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三次打干部时间·通过追查,发现都和地下军“皖鄂赣边区中国人民救国军独立支队第三大队”有关。不但这三次时间是这支地下军和破坏的一部分，连五区区长张金山和工作员严威被围攻。也是他们的连长付文彬操纵。这支地下军的人，先是和恶霸地主幸福星一道，捏造工作员肖佐尧，政府没有及时处理。这伙人的胆就越来越大。发展到和大恶霸何祖烈勾结由地下军排长易某某亲自指挥吊打并企图杀害三区区委委员高殿双。世界发生在伍桥，他出身黄埔军校，在北伐后期当过团长，抗战前就回到家中。经营祖业，称霸乡里。解放军一到，触犯了他的利益。他极大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高殿双同志下乡，到了伍桥，宣传减租减息患和剿匪反霸，是到他头上动土，他便和地下军的人勾结一气。煽动几百名落后群众，以抗粮为名，闹了两天。闹事中，他们先把高殿双同志抓住，关进一间饲堂里，然后，何又和地下军排长易某某策划，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高殿双杀掉，然后上山。决定后，他们把高殿双同志带至山上。绑在树上，还对群众说：“杀了高双殿，共[chan*]党不会罢休，但是大家不要怕，国民党就要打回来了，共[chan*]党的天下不会太长了。美国是国民党的后台，已经出了兵，要打共[chan*]党，还会放原子弹”。煽动群众同他们一起走，上山为匪。

在何祖烈策划把我区委委员高殿双同志绑起来的时候，幸好有个积极分子赶到洪城乡向正在那里工作的区长吕春同志抱了信。吕春一面向区政府联系，要区政府向县政府报告。并派区中队赶到伍桥去，一方面由吕春同志带领二名民兵，连夜穿过华林山区，至午夜一时半赶至伍桥。当时，发现闹事的人数众多，里面夹杂不少基本群众，而高殿双同志又字他们手中，吕春便采取同他们谈判的办法，要他们将高殿双同志交回，并答应不追究受蒙蔽群众的责任，才于凌晨五时多，将遍体鳞伤的高殿双同志放下，不久又另起风波，煽动群众要打吕春，吕春同志看见势头不对。要民兵和通信员把住后门，单身匹马打翻了几名匪徒，然后用二天八点钟左右，赵喜山才和高殿双同志安全地回到了区政府

出事以后。公安局组织专人进行调查，查明了事实真相及时逮捕了幕后策划者和主凶，事情平息下来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又深入一步。

通过清剿土匪和追查一些事件的幕后真相，弄清了在一九五0年上半年，社会动荡不按。土匪到处抢劫，多次发生打干部，杀积极分子事件，都是阶级敌人策划的，是反动残余势力同我们的又一次较量。这场较量，以阶级敌人的失败告终。通过这番较量，我们一举三得，一剑三雕。一是粉碎了敌人的地下军“皖鄂赣边区中国人民救国军独立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皱汉臣、连长朱涵养、付文彬、孙福希都被我们抓住了，并判了死刑。他们派到我们队伍中来潜伏的，不管是县大队、公安队、粮食局、还是乡村农会的隐患，都被我们结合整顿农会和清理组织，及时清理出去了，纯洁了革命队伍。二是根除了高安的匪患。高安自抗日战争以来，群众深受土匪之害，谈匪色变。这次不但把解放后抢劫的土匪肃清了，把陈年积匪也挖出来了。不但如此，还对土匪的残余也作了彻底清理，从根本上把他摧毁了。这就从根本上清楚了匪患。三是从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干部水平。在这场斗争中，不少的群众由于宗族观念的影响。受地主恶霸蒙蔽。作了一些错事，通过追查幕后。看清了事实，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了宗族亲不如阶级亲，只有跟着共[chan*]党。才能彻底翻身，为进行土改斗争，进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干部特别是公安局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不少新铜同志由不懂到懂，由不敢工作到能独立工作。当时有这样一回事，奉新县有一越狱罪犯万金山、是高、奉、新三县青帮头子、是有名的国术师。当过日寇的侦缉队长。被捕后押在奉新县监狱里。有一天他乘人不备，挣脱脚镣翻墙逃走了，派部队追赶没有抓到。有消息说到了高安。专署公安处派人到高安前来追捕。奉新县公安局也来电话要求协助捉拿。我接到通知后，派侦察员晏笃和谢吉庚前往铜湖乡一带追捕，他们到铜湖乡湾里村，后既到农会去联系。因农会主任回家去了，晏便同另一个人去找，只谢吉庚一听，立即同人前去了解情况。转了几道弯，看见一个生人慌慌张张走过来。报信的群众一示意后，待人走到身边。谢吉庚把插在裤袋里的手往上挺，说声举起手来，万金山老老实实举起了双手。带到农会，民兵用绳子捆住，大家才知道谢吉庚同志是空手。当天押到局里，公安处来的徐志远同志非常惊奇。当天，我亲自审讯他，他对自己能够在帮徒家坐下不久，刚刚动身要跑就被抓住，觉得神奇默测。我对他说，听说你武艺高强，想走就能走，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你今天走走看，他连声说不敢。这个犯人非常重要，奉新县公安局局长史济康同志亲自打电话来要，并派人来提。当我向专署公安处会报时，彭应处长也说：“这个人很重要，赶快送到南昌来，”我便把他送到公安处去了。这件事说明，如果不是群众觉悟提高了，不可能及时给我们报告，不是干部工作水平提高了，不可能在那种紧急情况下，随机应变，出奇制胜，那时谢吉庚同志还只有十八岁。从那时起，社会上有什么谣言。公安局能马上知道，外面来了什么可疑的人，到了不久就会有人反映。反动分子的行止，我们一清二楚。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展开对敌斗争，深挖隐蔽的敌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土匪抢劫民财，扰乱治安、打干部、杀害积极分子，都是敌人对我们的反扑，这种反扑虽然是零星的，但毕竟还是公开的，虽然改了头、换了面，但毕竟是容易看穿的。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过细的工作，这些浮上来的残渣，是不难清理的，还有一种敌人。就是负责潜伏使命。隐蔽下来，组织反革命组织，伺机而动，进行破坏活动。这种阶级敌人，比起明显的敌人，更难防范和更难侦破。一九五0年上半年，县公安局，配合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和剿匪反霸斗争，有重点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向我们反扑的敌人，扫除了泛起作乱的残渣余孽。

