枪未交”。李说：“我没有枪”。他兄弟和一些群众围起来说：“他真的没有枪，我们可以担保”

晏和付怕事久生变说：“没有枪就到县里去谈清楚把”，把他带走，付押着往前，晏拿着枪走到后面，有几个人想跟来，看见晏和付带着枪，走了一阵就不跟了。走到路上，李恒山还对晏和付说：“我们都是高安人，到底有什么事嘛”。晏和付不理他，一直押回来了，原来，头天晚上，他正在家准备睡觉，袜子都脱了，恰巧村庄来了个唱道情的瞎子，在前面屋场里唱，他女儿要去听，没有伴，他老婆要他去跟女儿作个伴，他便去了，听了不久，听见自己房子这边狗叫，他做贼心虚，便要女儿回来看一下。女儿走了后，听见有人喊：“谁？”他便有了警觉，觉得不好了，是扎自己来了，站起来走了。先在厕所里躲了一下，想了一下，觉得不能再回去了，只有逃走。逃到哪里去？一是身无分文，二是家中怎么办？只有到祥符走一趟，找自己的老弟安排一下。想过桥。又怕不稳当，怕我们在桥上留人截住，不如过渡。走到渡口，又收下渡。无可奈何，便在渡边亭子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就搭上渡船过了河。过河后，一边走，一边想，总算逃脱了。走到祥符，看见自己家门在望，心里更加高兴，正在高兴的时候，被我们抓住了。

——待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