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丹青恩师情

过了腊八，才想起那天忘了熬腊八饭；同时还意识到2006年的春节已经悄然来临。算了算，父亲大我三十七岁，如果活着，过了年正好一百岁；母亲比父亲小一岁，应该是九十九岁。忽然间想起了我的启蒙老师杨清我先生，她与父亲同龄，明年也该是她的百年诞辰。一旦想起了杨先生，四十多年前的许多往事都浮了上来，忽而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清晰真切，忽而像流烟一样飘渺遥远，仿佛隔了世一般。我惊讶于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很少想起她，深深地为自己的忘恩而不安。

十五岁那年，我失学了。那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打击，而且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三年前以品学兼优保送入重点中学读初中的我，入学后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年后却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缘故，被学校做为贯彻阶级路线的典型，而拒之门外。那时候，我的胸腔像被抽空了似的，对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只是偶然间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冷飕飕地向我袭来。母亲不忍见我终日失神落魄的样子，让我跟表哥的一位同事——杨先生学画画。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恩师。

杨先生是位有名的画家，一位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职业女性。那年她五十出头，低矮、微微有点发福，但丝毫不显臃肿；脸上也不像母亲那样，有了许多的皱纹。她前额上的头发像小波浪似的微微蓬起，颇有些时髦味道；脑后也挽着发纂，但要比母亲挽的高一些。发纂位置的这一点上移，使她与同龄人古板老式的发型显然有别，却又丝毫不失其庄重。

杨先生家住南郊，我家住在城内，相距有相当长的一段路。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夕，居民的一切生活供应都已开始紧张。那段路上是没有公共汽车的，只能步行而去。我到她家时总是在下午六点左右，杨先生已下班归来，在画案上铺好了纸，等着我。见我来了，她亲切地拉我坐下，先让我看她画好或正画的画，同时轻声地向门外招呼：“现在吃饭，好吧？”。话音刚落，她的老伴周先生就脚步轻轻地走了进来，微笑着说：“吃饭吧，已经摆好了。”

谦恭和善的周先生，清瘦的脸上总是漾着淡淡的笑容。

杨先生拉着我离开画室，进了隔壁房间。桌上摆着盘盘碗碗，菜肴相当丰盛。当时家家食物都是定量供应，都很紧张，所以来前我已经在家吃过晚饭，怎么能够再吃呢？况且我从不习惯在别人家吃饭，在生人面前吃饭，对我来说就像受罪一样。我十分尴尬，却不知该怎么推辞。

杨先生问周先生：“妈妈的饭端去了吗？”她指的是周先生的母亲。

周先生微笑着点头：“端去了，我过去陪她吃。”又望着我，小声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然后脚步轻轻地出去了。

杨先生看我局促的样子，拉起我的手，把筷子放到我手心里，说：“吃吧！这年头，阿姨拿不出好东西给你吃。这蘑菇是别人送的，市场上可买不到——尝尝味道怎么样？”她给我的碗里夹了很多菜，愁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那厚墩墩的酱色蘑菇，像一块方方的黑色肥肉，真是太香了，比肉还要香！我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蘑菇。　

以后再去的时候，我就故意晚半个多小时，想错过他们吃饭的时间。可是我想错了，他们做好了等着，我来了以后才开饭。

饭后，杨先生拉着我的手来到画室。她铺好一张宣纸，一枝一叶的勾画，一瓣一朵的渲染。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样几次以后，她就不再单为我示范了，而是让我看着她作画。她正在创作的画中，有花鸟、有仕女，篇幅都很大，几乎铺满了整个画案。

离开杨先生家已经很晚了，没有路灯的道上，连行人也很难碰得到。夹着一卷纸，顶着夜晚的寒风，我不敢向前后左右看，只是一个劲地疾走；一个多小时后回到家中，浑身是汗，衬衣也紧贴在身上。幸亏那时候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一个小姑娘也敢孤身走夜路；若在今天，简直不可想像。

杨先生给了我一本郑先生的白描画集，说郑先生的线勾得非常好，让我回家细心体会，好好练勾线。她说郑先生是她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要带我去见他。她还把其他工笔画家的画借来，让我认真地临摹。困难时期不单食物匮乏，纸和颜料也是很难买到的。杨先生是省美协会员，她给我买来熟宣纸、藤黄、花青、赭石等颜料。我不敢轻易用宣纸，每天早上，都是在一张四开的有光纸上用铅笔起形，然后用毛笔勾线，花朵要用淡墨勾，叶子的墨色要重一些；下午开始一丝不苟地染花涂叶，晚饭之前，一张习作就画完了。

