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春，我灰巴巴地跟着本村的万长发，首次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列车，在惠州市一个叫小金口的镇上打建筑工。

工地是潮州人的，万长发在年前就已经在这个潮州人的班子干过了，感觉好，所以就叫上我一起来。

我90年底被分家另立门户，婆娘矮小，才147厘米，又恶又懒还丑，儿子才四岁，穷得连庄稼都种不起，化肥太贵，万长发过年从广东回来，眼见我整天愁眉苦脸，就说：大哥（我大他五岁）你牛高马大的（我176厘米），走！和我一起杀广东，我教你泥水匠手艺，啷过都能养得起个家。说实在的，我早就有心离开家了。

跟潮州人做工不容易，砌砖，抹灰，砌砖要砌1200皮以上，抹灰要抹25个平方以上（最低要求），广东的太阳如火盆，那时的工地不像现在有绿色安全网围着，太阳一来就指着晒，烤得汗水直跑，顺着眉毛胡子，顺着衣角裤裆一滴跟着一滴，迅速流成线状，落在砖块上”嗤嗤“响，沙浆掉在湿透的衣裤上，很快就把皮肤搓伤，火烧火燎的疼，我又是个生手，工头的监工像狗一样跟着，好在我个子高大，又有些文化，又是当过兵的，不算太笨，每天都拼命地完成规定的基本任务，而工头还在说活儿干得少了，可这都是全靠万长发手把手地教我，罩着我，工资也是按照当时的大工师傅勉强给的，那时的小工每天才6块钱，顶好的大工师傅才不过30块，二不挂五的给你十六七块就笑嘻了。但是，吃饭却成了个问题，潮州人本身生在靠近大海边，吃鱼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偏偏不喜欢鱼腥味，闻见就想呕，尽管也吃猪肉，几乎每天都有两顿猪肉，但只是把仅有的几点猪肉放在青菜上面，五六人围成一团，就那一碟青菜就那几点猪肉，另外还有一小盆鱼汤，那鱼汤假如咸点，我肯定喝，在太阳下烤了一天下来，多想喝一碗咸咸的汤呀，可我望着那一小盆淡寡寡白生生的鱼汤，只能是边吃饭边喝水管里的冷水。

家里丑婆娘传呼带信上来要钱，再累都不敢休息，第一个月我开了25天工，拿到了300块的干净钱，赶紧给丑婆娘寄了回去，也是我来广东挣到的第一笔工钱，虽然苦，心头还是乐滋滋的。

万长发见我一天天的在瘦下去，就说：大哥，你啷过就整不住鱼呢，你都是吃过军营饭的呀，我说：没办法，就是吃不来啊，吃下去肯定是吐个没完没了，那还能干活吗。于是，万长发就说：这样吧，反正来惠州打建筑工的我们泸县老乡到处都是，我就拖个班子，离开潮州人的班子，到时我们自己煮饭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说：那当然好啊！

那时，惠州的开发可以说正是兴盛时期，工地遍地都是，只要你有人随时都可以成为工头，万长发就是在这时候把班子建立起来的。

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出门在外打工的外乡人，整体缺乏团结，自强不息精神，法律意识更是淡薄。和我们一起在潮州人班子上做工的贵州人袁学海，媳妇怀孕了就从厂里出来住在丈夫的工棚，就被那工头给干了，实际上就是强j*，那工头是个60来岁的丑陋老男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终于在一天，夫妻俩愤怒了，就一个提砖刀，一个拿铁板，冲进工头的工棚企图砍死那老王八蛋，可哪里是人家的对手，几十号人一齐围上去，扭打到工棚外面来，袁学海被四五个大汉架着，柔弱且有身孕的媳妇，任由那些畜牲肆无忌惮地旁若无人地揉搓人家的ru*房和微微隆起的肚皮和下身，那媳妇残忍地把自己嘴唇咬得血肉模糊，看上去很痛苦很无奈的表情，丈夫气得脸青面黑，声音嘶哑地咆哮着，我们一大帮外乡人站在一边像在看西洋镜一般却无动于衷，还是说我自己吧，当时我离袁学海夫妻最近，我完全可以一个箭步冲上去，尽管我打不倒那些人，至少我可以把他们俩夫妻拉出来，就像把人从火海里救出来一样，可我想的是：他是贵州人，我是四川人，他们不是我老乡。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但请允许我在这南方另一座城市某个建筑工地工棚里，向你们写下我的忏悔，兄弟，妹子，对不起了！

