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论禅谈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胡适先生是中国禅研究的拓荒者，其论禅颇多见地，使笔者受益甚多，希从本文三个方面谈一些浅薄之见。即禅之简易化运动、对禅宗方法“不可说”和伪经典的批判，以及禅对中国文化的“害”等问题。认为简易化运动对印度禅中国化意义重大；禅宗的诸多作风滑稽可笑，且影响恶劣；提出未来中国禅发展应淡薄宗教意识，丰富哲学内涵，为谋求人类诗意生存而努力。

关键词　中国禅　胡适　简易化　“不可说”　禅之“害”

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先生是不信任何宗教的，当诸多贤士仍沉溺于禅之奥秘且乐于阐释其旨时，胡适先生便开始打破禅之神圣地位，追求科学和现实真理。然而，禅宗思想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先生寥寥数篇研究之作却点破禅机，至今学者们难出其右。本文笔者就胡适论禅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一表我对先生仰慕之情，二提出我对“禅”之简单认识。

一、禅之简易化运动

众所周知，禅源自印度，是印度佛教之一宗。禅至中国，最后被中国化，故现称中国禅。从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其间经历了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凝结了几代高僧的心血。在高僧们所做的各种努力中，胡适先生指出：禅之简易化运动不可忽视。

最初印度禅是复杂而有难度的。这表现在它的浩繁的经典和严酷的修行。古印度禅源于“瑜伽”，这是一种苦修之法。“瑜伽”即“管束”之意，言通过对修行者身心进行系统而严酷的管束达到自由驾驭之目的。有五安般法门、四禅定、四念出、五神通等修行之法，其经典浩瀚庞杂，单言中国当时翻译之典籍也很混乱，头绪众多。禅入中国之时便于佛教经义混为一谈，至南朝约宋时，印度和尚达摩来到中国，才露禅宗端倪，达摩是个勇敢而刻苦的和尚，公元5世纪，达摩仅一衣一钵一《大乘伽愣经》兴致冲冲来到中国南方见梁武帝，于是和这个以虔诚佛教徒自居的帝王上演了那场惊世骇俗的对话，皇帝想让和尚夸他一番，说，朕修了很多寺院来渡人，大师你看有没有公德？和尚斩钉截铁的说，没。皇帝又问为啥没。和尚说因为你有，所以你没。于是和尚离开了表现不佳的皇帝渡江北上，北上时露了一手，即乘着一片树叶子渡过滚滚黄河（此实子虚乌有，不是他自己吹嘘就是他的弟子们胡编）。

胡先生指出达摩在印度就是个另类，和别的和尚不同，他只信一本《大乘愣伽经》，鄙视其他经典。而这本经是当时愣伽岛，即今斯里兰卡的新教经典，此教只求面壁坐禅，即可得道，笔者窃以为面壁实是个好方法，这就好像我们睁着眼睛睡不着觉，闭眼一切皆黑就睡着一样，当睁眼一切皆白（墙壁自古几乎都是单一色白色）也可入大境界。因此，本着面壁大义来中国的达摩，对抗繁缛经典和严酷修行的中国佛教界是有希望的，虽然达摩和尚一开始就被梁武帝给打击了一下，但不要紧，在北方他的理论开始流行。

但达摩教毕竟还是个叫化子教（胡先生语），与好清谈又爱干净的士大夫不能相容（这些人常手持一把毛刷子刷灰尘），要知道在中国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根必须取得中国的士大夫或称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支持、参与才行。因此，禅之简易化运动还得进行。达摩的弟子们便陷入了“渐修”与“顿悟”之争，前者开始是正宗，秉承印度佛教苦修得道的要义，后者算是中国和尚的创作或加工，讲究猛然醒悟。顿悟派不强调苦修，当然要容易得多。佛教界最尊贵的明星惠能大师便是这一派的代表人，但六祖惠能却绝不是当时最耀眼的明星，最耀眼的是他的弟子七世纪的天才演说家神会和尚，此又是胡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是他的博学考证给予神会一个异常荣耀的地位。神会所干的大事可谓一场佛教的革命，胡先生用“神会北伐”来讲他的革命。老和尚神会单枪匹马北上（此时惠能早已在西方极乐世界多年，在人间他一直是寂寞的）以三寸不烂之舌多次与佛林大会击败群雄，宣称惠能才是真正的六宗，而不是正春风得意的北宗大和尚神秀，而惠能之顿悟大法才是我佛真经。神会当然激起北宗的反抗，北宗此时正受帝王之幸，故轻而易举就把老和尚神会逐出京城，罪名是“聚徒，疑萌不利”。后来天才神会靠卖和尚执照为安史乱后的军饷不足的唐军筹措经费，受到肃宗支持，允许他搭棚演说，于是顿悟派击败了渐修派，神会光荣的成了七祖，印度禅终于成中国的新玄学。

