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东莞市政府决定，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这一消息经媒体传播，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贬褒不一。有人甚至质疑：这是政府在作秀！而更多的人则说：政府给百姓发“红包”这一做法，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态度，彰显了勇气与担当！

无论贬也好，褒也罢。虽然仅此一举不可能完全解决低收入居民的所有困难，也不可能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到多大作用；但是，让困难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比起某些政府官员只唱高调，不办实事的空头许诺来，还是要好得多了！

政府给百姓发“红包”，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几年前在香港就有过，港民们称之为“派糖”。今年2月，本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又安排了700多亿元用于“派糖”；对此，《星岛日报》的评论认为：曾俊华的预算案，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原则。

澳门也不例外。4月22日，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宣布：因为澳门政府近年财富大幅增长，决定拨出逾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永久居民获发一份5000元的“红利”，非永久居民获发一份3000元的“红利”，争取在今年7月份实施。

无论是香港的“派糖”，还是澳门的“还富于民”，都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当今人们说的政府给百姓发“红包”，专家学者将它称之为“社会分红”，说得通俗些，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政府给百姓发“红包”，曾一度被人称之为“天上掉钞票”的故事，乍听起来，有点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冬夜，面对灯火璀璨的橱窗突发奇想。其实“社会分红”并非我国独创，笔者在网上搜索，原来国外早有先例：

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今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明年再落实160亿美元。

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将在今年4月和10月，分两次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粗略估计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的利润，可以将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真正将“社会分红”作为“提案”提出的，是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他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据称，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却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思路。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了。三十年前，邓先生提出了：“让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不可讳言，在这三十多年里，在同一片蓝天下，在神州广袤的大地上，那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血雨腥风的搏杀无时无刻都在上演。有些人靠勤劳致富了，有些人靠政策致富了，有些人靠投机钻营致富了，更有一些人却是靠违法违纪、甚至违法犯罪致富了！从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不难看出，在800位拥有个人资产8亿元以上的富豪中，大部分都是房地产商；这些富豪们的总财富累计达34452亿元，相当于我国当年财政总收入51304·03亿元的67%还强。

不论这些致富合理也好，不合理也罢。然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却并非象邓先生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去带领或帮助另一部分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回报社会，或者捐献福利事业，必竟全世界几千年才出了一个比尔．盖茨！毋须讳言，如今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说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是同为国企老总，同为政府任命的“一半为国家干部（政府官员），一半为企业法人（经济实体）的‘双面人’”，其收入差距也有天壤之别。据《羊城晚报》报道：在广东省属国企中，约15%的老总可拿到100-150万元的年薪，约4%的老总却只能拿到15-25万元的年薪，最高与最低，差距竟达十倍。国企老总尚且如此，一般的普通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前不久，一位战友对我说：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停产或倒闭企业的军转干部，最低工资不低于当地（本市）职工上一年度的平均水平，企业无法支付由地方财政支出。然而，那位战友所在的企业却不属停产或倒闭之例，而是本市一家效益不错企业，可是他的工资却低于这个标准；为此，他找到企业的党委书记理论，要求按文件精神享受本市军转干部的同等待遇。不料，党委书记也对此文件有所“研究”，他向战友解释：“那是对停产或倒闭企业而言的，我们公司效益不错，不在此例。”如此解释，战友自然不服，于是说：“依照书记的说法，我们努力工作岂不是白费了，还不如让企业倒闭算了，倒闭了我们的待遇反而还要好！”几句话，呛得党委书记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满脸尴尬！诚然，尴尬的不仅仅是书记，尴尬的是社会的不公平！

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今天，有一个事实却不能不让人们正视，那就是：当一些人腰裹亿万而花天酒地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经受着食不饱肚，衣不裹肤而煎熬；当一些人已拥有豪华别墅的时候，另一些人却还在为挣得一个遮风避雨的处所而苦苦地挣扎……同工不同酬，同智不同酬，同劳不同酬，等等……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已越来越受人关注，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成为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温家宝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尽管人们对东莞市政府给百姓派发“红包”的做法议论纷纷，贬褒不一；我想，它必竟还原了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色，是对“还富于民”的社会诉求的回应，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种努力，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种具体行动，是好事！但愿政府多做这样的好事，也但愿人民群众能宽容接纳，而不是指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