一九五0年二月间，学校开学不久，高安联中发现有一个“展钟社”的学生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一部分学生，竟鼓吹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学校发现后，进行追查。把为首的学生敖x　x开除了。侦察股长张喜同志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苗头同当时社会上反革命手法相同，但学校已经把他开除了，开除后又进行了批判，线索已经断了。便要侦察股的同志，配合治安股，多从社会上进行了解，以便发现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侦察股就向我汇报：南街一个瓷器店的少老板江x　x，也在群众中散步谣言，并且也鼓吹“中国要自救，一定要走第三条道路”。这种巧合是偶然吗？　有无必然联系？值不值得立案？我个侦察股的几个同志商量这件事。有的同志说：“敖x　x宣传第三条路线，江x　x也宣传第三条路线，里面可能有"。有的说：”敖x　x宣传第三条路线被学校开除了，江x　x又接着来宣传，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他不知道这种宣传是不是对的吗？”有的说：“他们可能是一伙的”。他有的说江x　x年纪轻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敖我听了大家议论后说：“江x　x和敖x　x是年轻人，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才作人家传声筒，为什么作第三条路线的传声筒呢？肯定后面还有人，因为后面有人才放下学校里宣传的道理不讲而去讲第三条道路”。还说：“宣传第三条路线，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进行反革命活动，要推翻人民政权。他们用第三条道路出现，主要是国民党太臭了，太不得人心了”。随即决定，立案侦察，并且以江x　x为重点。

侦察中发现。江x　x在高安县城，非常活跃，广交朋友。对于一般的人，客客气气，对于一些谈得来的人则鬼鬼祟祟，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都是些伪军官，“青年军”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这些人中。　有一个叫陈辉煌的“青年军”，也常常宣传第三条道路。还发现两件事：一件是江x　x很佩服原高安中学校长陈柏令。另一件是他经常回家。每次回家在经过祠堂前时。都要到他的一个熟人家中去。这个熟人是谁，他从来不对人讲。但他表示非常崇拜这个人。而且每次回家后，就要散布几个谣言，吹出一些阴风。

在这同时，群众还反映，伪“青年军”有些遣散回来的成员，从一九五0年春天起，互相接触多起来了。他们接触时，不在家里，而在图书馆或书店，本来是认识的但装作不认识，见面不久，就都走了，走到那里，无人知道。还发现一个“青年军”分子刘隆鼎，以做肥皂生意为名，经常外出，另一个“青年军”罗建华则以生意为名，多次往返在吉安，新干一带，却没有贩什么回来。这一些事都很可疑，掌握这个案子的侦察员晏书笃耐不住了，几次对我说：“郑局长，动手把，现在差不多了，把江x　x，刘隆鼎用什么名义去抓呀？你没有抓到把柄，他们不承认怎么办？再说，抓这两个人容易，如果跑了大的怎么办？你还掌握些什么？”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又不知下一步如何办？便两个眼睛望着我出神。我知道此时他也急了，又拿不出办法，干着急。便告诉他：“敌人是狡猾的，他是在我们这边活动，更会隐蔽。江x　x并不是主要敌人，要抓住主要敌人才行。现在抓江x　x，会打草惊蛇，毒蛇会走掉。”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派人接近敌人”。同时还和张喜晏书笃约定，这个案件，只能我们三人知道，具体情况由晏书笃掌握，有什么事随时汇报。

——待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