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是个疼痛的日子，共和国的土地上演绎着不该有的疼痛，贫瘠的贵州高原上演了一幕疼痛的闹剧。

当qq右下角出现“贵州瓮安政府大楼被暴力冲击”等字样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藏*份子”，点开看明白，才知道我错了。我郁闷了半天。

我眼里的贵州人民是朴实的，是善良的。可为什么那么多善良朴实的人民却会去做万劫不复的叼民勾当呢？而整件事仅仅是因为一个叫“李树芬”的女孩溺水死亡。

我当时就想，这女孩的能量也未免太大了吧！我绞尽脑汁按图索意能在中华大地弄出这么大动静的“李”姓公民就只一个“理难清”，可这也连不上号啊！哪里跟哪里麻！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谁说的，不记得了，反正不是我！

十几天过去了，每天的头版头条慢慢的让“头”浮出了水面。虽然新闻一会说“目击者”一会是农民的儿子，一会是工人的子弟，但丝毫不影响网络用语“我是做俯卧撑的”产生。

事件回放：

一：6月21日20许，李树芬与女友王娇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光权及陈的朋友刘言超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李树芬在与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光权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

二：2008年6月25日对李树芬进行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其溺水死亡

2008年6月28日16时瓮安县6·28事件发生，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持续近7小时县政府公安局上百间房屋被毁150余人受伤。

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

2008年6月28日晚上网络传死者李树芬一位叔叔已被警方“打死”

2008年6月29日瓮安成立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人员引导网络舆论

2008年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到瓮安县指挥工作

2008年07月01日瓮安6·28事件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称50余名嫌疑人被抓。

三：7月3日，瓮安县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原局长申贵荣双双被免职。次日，在瓮安县干部大会上，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宣布免去党政一切职务。

本来，县官的交椅与打工崽的俯卧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如果硬要把他们拉到一起，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报道的“县长锻炼身体，做了3个俯卧撑，农民的儿子学习我们领导干部，也做了3个俯卧撑，与是掀起了一场全民锻炼身体做俯卧撑风暴”。可我万万想不到---县官的交椅与打工崽的俯卧撑在贵州就这样被联系上了。这一点都不可悲！

还得我们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来打团圆才平息。

（原话）石宗源更直接批评当地官员。这位曾有7年省宣传部长、5年新闻出版署长从政经历的官员直言不讳：“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位委书记直截了当的道出了事件的根源。

虽然县官下台了，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这些与职责问题是不是挂得上勾，与渎职罪和玩乎职守罪有没有内在联系呢？难道就一个下台就太平无事了吗？继续期待！

古代有个县官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何不回家卖红薯”，如果这样的县官就这样回家卖红薯了事的话。我想，这样的红薯摊子会越摆越多。到时候全民吃红薯过日子吧！

贵州的“俯卧撑”还没做完，上海杨大虾就沉不住气了。他nnd，刘言超3个俯卧撑就把就把县官给撑翻了，我这杨家刀法还不能把上海这快天给捅破啊！于是杨大虾（网友称呼，与我无关）拿着那把“屠龙宝刀”冲进了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一招“虎底抽薪”。结果是6死4伤。还好大虾不失大虾的风范，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警察网开一面。

我想这“小偷”疯了。对付这样的小偷，我有经验。随便举几个亲身经历的列子。

97年，我开了个化妆品店，开张没多久，有天，我店前停着2辆板车，师傅在楼上往板车上搬货。看箱子上面的字应该是鞋子。我妈妈屁颠屁颠的跑到楼上去看。下来对我说：“楼上老板生意好啊！”我说：“市场搞批发的，当然生意好啊！那象我这样零卖”。下午6点左右，我店里进来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进来就给我低声下气的递烟，哭丧着脸用哀求的语气问我：“老板，你今天看到有人在楼上搬货吗？”我说：“看到了啊，满满2板车，我妈妈还在跟着师傅上楼看了”，他一脸的讨好样子：“你还认得他们的样子吗？”我说：“老板样子没看清楚，但年龄在40岁，板车师傅看清楚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我才是老板啊，货被偷了”，我哇的一声，血就喷了他一脸。我说：“快报警”。

警察来了，又是拍照，又是问这问那的。过不多久，我们也这样混熟了，有天他来我家玩，我就问他，鞋子的事怎么样了，他无奈的埋怨我说：“都怪你啊，要我报警，害我多用了3000多快”，我就不明白，怎么报警还会多用钱？他把话说完，我才知道，原来的这样的：报案立案用了几百，后来警察说抓到小偷了，不过货卖到湖北去了，要3000快钱开支，警察才可以去追回货物。结果他钱交了，可后来警察告诉他，货没追到，钱用完了，但小偷被判刑了。郁闷吧！

2003年，我店对面批发烟的老板抓到一个小偷，正要打，我跑过去，看是个女的，就对老板说：“不能打，打人是犯法的，送派出所去”，那女的就求饶，答应陪钱，但身上只有300快，可她同伴偷去的是1000多快钱的烟。结果老板相信我的话，我们一起把她送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就非常踊跃的开始问我们情况，并且做纪录。可笔录没做一半，就接电话去了，我当时看那同志唯唯诺诺的脸，我就知道，完了。结果如我所料，接完电话，同志笔录不做了，要我们先回去。下午领导回来再告诉我们处理结果，下午我没去。烟老板一脸垂头丧气郁闷的回来告诉我：“派出所的同志说没有失物证据，人放了，早知道不送派出所还可以弄300快的赔偿”。我说：“那！那！那！”半天没那出来。本来是想说那应该可以看到笔录上小偷的身份证啊！可我知道，说了白说。

半个月前，我隔壁老板抓个小偷，也是女的，偷衣服，我过去看，我说：“偷衣服啊！打110。”小偷就说：“别打，我赔钱，”可她搜遍全身，才在胸罩下面掏出30快钱来。我说：“才30快啊，不行，打110，抓去关几天再说”，但这个老板比前面2个聪明多了，没有听我的“馊主义”，接过30快钱就把小偷放了，他的理由是：“送派出所，我一分钱都得不到，而且还怕小偷报复”。弄得我现在还在笑他“卖衣服不如抓小偷，抓个得30，卖衣服连本带利也没30快”。

还有许多这样的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就不说了。

但上海这个小偷事件有一点不太明白。既然杨的车的“偷”来的“黑车”，那就找租车的赔钱啊！先把租车抓起嘛！可新闻就压根没有出现“出租黑车”的老板啊！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这件事让警界掀起了一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应引起我们对突发事件应急反应速度和能力建设的反思。此外，公安机关还应加强警务场所的防范，对警用器械的配备和警察处理问题的方式要进行改革，并对警务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和应急防范的教育”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指出，从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尽管伤亡警察多从事内勤、技术工作，但警务机关的门岗登记制度、技防系统也存在一定漏洞，“作为负责社会安全防范的公安机关，自身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复旦大学社会学专家于海教授表示：此次袭警案中，歹徒“如入无人之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警方基本功训练有待加强，“内松外紧”的工作作风也须进一步完善，“‘三基’建设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更需落实到行动上。”

这些教授专家说的也有道理。毕竟是吃皇粮的啊！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警务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和应急防范的教育”的阶段，而不加强“警务人员素质和责任教育”，不认真落实和处理好警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想，警察局就是安放导弹，也会不可避免还会出现“张大虾”“李大虾”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