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只有招安的命
——读《水浒传》有感
我好读《水浒传》。第一次接触是七八岁时的小人书(即连环画),对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汉的传奇故事,我看得津津有味,然后还给小伙伴们讲得唾沫横飞。只要是老师作文题布置为“我的理想”或“我最尊敬的人”或“难忘的一件事”等我都是把这些人物或故事搬上去。开始,老师觉得我了不得,后来多了就觉得我不得了了——告诉我父亲说我神经可能有问题。
这时候读其感觉就是:痛快!
上了初中,我开始啃大部头《水浒传》,这时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小时候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都会被逼上梁山?他们为什么要跟朝廷、官军作对?于是我恨贪官污吏,我恨庸碌无能的皇帝,我恨卑劣无耻的高太尉……
上了高中,我与一些同学谈论起《水浒传》时,时常发生争执,他们中许多人把矛头直指我心中的英雄们,尤其是宋江,他成了懦弱,胆小怕事的代名词。“及时雨”成了“懦弱鬼”,我当然不服,人家搬出梁山合伙招安直至失败的英雄们最后个个都“不得好死”,我痛惜万分,大哭一场。
从此,我发誓不再读《水浒传》,为英雄们,也为自己。
“宋江不招安投降,他还能有别的出路吗?”
忽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是在这些天读到罗宗强与陈洪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中的一句话:宋江要不招安投降,要不被镇压,二者必居其一。
又读到英国学者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一书中的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话表面好理解得很,细琢磨才有大文章。简单地说:就是儒家告诉人们如何服从封建社会秩序;道家则告诉人们当社会出现不公时如何超脱和回避,这二者互为补充;而墨家则主张人们用强力讨回公道,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的产生渊源。
相对而言,墨侠所注重的主要是生存与温饱问题,而儒家则更多地注意温饱后的秩序与名分问题。但这二者又并非绝对对立,随着人们地位和境遇的改变,人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乎二者之间。
具体到《水浒传》中,在梁山起义事业的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无法生存的局面,于是什么“贼”的名分和正统的“三纲五常”被抛置脑后,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替天行道”挽救自己与天下。梁山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生存与温饱已经解决,以前那些来不及顾及的问题凸现出来了,而要同时解决名分与封建的“三纲五常”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投降招安。
该杀的韦尔斯,对中国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中的问题,比我这个所谓学政史专业又教历史的老师看得更清楚:这“招安”是农民阶级的悲剧,也是墨侠思想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有这种文件枷锁,当然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了。我终于理解了宋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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