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题记

1968年11月15日是我们动身去皖南山区插队的日子。一大早，学校门口便热闹起来，一套锣鼓在不停的敲着，吸引了许多驻足观看的市民。六辆解放牌卡车蒙着帆布蓬一溜排着。车身上都贴着红纸写的大标语：“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闹革命。”十多位老师满头大汗的在喊着学生的名字和车号，家长们则帮着学生把行李往卡车上装。因为是首批，欢送仪式由所在学校组织。远不如后来全市性的声势浩大了。校长站在一个桌子上致词，下面则是父母亲友们在千叮咛万嘱咐。简单的欢送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学生们，不，应该说知青们爬上卡车，向车下的亲人们挥手告别，向母校告别，向生活了十七、八个年头的省城告别。锣鼓又敲起来了，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的向城外驶去。车下响着口号声，车上在零落的应和。更多的人在拭泪，在向车下的亲人、老师挥手告别。转眼间，卡车驶上了公路并开始加速，熟悉的城市在渐渐的远去。

车在公路上颠簸着，大家也安静下来了，坐在堆的小山一样的背包上各自想着心事。我和哥哥乘坐的是3号车。哥哥大我一岁，在同一所中学读书，都符合下放条件。（只要不是独子，下放是无条件的。）为了相互有个照应，和学校说好，我们分在同一个插队小组。早晨5点钟，母亲就喊我们起床，并为我和哥哥各下了一大碗面条，催促我们赶紧吃掉。我们大口的吃着，每人碗里都翻出了三个荷包蛋。母亲在一旁看着，眼里闪现着泪花。父亲则一声不吭的坐在一旁抽烟。我们家里就四口人，父亲当时身为走资派还没解放，一条腿因股骨骨折未愈拄着拐杖，就这样，每天还要接受批判和参加劳动。母亲患肺结核还在病休，得糖尿病也有多年了。原来家里一直请保姆的，文革开始后就不准了。我们走后，他们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七点钟，我们兄弟俩背着背包，拎着家里仅有的两口箱子，出门了。母亲送我们到校门口，父亲腿脚不便，只在楼上挥了挥手。当时填下放志愿时选择皖南，家里是考虑皖南农村富足一些，我们可以吃饱肚子。但山区的生活到底怎样？我们是否还能回城？患病的父母今后谁来照顾？一切都是未知数。想到这里，再看看哥哥同样茫然的眼神，我的心里不禁酸酸的。

车子开行一段时间后，大家纷纷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以前有个叫邢燕子的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干革命。现在，我们和她当年一样吗？”有人没话找话的问道。这下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当然一样！”初三的刘敏坐在背包山的最高处，一甩齐耳的短发，肯定的说。“毛主[xi]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邢燕子他们是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一样。”她的好朋友李珊附和着。“我说不一样！”膀大腰圆的谢正发摘下头上的军帽反对着。那个年月，学生穿军装是很时髦的。“邢燕子是自愿下去的，我们呢？是被赶下去的。”“谢正发，你反动！”刘敏嚷了起来。文革初期，她是省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小头头。而谢正发当时是黑七类子女，因为他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兵。“怎么？你又来‘保皇派’那一套？！你再革命还不是跟我一样去‘修地球’？”“算了算了。都少说一句吧。”“现在我们都同病相怜了，吵什么呢？”大家纷纷劝说着。其实，多数人从心里赞成谢正发的观点。

“还记得大串连吗？”哥哥的一句话又引起了满车人的兴趣。于是大家比起了谁去的地方多，谁花得钱少。最后，外号叫“大老包”的谢玉传获得了第一。他口袋里只有五元钱，除了西藏和台湾没去外，其他的省会城市都跑遍了。“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凭学生证借钱和粮票。到底借了多少，我也记不得了。后来复课时，学校根据各地的通知要我还。我根本不承认。”说完，他十分得意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听的人也九分得意的跟着笑了起来。唉，那时国家钱财浪费的多了去了。大家又聊起了“破四旧”；聊起了批斗老师；聊起了两派武斗。“还记得王建华吗？以前多老实本份，全市青少年长跑冠军。武斗拿着把三八刺刀追好派的青少年百米冠军，结果追上后捅了一刀在大腿上，戳断了股动脉，对方流血过多死了。他现在还关在牢里，还不知要判多少年呢。”王孝堂的叙说让大家心里沉甸甸的。“所以，我们是一年香，二年臭，三年下乡修地球。”谢玉传感慨的总结到。

