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赤贫分子,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他下了岗,妻子和女儿都是农村户口,妻子本来就没有工作,女儿正上初中,一家三口的生活负担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他什么都干,卖过菜,摆过小吃摊,现在批发一些仓库积压物资如袜子、手套之类上街叫卖。一次,风将他的袜子吹进排污沟,他下水去捞,被玻璃削去了半个脚趾。他没有心疼自己的脚趾,却庆幸检回了袜子。他是一个合格的低保申请者,社区没有人对他每月领取二百元低保费有异议。
每次他来,脸上都带着谦恭的笑容,一种谦卑、讨好的表情,他低三下四地和每个人打招呼,不断地说着谢谢。是的,他感谢我们,确切地说,他感谢的是我们所代表的国家机构和一种保障制度,这种保障机制使他能够每个月从我们手中领取到二百元钱。他个子不高,五官很匀称,相貌有些文化人特征——带副近视眼镜。,脸上有一种病态的赤红。每次看到他未老先衰的样子,我就感觉到他身上一种衰败的气息,一种被生活打败的气息。
他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不过社区老一辈人都知道,他是“老三届”知青,下放到偏远山区的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和当地一个村姑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他工作非常敬业,又当老师又当保姆,每天接送低年级的学生上下学。学校前面有一条几近干涸的小河,细细的河水在显露的河床上流过,所以不用架桥便能过河。只有涨潮时河水才满到没膝深,大人卷起裤管涉水过去,小孩不行。于是他便承担起护送小学生过河的责任,没有什么人派给他这个任务,纯粹是自愿。十年下来,他的膝盖得了风湿性关节炎,阴雨天便痛入骨髓。
他当了十年民办教师,培养出不知多少个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但他还是个民办教师,工资只有公办教师的十分之一,他没有怨言,惟一希望就是能够转正,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中国开始闹改革开放,山村调来一些公办教师,把他的教席挤掉了,可怜的一点工资也没有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回到出生的城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报进户口,可是妻子女儿的户口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没有户口,连申请低保的资格都没有,他这个为人夫为人父的昂然五尺男子汉,在劳动局、人事局机构到处打恭作揖之后,终算争来一个低保,已经是感激涕零,其余只得认命,放下架子与负贩走卒之流为伍,自力更生挣钱养家糊口……
他已不再有知识分子的风采,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他是一个于国家于人民无足轻重的小市民,他有一腔报国之心,可是不得其门而入。
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200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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