我们终于离开了潮州人班子，在惠州市区一个叫麦地村的私人住宅工地上，万长发搞到了两栋三层楼别墅的单包工活儿，老板是湛江人，很好说话，随时都能拿得到生活费，并口头协议我们从正负零开始做起，水木铁全包。

万长发的运气来登了，呼拉一下子就有了三四十人，万长发居然会看图纸会开钢筋料表，我就给万长发专门负责制作钢筋，工资已从过去的18块提到25块一天，说真的，那钢筋像炭火，拿在手上只想马上丢开，又完全是露天操作，太阳还能顶着干，雨一来就只能跑回工棚，雨一走我们又出，水一身汗一身锈一身，尽管是这样，但每天都能吃着自己人煮的家乡饭菜，心里头是踏实的，感到是安全的开心的。晚上就同万长发坐在工棚门外的坝子上边喝酒边聊天，万长发只是初中一年级，16岁就学泥水匠，早就是十分师傅了，只是20好几了仍是根棍子，因为人长得有些抱歉，像我婆娘那么矮小，又黑。但是，这家伙却会一手吹拉弹唱，过去在村里搞过”灯夹戏“（农村文艺演出队），就拿出二胡来边拉边唱，很深情的样子，望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唱啊唱：”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可是，这样的平安日子没过多久，工地上突然乱了起来，一些泼皮，广东人叫”烂仔“，专门来工地上割钱，又叫”割钱帮“，其实都是四川人和湖南人，打着找老乡讨口饭吃的幌子，说白了就是要钱，说得投机的给个百把八十的走人，说得不投机的就狮子大开口，1000或者2000不等，不给就打就砸，要么就定期限，多少天不给钱就来工地见人打人，总之弄得你没法开工或者没人敢开工。

那时还没110，我们这些背着太阳行走的民工，像线条似的蚂蚁样爬行在这片热得发烫的土地上，稍不留神就找不到自己了，挨打受气，遭人白眼，还要背着生活的重，树叶子般无人理睬。

我见万长发在给那些割钱帮的钱，有时好话说尽，50或者100的拿，我知道那都是从我们工人生活费里头抠出来的，有时我们连预支点烟钱零用都没有。我对他说：兄弟，以后千万别给了，怕个卵，他们要打我们就和他们打，你本来就有几十个兄弟。他说：他们都害怕，哪里有人敢站出来帮我？我说：不怕，只要有人带头他们就会敢干的。如果那些割钱帮的再来，你看我的好了。

我不是说大话，都是人，哪个怕哪个。

这天，我们刚好没开工，都在工棚里休息，湖南割钱帮的来了，我对万长发说：你招呼他们，没事的。那些湖南仔大约有十三四个蓬头垢面的家伙，说是这次要500块，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说：凭什么要给你钱？你说出了理由就给。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咬牙切齿地说：这就是理由，边说边动手狠狠地打了下坐在床边上的一个小同乡，小同乡马上就痛叫得龇牙咧嘴，我一见就喊了起来：兄弟们，给我打这些狗日的！这次兄弟们真的是同仇敌忾了，全部围了上去，拿砖刀的，拿十字镐的，从工棚里头直打到外面的空地上，一阵噼里啪啦地乱打乱砍，那帮湖南仔几乎都是带着花吓得屁滚尿流跑了。

这次，我们终于做了回不怕死的打工人，兄弟们都说：好！就这样干，他们再来我们就再打。

这天晚上，万长发要我陪他去理发，刚走到大街上，却突然碰见了我的战友方海潮，狗日的，人模狗样了，平头，领带，花格子衬衫，真皮皮鞋，看上去特正特帅。我们都感到很吃惊，都说：你娃儿啷个在这里？接着方海潮问我：哥们，把退伍证带出来没？我说：有啊，啷个了？他说：我们工业区大门口要招个像你这样的保安啊，不要干泥水匠了，多辛苦多脏呀，我想，保安？就问方海潮：你到底在哪里上班，是啥子单位？他说：我在麦地工业区里头的”大辉玩具厂人事部“做文员，和工业区管理处的处长很要好，他向我要了好多次人了。我说：你娃儿就那么有把握？他说：是处长亲自对我说的，要我帮他找个当过兵的，就说定了，你明天上午带退伍证过来，百分之百稳当，月工资是300块，另外可能还有点奖金，一句话，反正比你干泥水匠强多了。

