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与生命线”系列

校长之死

校长死于2000年8月的一场车祸。车载一干人经过深圳河大桥，突然驶离正道，直入河心。校长和另外两人当即死亡，余者皆受重伤。教委为他举行追悼会那天，我没有到场，只在此后不久，将他曾经借我的一笔钱还给他的遗孀。

此前半年，校长陪同教委的人一道找我，说是已经开除我的公职，我不再是中学教师。教委的人宣布完通知，掉头就走。校长则留下来，极力想要表达抚慰之意。我呵呵一笑，说我两年前就不领学校工资了，开不开除都是一样，你要有空我就陪你好生玩玩。我带他到滨河公园的茶肆坐定，另叫两人来一齐玩牌。他虽然输了好几把，但他很开心，因为我并不伤感，他并不需要劝导，他还从此放下一肩沉重的负担。

这负担不只是我，还有另一人。我们一同持守某种信念，并不向任何力量屈服。开始校长也感兴趣，还嘱咐他在美国的女儿一定学着我们，重善积德而敬天畏命。我们是学校的一道风景，平和、宁静、睿智而富有朝气。稍后我独立兴学，校长还借出一笔钱来支持。

后来事情却起了变化。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不再可以轻易提及，真正的信仰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校长陡然面临黑云压顶、万般艰难的选择。一些人暂时顺遂了形势，我和另一人则持续表达坚决的态度，并且毅然决然有了特立独行的作为。校长颜面不保，不啻全校的奖金泡了汤，学校还遭遇巨额罚款。

校长知道我们既无错失，更无罪过，但他仍旧封存我的几乎全部财物，克扣学校本该付我的大额现金。接着，他张罗不少人泡制我们的所谓罪状，而后极力鼓动教委将我们开除。开除当日，另一人被他们直接送回父母所在的老家；而后他的妻子与他离婚，他五岁的女儿流落无着。

校长和我玩牌的时候，绝口不提我被开除的原因。他和我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那事压根儿与我们无关。回去后他还经常给我打电话，道是借他的钱不用着急还，如果我有什么难处，尽管向他开口。他一直有个小金库，直到前不久被举报，教委将金库现金没收，他才被迫道歉与认错。

校长中等身高，微胖，显得雍容浑厚，像是该得福报的样子。治校虽是无方，却也不走激烈冒进的道路，算是维护了不少人的利益。以至有人询问：他也算是老好人一个，何故不幸凶死？

我不想说他是因为某些是非而遭报应。但我必须总结其教训，以便更多人们明白：人所认为的好人，只是人所认为的标准，而非上天与诸神认可的标准；三尺头上有神灵，人的任何善恶，无不尽在恢恢天网的关注之中；人如心无信仰，或者背叛信仰，甚至盲从诽谤、敌视、打压神圣信仰，绝对危险之至；一切凶死、暴亡、不得善终的生命，都不可能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必将遭遇身后更多惨景，直到偿清其全部罪责。

校长和许多人一样是个悲剧。他们的人生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有身体，没有灵魂；只有生活，没有信仰；只有人云亦云，没有独立判断；只有沦作牺牲，很难寻得解脱。他们看似干了一辈子活计，似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实则工作也仅仅只是工作，往往还将许多人命与人心伤害。他们看似活得勤勉踏实、衣食无忧、与世无争，实则空虚落寞、蝇营狗苟、争较处处。他们当然可以掩饰一时，但在天灾人祸面前，一切都会从结果中暴露。

结果若非大忠而遭奸佞迫害，必因大恶而遇天谴。大恶不仅仅表现为烧杀抢掠，尤其表现为辱神、悖天、诛心、洗脑与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校长的个人悲剧在于，他以为掩人耳目即能掩没某种勾当，他以为在群体言谎时代个体就必须言谎，他以为在暴力纵横时代个体就必须仆从，他以为持守信念的人也和他一般无足轻重。直到九泉路上，他才可能明白，和他做了一样事情的两个人，也和他一同死于这场车祸。

想一想啊，两千年来犹太人为何多灾多难？一则因为他们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二者因为他们违背了先知摩西定下的戒律。还可以想一想，汶川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人们，究竟有过怎样的信念背景或心灵抉择？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们，如果他不明不白猝死，是不是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对死者表达悼念，出于生者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对死亡的畏惧。但被悼念或隆重悼念的死者，却未必去了人们所希望他去的地方。像余秋雨转述某佛学大师所论，地震死去的孩子因为十几亿人默哀，都能成为菩萨，纯系无耻、无稽谰言。至于王兆山所述，死了的人们还想墓前有个电视机好看奥运，更是荒谬绝伦的罪恶设想。

校长之死，只是一个小人物之死。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某一庞大群体同灭于某一瞬间，那必牵涉更大天地、更大家国、更大观念、更大作为的是非、正邪与善恶。

2008-6-25

-全文完-