神会之后，禅学界就混乱开来，禅意众说纷纭，有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得道的，有喝酒吃肉呵佛骂祖的，有善于通过打人耳光说禅的等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禅离印度禅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简易了。

二、和尚说“佛曰‘不可说’”及和尚说谎

和尚马祖道一生活在公元八世纪，该和尚兼南北宗之长，既要渐修，又要顿悟。他的方法其实是最完善的。他的新法大义叫做“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声称扬眉，动目、哈欠、咳嗽等皆是佛事。因此说他最得“释迦捻花，迦叶微笑”之禅道并不过分。他善于搞一些古怪的方法教学生，如前所述的善打耳光者，即此人也。那是个有趣的故事，说有一学生问他，老师，何为西来意？他一本正经的说：“低声，近前来”，待那学生近前，就是“啪”的一记响亮耳光。此处，胡先生告诉我们，这和尚是要给学生一个谜中谜，叫其去渐修而顿悟。

在马祖那里语言也被简化掉了，此所谓禅机“不可说”。或“不说破”亦或“道不可告，告即不得”。笔者这样理解：佛性人皆有之，故不必向外驰求。以我心之顿悟，知禅之真谛，可得道亦可得非他者告知所比的快乐。只是这样去寻真理，若快就在瞬间，如慢却不知何年，就教学方法而言，风险大、难度高、不可广用。而且更多的人对其禅机不感兴趣，反对“佛曰不可说”应用的不错，当人们被一些疑难问题难住时，往往以佛祖之言“不可说”化解尴尬，并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深的模样。

佛家或禅师好曰“不可说”有时也非不说，他们喜欢“乱说”。即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麻三斤”。有弟子问大师“如何是禅？”大师言：“麻三斤”。莫名其妙，曾令朱子（朱熹）叹曰：“无道理，得穿凿”。又如僧问总印大师：“如何是三宝（佛法僧）？”答：“禾、麦、豆”。再如僧问云门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答：“胡饼”。此所谓禅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们不能去怀疑大师是否自己也不明白，问禅的前提是大师必知禅机，我们不可妄加怀疑，大师这些“话头”包含深意。它是在暗示你禅之真谛。至于大师是不是真的是在暗示你以及他暗示你何意我们无从得知。我们能做的也只好是按胡先生所教：如有人问你真理是何物？你就对他说：“轻声，近前来”，然后给他一耳光，如他怒目不解，你就说“佛曰不可说”或者干脆来个“麻三斤”。

佛家或禅师好曰“不可说”，有时也并非不说，他们常常说谎。首先，他们喜欢伪造经典。就拿天才演说家神会来说，胡适先生以其精湛的历史方法考证，他也是个伪作专家。在他的语录里，最善于伪造诸多故事。在上文我们已说过，他是个善于演讲的人，故事当然要动听，而且他还在佛事大会上说，禅宗传入中土之前，已在印度经历的十三代，而当时在中国的正统说法是二十八代，它的十三代自然是震慑力非凡，也可能他搞错了，但究竟有多少代，当时就说不清，现在就更无考了。而对于禅宗之圣经《坛经》胡先生认为是神会的天才之作。着实令人震惊。其次，“禅宗之大部经典之作，连那五套《传灯录》都是伪作”（胡适先生语），而学者们常爱引用的《全唐文》里的有关禅宗史料，也有许多假史料（参胡先生之《<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就对禅宗的整体评价而言，先生有惊人舆论，现录于下：