是的，文革刚开始，红卫兵多吃香啊，根正苗红的才能当上红卫兵。整天不用上课，到地富反坏右家里去“破四旧”；写大字报；散发传单；开问题老师的批判会。我们弟兄俩还一起被选到北京接受毛主[xi]的检阅。我们那个城市是包拯的故乡。包公祠也成了我们“破四旧”的对象。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塑像被砸碎，包公的塑像被推到包河里。后来造反了，武斗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打起来了。开始是宽皮带、匕首，后来是枪、炮、手榴弹。闹的我们这个省会城市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再后来军管了。工人复工，学生复课，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但是我们不毕业，新生就进不来。我们毕业了又无法就业，只有下农村这条路了。有的学生表决心，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是不是一辈子？谁又知道呢？

大家议论的热火朝天的，惟有个白净的身影缩在角落里不说话。“小少爷，干什么呢？”一个叫崔学斌的推了推他。他抬起头，满脸的泪痕。“呦，这是怎么啦？”“哎，我这一走，我外婆肯定要生病了。她是最疼我的。”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小少爷”叫马小平，平时娇生惯养，细皮嫩肉的，所以得了这个外号。因为还有个妹妹，所以尽管他是家里三代单传的宝贝疙瘩，还是要到农村去。在校门口上车时，他的父母亲、五个舅舅、舅妈、表弟表妹一共十七口都来了，是送别队伍中最庞大的亲友团。“这么大个子的男子汉，淌什么猫尿？没出息。”长的五大三粗的计世东听的不耐烦了。他家里是拉黄包车的，兄弟姐妹五人。母亲在电影院门口卖茶水和瓜子。生活十分窘迫。本来他父亲要求学校让三个大的一起下，说要给家里减轻负担。因为老大是社会青年，老三小学才毕业，只有他一个人符合条件。为此，他父亲还差点和学校吵了起来。吃惯苦的他看到马小平总是觉得不顺眼。“离家远行，前途未卜，谁心里好受啊？算了，算了。”哥哥出来打圆场了。他是团支部委员，校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在学生中还有些威信。再说，“小少爷”就分在我们这个插队小组，他这个组长还是要帮组员讲话的。

大家又都静了下来，不少人靠在背包上打起盹来。卡车继续往目的地行进，因为雨篷挡住了两旁的视线，我们的目光只能往后看。这时快到江边了，拉土拉沙的卡车也多了起来。灰尘弥漫处，路边的白杨树摇曳着枝叶不停的向后倒去。每当有卡车交汇过去，卷起的尘土便向车厢里刮来，呛的女生们直咳嗽。“快放下帘子。”一片嚷嚷声中，帆布帘子挡住了唯一的视角。车厢里顿时漆黑一团。好在已是晚秋了，天气凉爽，否则，二十多人捂在车里还不闷死？“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宽阔地马路上尘土飞扬，让我们拉起手跳起舞吧，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这是一首前苏联的青年歌曲，四三拍子，活泼欢快，节奏感强，歌词也符合当时的境况。也不知是谁起的头，起初只有一两个人唱，后来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是的，今后身在异乡，同学的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啊。接着我们又唱起了《我们青年人有颗火热的心》《毕业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便合唱起来。歌声让我们忘记了烦恼，忘记了旅途疲劳。大家的心似乎贴近了。

中午时分，卡车开到了长江边上。我们掀开帘子纷纷跳下车来，不大的码头上，顿时站满了人。我们大口呼吸着略带腥味的江风，顿感神清气爽。等渡轮的空间，带队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有的找地方方便去了，有的站在江边看风景，顺便舒展浑身酸疼的筋骨。有的拿出带来的干粮，在路边买杯茶就吃了起来。我们都按学校通知带了午饭。那个年头，好点的无非是面包、饼干，差些的是烙饼。计世东带的最差，是两个煮熟的山芋。不少人第一次看到长江，十分新鲜。看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和对岸模糊的景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在大串联时经这里到南京，早已见过长江的雄姿。问码头的服务员，得知到目的地还有大半的路程。在渡轮上，我和哥哥吃了带来的饼干，又从公用茶桶里舀水喝了个饱。

渡轮到了对岸，我们又爬上卡车，继续乏味的疲劳旅行。因为前方在修路，卡车便沿着江堤上的土路颠簸着往前开。我们就象装在车厢里的货物，左右摇晃着，上下跳跃着，五脏六腑都差点移了位。约3公里路颠下来，不少人开始把头伸出车外呕吐起来。听到一片“哇哇”的干呕声，我的肠胃也开始翻腾。我吃了块糖想压一下，谁知适得其反，胃酸开始往上涌，“哇”的一声，我也加入了呕吐帮。其他车上人的境遇也和我们一样。倒完了胃内容，一个个都昏昏欲睡，但车还在土路上颠簸着。我的胃再次翻腾起来，只是除了酸水已没有其他东西了。终于，卡车开上了平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一个个东倒西歪的睡着了。