刚学画时，母亲对我说：“不是人人都有画画的天分。你学着试试，看能不能学。”母亲并没有奢望我像杨先生一样成为画家，只想着我能在白纸上画出一朵像样的花来。一个月后，母亲吃了一惊——我不只画了一朵花，而且可以说是，画出了一幅像模像样的工笔花卉！杨先生也欣喜地说：“没想到小丫头学得这么快！”母亲心里很高兴，从家里珍藏的印章中找出了几方，打算找人给我刻几个印章。杨先生知道了，从中挑了小小的三枚，让西安一位有名的篆刻家为我治了三方印。从此，我的习作上盖上红红的印章，更像是一幅画了。家藏的那许多珍贵的印章，在文革中都被抄走了，唯有这三方印，我如今还在使用。不久后大哥要结婚了，我想画一幅画送给他，可我自己画不出来，杨先生找了她一幅牡丹蝴蝶图给我，让我临摹。我临的那幅画经过装裱以后，拿回家来往墙上一挂——母亲的两眼都直了！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真是我画的吗？！

第二年，我考上了美院附中。经杨先生的介绍，认识了郑先生。郑先生当时正在美院任教，能亲眼目睹他作画，跟着他学，我受益非浅。

美院离家四十多里地，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公交车很少，有时根本没有，回一次家很不容易。即便是运气好硬挤上了车，回家后也只能待上几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再到杨先生那儿去。跟随杨先生学画的经历，从此便自然而然结束了。

此后的形势越来越糟。饥饿一日比一日严重，阶级斗争更是“时时抓、日日抓、月月抓、年年抓”，抓得人时时提着心过日子。三年过去，捱到饥饿渐渐缓解的时候，阶级斗争便抓到了极致，整个社会出现了彼此相斗、个个自危的混乱而恐怖的局面，人们之间的正常来往也被迫中断。在这段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再见到过杨先生，只听说她已退休，单位不让她再住下去，不知搬到了哪里。

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砸烂了许多习俗，可没有禁止男婚女嫁。一九六七年，我结婚了。一天，在新房附近的路上，我意外地遇见了周先生，他腰背佝偻着，手提菜篮子走在路边。原来他和杨先生就住在不远处，我随他到了家，见到了久别的杨先生。时年六十岁的杨先生已是老态龙钟、华发满头，但老人家性情未改，仍是那么热情洋溢，那么和蔼可亲。我的突然出现令她非常高兴，她惊喜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说：“真是太快了，都成大姑娘了！”听说我刚刚结了婚，更是意外，说：“是吗？都结婚了！阿姨真是太高兴了！”一面手忙脚乱张罗着，一面在屋里转来转去：“送点什么礼物呢？送什么好呢？真是不好意思，阿姨如今连个像样的东西都拿不出来……”

杨先生成名很早，原先是一名职业画家，解放后才进入医学院工作。据说在旧社会，她隔段时间开一次画展，卖画的收入就够维持全家人一两年的生活。再次相见，我明显地看出来，杨先生家的日子已大不如前，家里很凌乱，看不到画案，也没有任何画画的迹像。这是意料中的事。在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谁还敢画那些资产阶级的花儿鸟儿？她的家可能很久没有外人来过了，我去看她，她和周先生既意外又高兴。

婚假过后，为了上班方便，我又回到原处去住。出身黑五类的我，在单位里被阶级斗争搅得不得安宁；再后来就是怀孕、生子，惶惶不可终日地在贫穷、焦虑和繁累中苦度了数载。杨先生是何时去世的，我不知道，等我知道时，她已走了很久。我想老人家生前一定曾经纳闷，我这个学生为何不再去看她？老人家一定更不明白，在她将要辞世时，我又因何不去为她送行？这也正是我每每想起她，都十分自责的原因。

正如母亲生前所想的那样，我没有成为一个画家，可是绘画技能使我有了一份工作，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为此，我今生今世都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杨先生。

逝者如烟，随风散灭——可生者还活着。说不定何时、因着何事，在如海般深邃、如丝般绞绕、如雾般迷蒙的亿万个脑细胞中，生者和逝者，又会不期而遇。

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