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作过贡献，但对我一直坚持的立场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重了，但这却是我的老实话。

对于胡先生之惊天之语，笔者以为要做如下理解：

首先，从学术上讲，这些考证似乎是难以驳倒的，但从宗教佛理上讲，他对禅宗的评价是令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固然，笔者也认为和尚们难逃装腔作势、弄虚作假之嫌，但不必因此否定禅宗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中国禅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有理性好思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加入说禅的行列，禅作为一门宗教的意义已经淡薄，而作为一门宇宙自然及生命体验的哲学的意义凸现出来，因此，考据禅宗经典的价值已不大，当然和尚们的虚无作风也将被科学抹杀。至于那些还热心于宗教的大师们，也无须听到胡先生之语而懊恼不已，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宗教和学术是两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进涅磐就进涅磐，做和尚、进涅磐又不是考博士，搞研究，管他是么《传灯录》、《点灯录》！

三、禅之于中国文化的“害”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究竟带给中国设么？这显然是个大的可怕的问题，而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向来被人和儒、道并称，构成拉动中国文化发展的三驾马车。禅宗的发展不仅使其他佛教宗派黯然失色，甚至大有取代一切宗派，使禅宗与中国佛教划等号之势。然而其负面影响也随着其势力的增长而增长，至今常受指责。其中胡先生的评价依旧是最惊人的，他在《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一文中说：佛教入中国开启了一个“中国的印度化时期，是中国国民生活史上一个大大的不幸”，如真如其言，的确是件悲哀的大事。不过笔者窃以外胡先生此言有些不妥。

首先我们不要高估印度禅的魅力，如前所述，印度禅扎根于中国是经过一个被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本土的道家的思想对禅的发展影响颇大，甚至也融入了儒家伦理思想以及中国宗法社会的诸多规则，使得这一外来的宗教彻底的成了中国人的新玄学。其次，在士大夫阶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禅是一项时髦的学问，进而也影响到民间生活，但禅之深奥是非民间俗人所能悟得，禅对于民间之影响也只能是不自觉地对语言、习俗等方面的改造，他对早早结构化了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儒家尤其是经朱熹等理学家的改造后的新儒学。但禅宗确实给我们的社会及文化带来了诸多负面的效应，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劣根性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影响。现谈几点请指正。

一，禅开始盛行于中国，转嫁了魏晋南北长时期好空谈、不务实际的流毒，使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忽视实验科学之钻研，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诸多无意的空谈之上。同时给一批无真才实学的人提供了一项最优雅的寄生骗术，玷污了学术纯洁。

二，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前，佛教，主要是禅宗，曾一度受到帝王的偏爱，他们广造佛寺，大兴佛事，以为在普度众生，其实不但耗资巨大，更愚弄了下层民众，也是间接的鼓动他们不务正业，田产荒废，而国家丧失兵源和劳力。

三，就禅宗本身而言，很多僧人热心于对谁是正统的争执，并为此不惜伪造经书，制造神化迷信；有的甚至为禅在印度经历几代而争吵不断；有的则疯巅痴狂，胡言乱语；有的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就其经典教义而言，很多虚无理论，不仅不能使人从中获得哲学上的体会，也不能像儒家学说那样经世致用，反把中国原本建构的理性的认知世界搞的一团糟。

结论

总之，胡适先生以历史学之方法对禅宗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著作中指出的禅之简易化运动、神会的作用、以及对禅义的阐释和对禅宗的整体评价与批评，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对于那些相当严厉的指责，我们也应理智的对待。鉴于中国禅的宗教研究、哲学研究处于相对于国际的渐加重视而国内一直低迷的状况，重新研究中国禅的拓荒者胡适大师的著作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笔者真诚希望中国禅将作为一种为人类谋求诗意栖居的哲学而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本文题目：当历史学者遇上禅师，所揭示的是怎样的情景，我想，现已不必再说，至少我们知道那必是有些尴尬的。因此，在文章最后，我虽不才，也附小诗一首，献给胡先生，中国禅以及禅师们。

学者挟经见，禅师嗔言他。

若问禅何物，禅是一朵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