有人抽起烟来。女同学开始还反对，后来实在太乏，也就听之任之了。我抬头看了一下，抽烟的是崔学斌、“大老包”谢玉传和计世东他们几个。他们抽的是在码头上花一角二分钱买的手制卷烟，俗称“白纸包”。因为正品烟是要凭烟票供应的。偶尔吸口烟，这在那时的知青中是比较流行的。崔学斌看见我醒了，就扔过来一支。“大老包”递过烟屁股让我点着了，便顺手把烟屁股从帆布缝里丢了出去。几个人边抽边说些闲话。我喷了口烟对他们说：“我查了地图，我们的目的地距四大佛山之一的九华山很近哦。”“那我们去九华山玩不是很方便吗？”他们一下子来了兴趣，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破四旧’还不知道把庙都拆了没有。”“不管怎么样，我们也算到佛山走了一趟。”“但愿我们能沾点仙气，保佑我们早点回城。”后来我们真的上了九华山，满山的寺庙空空荡荡，只有化城寺里有一个住持，一个沙弥，一个打火烧饭的和尚。其余的和尚尼姑都并入佛教大队种地去了，听说有不少还了俗。化城寺的住持自称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因愤世嫉俗遁入空门。他对知青们都很客气，知青们因为他的知识渊博也很尊重他。他给我们展示了九华山的三件宝贝。一是戈湘岚的《八骏图》。图上的头马，无论你站在哪个方向，它的眼睛总是在看着你。二是红色的灵芝。是他在九华山天台峰顶上采得的，十分珍贵。三是欧洲人送的金属钟，可以放在手心里。不知内掺了何种稀有金属，分量非常轻。但敲起来，声音的穿透力却很强。据说夜深时，整个九华街都可以听到清脆的敲钟声。1999年我重上九华山，在化城寺展览馆还见到过这些宝贝。只是住持早已作古了。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突然，我们闻到了烟味，是什么东西烧糊的味道，而且烟越来越大，女生们尖叫起来，大家慌作一团。我们赶紧敲打驾驶室的窗户直喊：“快停车！”。卡车猛的停住了。大家争先恐后的跳下车，只见背包堆上浓烟滚滚，不一会冒出了火苗。带队老师跳上车把背包一个个扔了下来，浓烟呛的他直咳嗽。我们见状也爬上车帮忙扔，终于把那个着火的背包找了出来，用路边的塘水浇熄了。背包外面烧了个大洞，里面的洞更大。分明是烟头落在背包上阴燃后起火的。“大老包”一看是自己的背包，虎着脸问道，“谁干的？”我们几个抽烟的面面相觑，作声不得。我站出来说：“肯定是谁把烟头扔出去又被风刮进来了。”“我们的烟头都是从车屁股扔出去的，是顺风，不可能吹回来。只有从边上扔的有这个可能。”谁从边上扔的呢？只有“大老包”扔过一次。“大老包”想了想不做声了。大家重新把背包装上车，向着目的地继续前进。带队老师临上车反复交代，在车上绝对不准抽烟。都差点出事，我们谁敢啊？一路上“大老包”一直闷闷的不说话。我们知道，他家里也困难，被子烧了，冬天盖什么呢？

“看，进山了！”刘敏兴奋的叫了起来。我们从车后望出去，远处的山开始连绵不断了。近处的松树和竹子也成了林。尽管是十一月中旬了，路边的灌木、小草仍然绿意难消。白云缭绕在山间，梯田层层叠叠。空气中散发着泥土的气息，黑瓦白墙的农舍冒着炊烟。能看见鸡鸭等家禽，也能听见牛哞狗吠。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氛围里的人突然来到了大自然，那份欣喜是难以名状的。我们感到了一种活力，一份冲动。“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xi]的话是有生活阅历的。

当太阳落到了大山的背后，漫天白云燃烧成了通红的晚霞，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青阳县红旗公社。当我们跳下车来掸去满身的尘土，环顾四周时，满目皆是夕阳下层林尽染的秋景。只是天变小了许多。说是四百多公里的路，竟然跑了近十个小时，真是望山跑死马呀。没有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只有秘书在公社大院里等我们。看着几只饭桶和几大盆蔬菜，饥肠碌碌的我们赶紧每人取两个大土碗，让食堂大师傅打满了，蹲在墙角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引来许多当地的小孩在一旁看热闹。吃罢饭，我和崔学斌几个人凑了十块钱，交到了“大老包”手里，让他买床被子。“大老包”死活不收，说祸是自己惹的。我们一起说，今后我们互相帮忙的事多着呢，谁让我们同命相连呢？当天晚上，我们睡在公社礼堂的地上，身下是厚厚的散发着清香的稻草。今后前途如何？我们在梦乡里呓语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