我和万长发回工地后，又再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大哥，你别考虑我，说不定这就是你人生的一次转机，我不会阻拦你。

事实果然像方海潮说的那样，我顺利地当上了保安，只是把我的好兄弟万长发孤单单地丢在工地上，心里头总有些担心，如果那些割钱帮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他虽然也够胆，但毕竟太单薄。可我又不想丢了这样好的机会。哎！人啦，有时真难。

我在工业区大门口上班了，穿漂亮的草绿色制服，大盖帽，宽腰带上还掉了根橡胶棒，吆五喝六的，突然感到自己飘起来了，仿佛又回到了部队，仿佛又吃起了皇粮，我身材高大，眉清目秀，又有些狗屁文化，这样一整饬，还真有点那么的潇洒英武，令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总爱拿眼睛斜着看我，可我知道，其实狗屁不是，广东人把保安叫成是”看门狗“，但我不理这些，许多人开始巴结我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找我了，都要求帮他们进个好厂。

工业区里面有四家大厂，家家都是上千儿八百号人开工，招工量很大，整天都来来去去的，因为有方海潮照着，几乎我介绍去进厂的都能一次通过，我开始拽起来，凡是介绍个人进厂，必须收钱，多的百块，少的也要二三十，因为那些个保安比我更黑，多的要人家一二百块的，有的还要人家搭上睡一觉的代价，居然就有人愿意这样去换取，成全了那些揩油的家伙。我是不会这样干的，都是从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出来打工的兄弟姐妹，你能帮人家就帮人家，适当地收点劳务费也就算了。当我拿了人家不知是卖了多少粮食，出来找个厂进所剩下的一点生活费时，心头是不安稳的，我觉得我好无聊，好卑鄙。

工业区里面，四家厂的宿舍都挤在一起，我们保安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进宿舍楼里去查房，工人的亲朋好友留宿的，查到一个就罚款至少10块，当班保安提成5块，不给的就夜半三更也要把人家强硬拖到保安室来死缠硬磨，直至拿钱为止，特别是那些色迷迷的家伙们，故意高声大气一把撩开人家的蚊帐，强烈的手电筒光射到那些几乎没穿什么的妹妹身上，让人家无辜辜地走光，狗日些，还装腔作势的喊个不停：起床！快起床！检查厂牌。没有厂牌的就要钱，我几乎都是站在走廊上帮帮腔，我不想要那所谓的奖金，太无聊，这不纯粹是在变相敲诈勒索吗，但我又能咋的？

这期间，天才晓得我还能写文章，居然写了篇反映打工妹打工仔生活现状的《无聊保安的夜袭行动》文章，发表在当时很受打工群体欢迎（现在也是）的《江门文艺》上，一时间，工业区里讨论开了，文章里的人事背景一看就知道是麦地工业区，都在寻找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因为我署的是笔名，但也有少数人知道是我写的，有好多个漂亮妹妹就特别想接近我。其中有个叫英子的湖南妹就与我走得很近，可我总在回避和她谈论这些事情，我怕穿帮被炒鱿鱼。

我要同我的丑婆娘再次离婚。并不是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看花了眼睛，而是早在我来广东之前就闹过离婚，我的婚姻本来就是父母包办的，那时我还在部队当兵，父母就擅自作主，给我找了本村的李秀芬，大我两岁不说，关键是又矮又恶还难看，她现在已经提出只要我给她6000块，这婚就离了。可这6000块啊，对那时的我来说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呀，我只是个小小的保安，月工资才三百来块，还要除去吃饭零用，要何年何月才能凑得齐？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万长发来找我，他说：大哥，我的工地垮了，是打垮的。我赶紧问：是啷个回事？他说：自从你来当保安后不久，我们就搬到斜下那边的新工地了，工人们就怀疑我搞不定那些割钱的，开始是偷偷摸摸地走，后来就明说不帮我干了，半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原来你和我打跑的那帮湖南仔，真的又来了，开口就要2000块。我说要钱没有要命就一条，他们就把我剩下为数不多的工人全都赶到楼上去，下面把守着，下一个就打一个，还把工具呀，斗车呀全部给我推走了，你晓得的，那些工具和斗车都是老板的，老板是汕头人又很不好说话，我当时很想来叫你，但又考虑到你这边也在上班，再说我真不想因此而影响了你的工作。我长叹一声说：兄弟，你……现在才来说太迟了啊，那后来呢？他说：后来老板见是这样的情况，就干脆不要我干了，现在我是在帮别的工头做工。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搞进厂，但进厂了就没工地上自由，连上个厕所都要向组长请假。你愿意干不？他说，我来找你就是想进厂呀。

