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党註李敖

註：此处“党”指国民党。

所谓“文怪李敖”，是指过去的、“古典”的李敖，“掀起中西文化论战”的李敖，基本上是文化问题的李敖。所谓“反党李敖”，又称“当代李敖”，以《千秋》、《万岁》每月两本评论展开书生大论政，借历史批判执政政党，用笔杆左右党外选情的李敖，基本上是涉及政治的李敖。这是本文所要介绍的重点。

李敖早期的主要兴趣在历史和文学方面，涉足政治领域大约在他第二次出狱以后（1982年）。这时，他开始破釜沉舟，“降龙伏虎自削制籍，整天东游西荡”，明确提出了“体制内改革”，让国民党卷铺盖卷。陆续发表了大量痛骂国民党的文章，遂一跃而成为党外激进派的导师，青年新生代的“思想宗师”。

上文讲过，李敖是个怪人，他从不参加各种讨论会或集会，只是依靠一枝如刀之笔和国民党孤军奋战。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在一篇关于台湾党外斗争的述评中说：在台湾反对党的四派中，李敖“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殉道主义之类极端象征绝对性的意志和价值体系，来吸引、鼓动‘信徒’们的政治行动和冲突，结果提升了象征冲突和两极化”。这种“绝对反对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反对主义”、“极端思想对台湾青年有极大吸引力”，因此，邱教授认为李敖是台湾反对派中“最危险、最可怕”的一位。

这段旨在批评李敖的文字道出了李敖的一大特点——绝对主义。虽然李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他认为人们把政治立场的旗帜鲜明，混淆为“绝对主义”，他说：“其实旗帜鲜明只是信仰、原则的坚持，而不是绝对主义。”如果说，李敖在文化问题上是“全盘西化”，那么，在政治斗争中则是“绝对反对国民党”。

血亲家族与“体外s*精”

李敖认为他的思想中的一个独到而有价值的观点即“国民党根本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政党”。这是他与其他反对派的分歧和优劣所在。他说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最不了解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上去认定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这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这样一开始就被国民党摆了一道永远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圈套，认不清国民党的本质的“墙”。

国民党前身是革命团体，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道路，许多革命领袖都借助甚至加入过洪门会、致公堂、哥老会等。现在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了。第二代已不象第一代那样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而变成“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打的”。这一现象，使国民党的革命性减弱，家族性增强。每一代的老子都会培养出第二代老子。再配上高速的联姻、认亲、师生、同志、裙带种种关系，国民党与其说是一个党，倒不如说是一个大家族。进到这个大家族里面的，会得到起码的利益与照顾，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极有“人情味”。一般人仅知道张继正是张群的儿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郑心雄是郑介民之子，沈山君是沈宗翰之子，夏公权是黄少谷之婿，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汪敬希是何应钦之侄女婿，这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即便你再举出十几个几十个这样的贵胄子弟，仍旧是皮毛之见，你还是不了解国民党，国民党大家族的盘根错节，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深入复杂得多。

他强调，国民党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内婚制大家族，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即使瓜蔓不到血亲姻亲的，只要认同它的大家族，这样“体外s*精”也同样属于大家族。所以，归根到底，凡是不能从大家族观点来看国民党的，都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

“痞子”对“精英”

李敖解释说，他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国民党”，深知国民党绝不会“赐给我们民主宪政”。他列举国民党大半个世纪的施政历史说明国民党根本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诚意。他说：“照国民党答应我们的组党自由，辛亥革命答应的不算，一九一二年答应的不算，一九一三年答应的不算，一九二九年答应的不算，一九四七年答应的不算，我们眼巴巴的等了七八十年，等了五六十年，等了三四十年，等的结果永远是‘非常时期’，永远是‘大敌当前’，永远是‘环境特殊’，永远是‘国情不同’，永远是‘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这样等来等去，这样的等呀等的，难道我们还相信他们吗？难道我们还指望他们吗？”“所以，我们这些‘痴痴的等’的傻瓜，在等了七八十年后，在等了五六十年后，在等了三四十年后，必须恶梦初醒，必须大澈大悟，必须发愿不再相信国民党，我们只相信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诚意。”

李敖一再呼吁党外反对派不要与国民党“共负一轭”，“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名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要把星光当做莹光，也不要把莹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

李敖尖锐地嘲笑那些试图建立“健康有效的反对党”、“忠诚反对党”、“国民党和党外的中坚领导精英大结合”的人是与虎谋皮，白日做梦。他说国民党当政以来即无时不在用“不民主的体制”来封杀窒息民主，“训政”也，“党外无党”也，“国家总动员法”也，“临时条款”也，“戒严法”也，“万年国会”也，“议事规则”也，“选举法”也……一样样叠床架屋，把民主均得面目全非。国民党把“党外精英”一批批地关起来，把精英报纸一家家封掉。即使甘愿做“尾巴党”和“政治花瓶”的乏走狗、帮闲，在国民党那儿也是“一点不多赏”，照样没得烟抽。李敖以台湾青年党的遭遇为例，其党魁李璜前几年从美国回到台湾，想与“友党配合”，请求蒋经国让青年党办一张报纸而不可得。李敖辛辣地问道：“青年党的领导精英，追随国民党近五十年，所谓的实行民主的下场不过如此。”李敖说在国民党里，说来说去，照上海人的一句话——“侬是一只卵！”

李敖把台湾现实的政治斗争比做咬熊和斗牛。他说在古代英国，有“咬熊”的风俗，先锁住熊的脚，再放几只狗来咬它，熊只有在接受这种规则的前提下，最后力战而死。现在西班牙的“斗牛”风俗，是先把牛刺了背，再由人来斗它，牛也只有在接受这种规则下，最后力战而死。任何民主规则，都是国民党私订的，“表决部队”通过的，一如“咬熊”与“斗牛”的规则，全无公道与正义可言。那些梦想“精英”对“精英”实行民主，下场只能是熊和牛的下场。因此所谓“精英“对”精英“的合作只是少数无政治头脑的反对派的一厢情愿，是可笑的幻想。

国民党是痞子，痞子对精英，痞子是条龙，精英是条虫。就如“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台湾的政治现实。

尾语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就是先有一个关于未来的兰图，然后去破坏，再进行建设。

李敖是个大破坏家，他把中国旧文化的裹脚布挑开，让人们看它对人性的摧残而自惭。他把台湾社会的疮疣残酷地挤破，让人们掩鼻而厌恶之，鄙弃之。他象顽童一样把他看不顺眼的达官贵人、知名学者放在刀笔上耍儿戏。嘻笑怒骂，婉而虐兮。虽然国民党当局“翻掌一扑”，把李敖“压在五台山下”，但他绝不想“归依佛法，一心取经”而象孙猴子一样“定要捣乱，永不清平”。

李敖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建国方略。或许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做破坏者的精神领袖，或许他认为“建设”远不是当务之急。（2008·7·1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