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我国数千年奉行农耕文化，受到“重农抑商”思想及其政策的束缚，人员流动受到抑制，导致视野狭隘，见闻短浅，萌生了地域优越感，以自己地域优势对其他地域的人评头品足说三道四，产生了地域歧视。

具有强烈地域观思想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

譬如上海，自认为“正宗”的上海人非常鄙视江淮人，称他们为“江北人”。从语言到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非常篾视，“江北人”这个称呼在上海就成为一个篾称。

上海人鄙视“江北人”当然也有原因的，旧中国，在上海从事低贱职业的如拉黄包车、踏三轮车、做娘姨的，澡堂搓背的、钎脚的，收破烂的，卖梨膏糖的……几乎都是“江北人”包揽了。具有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的上海人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江北佬”。

早些年，河南人几乎被全国骂得“体无完肤”，出现了“河南现象”。网上和街谈巷议充斥着“河南人太坏了，千万别和他们打交道”，顺口溜：“全国人民十亿骗，河南人民是教练，要问总部在哪里？总部设在驻马店”。又说河南人为中国做了三件大事：一为长城贴瓷砖，二为月球装缆车，三为珠峰修电梯。三件小事：一给苍蝇戴手套，二给蚊子戴口罩，三给蟑螂戴避孕套。对河南人极尽讽刺之能事，一时间，河南人在全国各地几无立足之地。企业拒绝河南人应聘，明示：河南人我们不要。网上出现董存瑞牺牲前高喊：“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段子。更有甚者，2005年，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竟然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横幅，奖励举报河南籍诈骗赏金500元。河南人的自尊被无情地伤害，逢人不敢说河南话，不敢说自己是河南人。

为什么河南人会被视为“全国公敌”？源于河南不法厂商制造假茅台酒，并在酒里兑敌敌畏，致使数人丧命。追溯前事，“大跃进”时，河南紧跟中央、取悦中央，第一个抛出“亩产万斤粮”的假信息。因此之故，老帐新帐一起算，遂有“河南现象”出现。

造假之事，哪里没有？何独少数河南人的骗术和浮夸风就被夸大宣传？这要“归功”于媒体、舆论和娱乐界不负责任的渲染。《手机》里的严守一找了情妇，在家一味骗老婆，这种人哪地都有，但导演偏说严守一是河南人。

这种地域歧视其后果相当严重，假设全国十四分之一的河南人的饭碗被砸掉，一场社会动乱就在所难免了，这并非危言耸听。

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家乡，美言家乡，甚或偏袒家乡，不使家乡受玷污，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要理性对待，不能情绪化，更不能意气用事，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博客日报》有位网友把台湾人看作外人，不称台胞称“国胞”。其实他创造的新词“国胞”，已经承认台胞是中国人了。这种情绪化的对待台胞，对统一大业有害无利。

上海袭警案中的杨佳“娘家”是北京，在上海作案。我们看看京沪两地的言论也明显带有地域色彩。上海媒体和上海警方站在遇袭警察一边，保持统一的口径和姿态，认为上海警方办案公正严明，没有问题，强烈谴责制造血案的杨佳是个杀人狂。而北京媒体的态度就不同，站在保障凶犯正当权利一边对上海警方提出质疑。如《北京晚报》说，杨佳是先“礼”后凶，批评上海警方在调解上做得不够以至酿成血案。《新京报》认为闸北区政府聘请的法律顾问当杨佳的律师有违正义。《北京晨报》提出“异地侦查和审判”，北京媒体连续发出《袭警案辩护律师探访疑犯两次受阻》的报道，显然是不相信上海警方会公正执法。

北京言论为什么偏向一个极为普通的无业流浪汉？因为杨佳的“娘家”是北京，北京籍的杨佳在上海犯了凶杀案，丢了北京的面子，给北京抹了黑。潜意识中强烈地域观念的促使，一定要为北京争回一点面子。如果凶犯不是北京人，笔者相信，北京断然不会为一个凶嫌的权利如此关注，发出如此偏向凶犯的言论，还说不定会帮上海警方一臂之力呢。

北京和上海在行政等级上是势均力敌的两座城市，所以北京有能量和上海博弈。如果杨佳的“娘家”是偏远落后和上海不对等的小城市，而上海警方又确有暗箱操作、执法不公的现象，恐怕杨佳的“娘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北京言论其目的不会是真正替凶嫌的权利着想，但这样正歪打正着，上海因有北京的抗衡，不敢凭地域优势自专，或许会使杨佳得到公正的审判也说不定。（200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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