万长发被我搞进了辉隆电子厂，开始了他的流水线打工生活。

但是，这卵人刚好干了一个月，领到了283块钱的工资出厂了，对我说：上班绝对不准抽烟，组长发货完全是凭关系发，好的就发好做的货，一般的就发很难做的货，人家加班加点下来可是有收获的，我做死了都没别人的工资多，生活又差，厂里是不用花钱的集体食堂，干沙沙的过期大米饭，淡寡寡的青菜萝卜，像猪草一样，整不住，还是回工地干泥水匠舒服。我说：长发兄弟，你随便吧，我不勉强你。他又说：大哥，283块钱呀，摸天黑地的干，完全是在浪费青春，老子在工地上就是打个撇脚都不止这钱，他买来了猪耳朵，花生米，啤酒，还买了条香烟来硬是塞给我，说是他请客，然后背起他的烂包包又重新去了工地。

谁知他这一走，我们仅成了兄弟阴阳两隔，当然这都是后话。

我们保安队10多人，除队长和我是真正当过兵的外，其余的都是面向社会招聘的，素质差不说，心黑得很，他们偷，他们敛，我想我为什么要装正经，我就不可以偷吗？于是，在我值深夜班的一个晚上，我伙同工业区里一家手袋厂的一个模具工人，当然是事先就有商量的，那个广东仔模具工叫黑鬼，黑鬼马上要结婚，女朋友要求给她买条金项链，我是为了离婚，我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一起盗窃了该厂的进口牛皮，当我们正在往小四轮车上装牛皮时，由于我开大铁门放车进来时忘了关门，一道强烈的小汽车灯光射进来，我分明看清楚那是我们工业区管理处处长的车，我心一沉：往天处长都是在晚上最迟11点就开车回来了，今晚上是怎么啦？但我并没有慌张，突然一个脑筋急转弯，飞快地跑到处长的小车前报告说：处长，有人偷东西！处长马上从车里钻出来问：谁？我说：是他们洲际手袋厂里的模具工黑鬼！处长走上来气哼哼地骂道：丢雷个老母，偷咪也？黑鬼被我的突然变故感到吃惊，张着嘴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当即就被处长打电话到派出所叫来人把黑鬼抓走了。

同我一起值深夜班的马发亮，但这家伙在上班前总要先去厕所拉屎，一直都是这样的坏毛病，我和黑鬼的盗窃以及处长吃夜宵回来又把黑鬼交给派出所公安，这一连串的事他都不知道。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我的想像顺理成章，黑鬼果然说出了我来，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派出所来人了，我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迎上去说：公安同志，我愿意配合你们把昨天晚上发生在工业区里的盗窃案，调查清楚。我随即被带上警车去了派出所。

我录完口供后，就坚决要求公安把我关在另一间牢房，原因是我不想和黑鬼关在一起，我是打定主意要把这事推个一干二净，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我早就仔细梳理过了，处长是不会轻信其他人的，他明明知道是我报告给他的，至于马发亮，他同样不敢乱说，他如果说当时不在岗位，他就有被炒鱿鱼的危险，这是其一，其二是，黑鬼无法找出第三个人来证明我曾经同他商量如何盗窃。由于我打死都不承认，在派出所关了两个月后，我就被送到了看守所，其实这些都是我自找的，也是我料想到的，反正保安是干不成了，但总比去坐牢要强。　

到看守所后，来了预审股的公安提审我，以前只是听说过公安打人，现在轮到我身上了，他们比我在派出所时提审过我的公安确实更厉害，先是把我双手铐在铁栅栏上，还给我点了支烟叼在嘴上，拿又拿不到，取又取不下，又不准我吐掉，烟气熏得眼泪直流，然后是边问边用脚来一脚比一脚更猛烈踹我下身，接着又取下我嘴上的烟头来杵我的手背，我只是咬紧牙帮一次次在心头大骂：老子日你们的先人板板，你狗日些地富反坏。但我除了说：肯定没偷，还是我最先报告的。别的就没敢说出口，我知道那样我会更惨。

来看守所两个月后，以前和我走得最近的湖南妹英子，就经常来看守所探视我，给我拿来炒熟了的辣椒，回锅肉，拿来了衣服，拿来了纸和笔，她知道我会写点狗屁文章和诗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哪里还有那兴致，其实我纯粹是在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个圈套，现在钻进来了想要解开这圈套，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每天都要做手工劳动，把一件件非常细小的女式坤包上的另部件，要从毛货上摘下来再按要求扣串起来，每天每人要完成一市斤，手指很快就被磨出泡，然后出血，很痛，不论年纪大小，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就要面对墙壁朗读”人犯守则“一百遍，不打不骂，一天两顿饭，我就这样和这些人一起慢慢享受了两年多的时间，因为我始终不承认黑鬼所说的事实，尽管我被蹂躏，我被他们羞辱。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是重事实依据的。那时关押人根本不像现在这样规定，24小时之内找不出证据就要放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我那好兄弟万长发，但他居然一次都没来看过我，心头很是失落，感到很是苦闷。

好不容易熬到了1994年5月的一天，我终于被无罪释放，当我走出看守所大门时，偶然一回头，发现一辆汽车停在看守所大门里面，我还看见了黑鬼戴着手铐被武警押着正在上汽车，我知道了，是黑鬼已经判刑，今天送劳改场，所以我才被放的。黑鬼也在望着我，他的嘴巴在动，我估计是在骂：丢雷个老母草海，你不是人来的。我想，你就骂吧，老子就要开始新生活了，丢雷个老母。

在看守所那慢长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那可爱的丑婆娘，可能是惠州公安发了公函去我家乡派出所，被我突然的变故弄懵了，居然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我收到管教拿来的一纸家乡法院通知，说是要我补充个离婚协议书寄回去，就可以彻底解除婚姻关系了，我一阵激动，心想，虽然我吃了这么多苦，但终于可以不花钱就离婚了，也算是我的收获吧。

出来后，就光明磊落地去找英子，英子马上就带着我去了她一个堂哥的工地上，堂哥是个工头，我就这样生活很快走上正轨，而我和英子（她其实是结过婚的，但她确实很喜欢我），当时我33岁，英子28岁，我俩真的走到了一起，成立了个漂泊路上的家，她继续在工厂打工，我就在她堂哥的工地上做泥水匠，我们过起了简单而又温暖的生活。我再已没回过故乡。

多年以后，我们拖家带口又辗转来到了中山，英子继续找厂打工，我仍然在工地做泥水匠，要不是在中山这边碰到了我的一个同乡，我真的会一辈子错怪我的好兄弟万长发，当时万长发离开辉隆电子厂后，就跑到了淡水，在那里他又与那帮湖南仔结怨，打过几次架后，感到了自己有危险，他就投靠了当时在淡水很有名气的帮派”淡水帮“，在一次去割钱时被工地上的人用乱刀砍死了。

中山这边的晚风很柔和，此时，我有气无力走在大街上，想起我来广东这么些年，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干过上屋抽梯，落井下石的不齿勾当，我算计别人，卑鄙无耻，小肚鸡肠。我的好兄弟万长发，原本好端端的工地被人打垮，为了活命不得不投靠黑恶势力，被人活生生乱刀砍死，我居然怨恨人家不来看我，我他妈的狗屎都不如啊。长发兄弟，是谁为你收的尸？家人晓得吗？我这才突然想起，他没有家人呀，只有个爷爷，但早已作古。万长发可能还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他那么丑，那么小，谁愿意让他碰呀，兄弟，我只能拿着你教给我的泥水匠手艺当成是我今生谋生的本钱。吃饭喝酒时，我就会想起你在月光下拉二胡唱歌的情景，此刻，我走在这飘满了钱味道的街道上，想哭想喊，想歌想唱，长发兄弟啊，是你带我来广东的，你却西去了，我踩的这片热土地上，很难为你找出一小块种植你灵魂的净土，且容我有朝一日，以大哥的五尺之躯，再托起你的灵魂回归故里。

我发出这些弱不禁风的感慨，离万长发死去已经整整七年。

08年7月20日于广东中山市区某工地民工宿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